2002年， 杜聪和高耀洁医生在河南
如果问你，高耀洁，张国荣，梅艳芳， 白先勇，有什么共同点？
其中一个答案就是， 他们都是杜聪的朋友。
下面这些文字，是智行基金会的创办人杜聪2018年口述，2019年成为一篇微信文章，当年有很多传播。智行在中国内地的工作于2002年起步，最初向127名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提供助学支持。至今基金会累计支出超7亿元人民元，从最初帮扶一个村到现在服务地域遍及全国28个省份；累计资助服务超43,000名困境孩子，持续推动受助群体从“受助”、“自助”到“助人”的转变。
2026/8/25日亚洲晚上， 8/25日美国早上的时间， 我和杜聪会见面，做一次对谈。讲讲他这将近三十年的路， 面对的那些常人无法想象的困境，内心的痛苦，和作出的选择。
下面链接可以预约直播。墙内的朋友们可以ZOOM参加。信息在文末海报上。
杜聪的故事 （口述于2018年）
我今年五十多岁了,开始做智行基金会的时候才三十出头。我没有结婚,但是我儿孙满堂,拥有 23000 多个孩子,如今孙子孙女也一大群了。
这种成就感和满足感,金钱买不到,令我觉得一生没白过,死而无憾。
2002 年初的那个冬天,寒风像刀一样割在脸上,我跟着“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老师到河南一个艾滋病村,走进一间间低矮破败的房屋,眼睁睁看着里面绝望而痛苦挣扎着的生命,亲眼目睹艾滋病村触目惊心的惨状。我就知道,我的人生被改变了。
这是一个和我的生活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上吊身亡的农妇已经死去多日,而她两岁半的孩子正哭喊着“下来!下来!”饿得发慌的孩子有些哭不动,就用嘴啃噬着母亲的后脚跟。身亡的农妇和她的孩子都患有艾滋
这个孩子的父母都死于艾滋病
一个瘦小的男孩,吃力地推着木头车,带他患有艾滋病的父亲去晒太阳。
一个妇女坐在床上无助地哭泣,地上铺了几个麻袋几件破衣服,上面躺着赤身裸体,骨瘦如柴,濒临死亡的患病孩子......
好多好多个村子,都是这样的情况,每 10 个成年人中就有 4-6 个感染了艾滋病——阴暗破陋的房屋,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年轻身体,伴随着疱疹、痔疮、腹泻及发烧......还有感染者因为绝望而自杀!
我站在那个充满着贫穷和苦难的村庄里,想起了电影《辛德勒的名单》里这样一个镜头:商人辛德勒站在山上,看见山下无数正遭纳粹军队凌辱的犹太人,内心无比触动。
我看到很多与我几乎同龄的农民。他们和我一样聪明,只是因为出生在贫穷的地方,所以命运和我完全不同。我意识到,很多东西的得来,并不是因为你有多聪明,而是因为你幸运。我觉得应该用自己的幸运,去帮助比我不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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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香港出生,14 岁跟着父母移民美国。18 岁那年,我以全年级第二名(一个年级 600 多人)从美国三藩市高中毕业,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到哈佛大学读完硕士,我进入华尔街投行工作,27 岁任瑞士银行的联席董事。29 岁,我在法国一家瑞士银行做副总裁,年薪百万美元。
我的梦想是成为华尔街最出色的银行家。
公司有四架私人飞机,平常出差可以乘坐,上下班有豪华专车接送。我工作第一年就在纽约买了房子。每天出入各种名利场所,财富地位都不缺,人生一路顺风顺水。
虽然我没有在内地长大,但我十六七岁时就已经一个人走过内地很多地方。在哈佛大学,我师从儒学家杜维明,待得最多的就是燕京图书馆,我非常热爱中华传统文化。
1995 年,我被银行派驻香港,经常要到内地来洽谈投资项目。因为我的高中老师死于艾滋病,我一直关注艾滋病,但让我惊讶的是,内地很多人连“艾滋病”这三个字都没听说过!
1998 年,我拿着 100 元港币在香港开了一个银行账户,注册了“香港智行基金会”,开始在内地和香港做一些艾滋病预防宣传和安全套发放工作,用业余时间参加政府和联合国举办的一些艾滋病工作会议。
“智行”的意思是,把智慧付诸于行动,去帮助人。如果光有智慧,没有慈悲,不去帮助人,智慧就白白浪费了。如果你的智慧只是为自己一个人所用,那也不是大智慧,那是很自私的行为。2001 年下半年,我在北京参加一个艾滋病研讨会议,遇到来北京看病的河南父子俩,经老家的医生诊断,他俩得了艾滋病。
一问他们家里的情况,我就很好奇,在那么偏僻的农村,没有红灯区、也没有商业性行为,也不可能吸食毒品,怎么会有艾滋病?他俩却说“村里很多人都得了这病,很多人都死了......”听到他们说村子里的人都卖血,我才知道怎么回事。
2002 年 1 月,我和大陆“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老师,第一次去了父子俩所在的河南某艾滋病村。我看到一个奶奶抱着两个孙子,小哥俩骨瘦如柴,都感染了艾滋,孩子的父母已因艾滋病去世。奶奶跟我说:“等我两个孩子都走了,我也该走了。”
我还见到一个因患艾滋病死在家里的人,没有人敢进去抬他的尸体;有一个小孩在屋子里跟着死去的爸爸,饿了两天,大家都怕接近这个孩子,怕会带来噩运......即使是健康的孩子,也因为家庭的贫穷辍学在家,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我看到的是巨大的苦难,我们同生为人,我无法转过头去。走访完艾滋病家庭,连续失眠几天之后,我决定从艾滋遗孤入手。我想,再过 20 年,爷爷奶奶那一代人,会慢慢地自然死亡,卖血的青壮年,会因艾滋病离开。农村唯一的希望,只有靠这些孩子了。
这些孩子从出生起就被异样的眼光包围,他们内心受到的创伤无法评估,我要去关心他们,让他们知道,每个生命都是有尊严的。我要帮助他们考上大学、走上正道,变成一个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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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祖籍广东,曾祖父时举家搬迁到上海做生意。虽然祖父是富二代,依然学习很刻苦,考进
了上海交通大学。我的家训是:不管贫穷还是富有,对后代、对孩子来说,排在第一位的事就是接受教育。只要一场战争或一场天灾人祸,财产再多都会灰飞烟灭,但受过的教育和学到的技能是任何人都拿不走的,这才是孩子受益终生的财富。当时祖父可能也没想到,这条家训的价值这么快就得到了验证。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被日军攻陷,我们一家先搬回了广州,很快广州也没守住,我们又逃难到香港。都是一穷二白的难民,没文化的人就只能靠体力谋生,甚至体力活也找不到。我祖父是大学毕业,还会英语,很快就找到了工作,在香港重建家园。
当我第一次来到河南艾滋病村,面对这么庞大的艾滋病群体,我就下定决心帮助艾滋孤儿读书、接受教育,让他们的人生可以自立,也是受到杜家家训的影响。
这个世界少了一个银行家,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这些艾滋孤儿没人帮,他们未来的命运,只能是一代代悲苦的轮回。我决定放弃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救助艾滋遗孤的行动中。
除了妈妈苦口婆心地劝我,还有更多的人说我傻,很笨。他们觉得我疯了,大好的前程不要,却让自己陷入可怕的艾滋病泥沼。但也有很多做金融的朋友和同事,尊重和支持我的选择,觉得金融圈子里能有人去做这样的事,值得敬佩。我妹妹也很支持我,对我很照顾,知道我平时比较忙,我的衣服都是她帮我买的。
我之所以那么决绝地辞职来做这件事,除了强烈地感觉到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现实困难。募集不到资金,前两个学期的助学金都是我拿出的个人积蓄。
为了保护孩子们的隐私,我连最基本的善款去向公开、使用透明都没法做。不能公开受助人信息,也不能说这些人在哪里,没有资助名单、没有贫困证明、没有学费发票或收据......筹款的难度可想而知,只能靠大家对我个人的信任,相当于你把钱捐给我,只是你信任我去做善事了。那真是很艰难的一段时光,我自己的钱花光了,全靠金融界的朋友毫无怨言慷慨解囊。
当地政府觉得,我这样一个华侨过来帮忙,肯定是有动机的,要么是来传教宣传西方文化,要么是来骗钱的。刚到河南时,飞车跟踪、礼貌驱逐、悬赏缉拿等都遇到过。只要政府得到“线报”,马上就会派工作人员出来拦截,把我们堵在村里,然后送我们到县城。有时也会跟我们礼貌地说,“艾滋病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你们的好意,别再来了。”然后就送我们上车,礼送出境!
刚开始的大半年,我几乎都是和当地政府在打游击战,刚被他们撵出来,看他们走远了,我就想办法再回去。有时候是在农民的带领下去寻找孩子。有时候则是通过当地学校与孩子取得联系。或者和村医联系,村里谁发病,村医一定知道。
有一些官员很善良,他们也想解决问题,除了摩擦,也有交流,还有观察。有一个县,我前两次去都被送上大巴赶出境,到了第三次他们才接受我们过去发放物资,同意在他们的监督下开展工作。
我能一直坚持到今天,无论遇到什么阻挠都没有放弃,得益于我在银行积累的经验:永远要懂得换位思考,永远站在客户的立场,懂得如何满足对方的要求。为了做成某件事,愿意用尽所有角度探索问题的症结所在,直到目标达成一致。
哪怕今天谈不成,我保持一个友好关系,下星期再来谈,直到双方互相妥协。后来跟官员打交道较多了,他们说:“杜老师啊,以前你来时,我们对你有冒犯,是因为我们不相信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人,居然会完全无所图、不求回报地去做好事。”
2003 年,“非典”疫情爆发,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很多务实派官员来处理流行病的问题。从此
以后,智行基金在河南、安徽等地的身份终于公开获得了承认,再也不用偷偷摸摸、东躲西藏地开展工作了。我们在艾滋病村资助的孩子第一年 127 个,第二年 200 个,现在已经资助 23000 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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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办智行基金会之前,我曾跟着香港一个公益组织来内地发放过助学金。我拿着能资助50 个孩子的助学金,却发现那里有 70 个孩子需要帮助。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他们会在资助人面前斗穷、斗惨、斗可怜。
所以去河南艾滋病村之前,我就想好了,那些孩子已经够惨了,不用他们再通过斗穷、斗惨来获得帮助。我到第一个村子,就跟他们说,不设限额,只要符合“艾滋病孤儿”这个客观标准,我就有足够的钱保证这个村的每一个艾滋遗孤都能受到资助。
这个原则一直沿用到现在,如果我们新开发一个项目,也绝不会提前预设名额。从那时起,我还给自己立了个规矩:我本人必须跟每一个智行资助的孩子见一面,到每一个孩子家里去家访。
2005 年开始,改为跟资助的大学生见面,现在一年资助 300 多名大学生,每一个我都会跟他们面对面交流。很多孩子后来都跟我说,我的谈话让他终生难忘。
我是跟恒生银行的创办人何先生学的,他们有一个发放奖学金的基金会,对受助人来说这是一笔巨大的款项,但他们最难忘的,其实是在去哈佛前,何先生与基金会主席亲自与他们一起吃午餐。他们觉得很受重视,也倍受鼓舞,更不会辜负基金会的期望。
所以无论我有多忙,也会亲自跟他们见面聊天,了解他们的兴趣爱好,关心他们父母的情况以及艾滋病对家庭的影响,家里有无需要资助的弟弟妹妹等。
我想让孩子们不仅仅是得到金钱的救助,还要让他们感受到,除了物质帮助以外的人文关怀和精神力量。
2007 年开始,智行跟德鲁克合作开展为期 6 天的创业培训班,已经累计办了十多届。大学毕业后想回家创业的,我们可以提供小额贷款,如果愿意读硕士、博士的,智行也愿意供读到底。
为了让那些已经走出大学校园的艾滋孤儿更好地成长,我还成立了一个私董会,组织他们每年聚会三到五次,我有时间都会尽量参加。私董会就像一个 CEO 的综合教练,教给他们如何克服困难,面对挫折,树立自信,以及如何去服务社会。
清明节带孩子去拜祭他们的父母,以前答应了父母照顾孩子,我总算没有辜负他们。
很多孩子的父母都因为艾滋病去世了,我就是他们的亲人,他们的“爸爸”,每一个孩子,我都不能只是资助他们,我必须陪伴他们一路走下去,看着他们长大,结婚生子,帮助他们在事业、爱情、人生和家庭等方面更好地发展,有一个更快乐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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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帮了那些在学习上有天赋的孩子,对于不想读书的艾滋遗孤我也不能不管,“海上青焙坊”是智行与上海慈善基金会合作的项目,专门为来自困难家庭的 17 岁至 23 岁的中国青年提供无偿法式烘焙培训。
我们在上海南京西路注册成立了 village127 法式面包坊,除了为“海上青焙坊”学员提供就业,赚取的利润三分之一做助学,三分之一支持海上青焙坊,剩下三分之一用于 village127自身发展。现在已经培养了两百多位西点面包师。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河南农村我们还有一家环保袋厂。曾经有一家爱心企业捐助了二十万元,如果分给每个家庭,一下就花光了。农村有很多艾滋病妇女,她们干不了农活,也不能外出打工,我想让她们能自力更生,有尊严地活着。
所以,我把爱心企业捐助的二十万建了一家环保袋加工厂,让她们通过自己的双手自食其力,这对她们的家庭,她们自己的生命品质提升都意义重大。这家小厂解决了十多个艾滋妇女的就业问题,她们觉得比领救济金更有尊严,自己更有存在的价值。
十多年前,我们最初资助的大学生,陆续毕业了。有人说:“你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没必要再去管他们了。”其实这才是我们新关系的开始,以前是我们照顾他们,那他们大学毕业了,我还得继续培养他们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让他们去帮助更多的人。社会也应让受助过的人出来,为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公益服务。
第一,有这么多社会资源帮他们走出了困境、脱离了阴影,他们应该站出来现身说法帮帮其他人,这也是履行社会责任;
第二,只有他们的内心愿意面对真实的自己,面对过往的经历,才算真正的强大。我才放心。我告诉孩子们:不要害怕别人的歧视,你们要克服自己的心魔,内心强大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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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是智行最有创造力的一年,也是工作进展最大的一年,我个人却在这一年走进了
精神状态的谷底。我每天不是在农村一户户走访,就是在开会、募捐或演讲......在这些工作的间隙,还要面试学生、接受采访、参加孩子们的活动,每天从早上八点一直忙到凌晨 3 点左右休息......
每天都是这样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没有喘息。以前我做的都是几十个亿的项目,现在不得不为了让大家捐几十,一百地到处奔走、演讲。我得忍受生活环境的巨大落差和不习惯。每次进村走访、发放助学金和物资都要好几天,不得不住在村民家或路边小旅店里。
在河南农村,我人生第一次见识并用了蹲坑这样的厕所,特别是排大便时,我蹲在那里,就有两条狗在我后面等着,我刚拉出来,它们就会凑上来抢食,我就会觉得很别扭、也不安全,只好挪动下,它们吃完会马上跟过来再抢,我就只能再挪动......
那边很多厨房和厕所都是挨着的,苍蝇刚踩过大便马上又来踩食品,细菌、病毒很容易传播。我经常会教育孩子们,大便前后要洗手,现在我还编排了很多生理卫生课,给他们远程视频教学。
2004 年上半年张国荣自杀,年底梅艳芳也走了,他俩都是我的朋友,也是智行的支持者,参与了智行的很多活动。我好像也开始徘徊在抑郁症的边缘。
我做的家访太多,看到的惨剧实在太惨了,有时我觉得自己就是个艾滋孤儿,他们经历的苦难就像发生在我身上一样。慢慢累积了很多负能量,那时的照片我没有笑容,经常会变得很愤怒,并握紧拳头。我开始怀疑人生,经常在睡觉时做噩梦,半夜无缘无故地哭着醒来。
以前从来不会为钱发愁,现在总是为钱发愁,孩子们的学费常常没有着落。中国的艾滋遗孤有几十万,我感觉自己的力量太过渺小,救不完。我开始失眠,暴饮暴食折磨自己。
我觉得人生很乏味,就像一场牌局,已经知道胜负,或者明白知道哪几种结局,可预见已经没惊喜了......我不停地问自己,怎么办,怎么办?
那时,还有一个写南京大屠杀的作家,叫张纯如,住在美国,因为写南京大屠杀时代入感太强了,诱发抑郁症后自杀了。
既然人生已经没有个人的意义,为什么我还要充满热情地活下去?我开始探索宗教,提醒自己说决不能跟她那样,不能“能医不自医”。
好友白先勇安慰我:“尽管杯水车薪,但只要帮助了一个人,就已经是功德无量了。”我猛然顿悟,是啊,这就好像海滩上成千上万,快要干死的海星,我们只能一个一个把它抛回海里。
虽然我们救助的也许不到万分之一,但对被救助的那个海星而言,就是百分之百啊。
幸运的是,我能在有意识时用天然的方式来处理抑郁症,从来没有服用过治疗抑郁症的药物,靠自己一点点敏感的意识和毅力,慢慢走出阴影。
因为我把生命的意义已经从个人生存变为服务别人,帮助更多人,我不是为自己活,有那么多的艾滋遗孤需要我。这是我的责任,我要快快乐乐地陪伴孩子们成长。
我把我的孩子们都叫做“小海星”。过年,小海星们来拜年。我这空巢老人还担心下大雪没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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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行陆续推出了很多项目,最早资助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2005 年开始资助大学生、研究生。十几年来,我审阅过上万份学生申请。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中国的贫穷问题和重男轻女问题太严重了,艾滋病更是让这些家庭雪上加霜。
17 年来,智行基金会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河南、安徽、云南、广西等地设了 14 个办公室,我走遍全国 100 多个县的贫困村家访,募集资金两亿多元,帮助的艾滋遗孤 23000多名。孩子们陆续长大,现已成为各个岗位上有用的人才。
去年,我带着志愿者下乡,看望智行基金会资助的家庭,看到他们如今的生活,我万分庆幸自己的坚持。一个农村如果有几个孩子考上大学,都高兴到要放鞭炮了。智行资助的孩子们,除了要面对贫穷,还要遭受艾滋病带来的心灵创伤和周边人的歧视,学习很不容易。我们资助的其中一个村,人口 2300,有 95 个孩子考上大学。
这些年,我们资助的孩子有 4000 人考上大学,不少考上北京大学、交通大学,中山大学等,
自己拿到奖学金,在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地读书的也有。今年还有清华大学的博士后呢。前几个月,智行曾经资助的一个学生,如今已经工作,他特意到智行办公室退还资助学费4000 元,另外又捐款 2000 元。我很感恩他懂得感恩。
智行还成立了各种通过艺术手法帮他们疗伤的培训班,希望他们成长为行为自立,心理强大的社会人。举办艾滋孤儿的夏令营,带他们出去看世界,让他们有人生的奋斗目标。
一天跑一个城市,为了参加多个夏令营,差点中暑,见到孩子们后,又精神起来了
智行不仅把这些孩子送进高中、大学,针对那些无法接受正规教育的孩子,我们还会帮助他们完成,从职业技能培训到就业的一条龙计划。
2016 年,我们的“海上青焙坊”培养的三名毕业生及面包师傅代表中国队,闯入法式面包世界杯总决赛,打赢了日本、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面包强国,获得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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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大了,我又要操心他们的终身大事。智行会定期组织适龄单身男女派对,帮他们牵线搭桥,组织家庭。我见证着一个又一个幸福的小家庭诞生。现在我早已经荣升爷爷啦。
我到处当证婚人。两万多个孩子,光是发红包已经够我破产。快乐的破产着。
我至今没有结婚,就当那 23000 多个孩子都是我的孩子,我的使命就是要把他们一个个培养成材,不仅要自力更生、生活幸福,还要知恩图报,回馈社会。
我每年有四五十场演讲,过去十几年可能讲了 600 多场,现场听众超过 30 万人。
一方面是想培养年轻人要有社会责任心,不能只为自己而活,要用自己的专长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去做对社会有用的事。
现在智行基金的员工,有 70%是受过智行资助,再回来服务社会的海星们。
另一方面,我想推行公益生活化。未来的公益事业,不应该靠人家单纯地捐钱,也希望公益
能融入大家的生活。比如,你让每个人捐 20 元钱给智行,可能比较难,如果让他每天来智
行的慈善咖啡店或社会企业 village127 买杯咖啡或买个面包,就比较容易。
智行基金会从小资助的两个海星,大学毕业后,喜结连理,产下龙凤胎。杜爷爷开心到整晚
睡不着觉。
曾经我也和很多人一样,想着退休前要赚够多少钱。智行基金会的工作,让我看到很多病苦和死亡,但这些负面的东西、没有把我变得悲观消极,反而让我更懂得惜福感恩、看淡名利、积极快乐的过好每一天,每天都有如过生日。
我跟孩子们开玩笑,以前我是富爸爸,现在我是穷爸爸。我没房没车没存款没家庭,但是我
有你们,两万多个孩子的爱。我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爸爸。
饱、暖、美食、名牌带来的是“肉体的快乐”;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游走天下是“精神快
乐”;而我追求的快乐是“灵魂的快乐”,那是付出、奉献后,让他人因为你的存在而变得更
好的快乐!
褚时健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是经历过“活了今天就没有明天”的人,过去如何、将来
如何,都不重要,现在、目前,就是一辈子。做人的魅力在于,你是否是真实的自己。
我很幸运,我不用在意别人眼中的我是否成功,我一直在活真实的自己。
我觉得自己很幸福,没有白活。
第一段笔误，是梅艳芳，不是梅兰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