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网上可以查成绩啦。

考试那天时间超长， 一共四个小时，中间休息两次，分三段考的： 文法， 读解， 听解，据说成绩过半就算及格。

考试现场，让我秒回当年高中教室！一个教室里一排排坐几十号人，监考的三个人，都是白上衣黑裤子（所有监考老师都是这穿着）。桌子上只能放2B铅笔橡皮和机械手表。是不是很高中！那个念考场规定的是最年轻的男孩子， 每次都是边念边擦汗， 感觉比我们来考试的还紧张。

我考完就知道及格应该没问题， 但是考多好没把握。

结果一看成绩， 妈呀， 俩满分呢！

听力还不行，差不多错了一半！继续努力啦！

回想2026年开始的时候，做了一套N3题， 发现妈呀，一个都不会！

这半年，做了很多还不能吹牛的工作， 处理了很多事，买了很多菜， 做了很多饭，刷了很多碗，照顾了仨青春期孩子，跑了很多步，从零开始了SUBSTACK，开始了油管……在这一切的缝缝里面学日语，还得了满分！

真是了不起的自己呢！：）

刚过去的暑假， 安迪16岁考过了路考， 也拿到驾照啦。感觉我离解放不远啦！

谢谢亲爱的你的支持， 看文章， 看油管，谢谢你订阅， 加会员，谢谢你的留言点赞。都收到啦！剩下的几个月，我要再接再厉啦！

当然还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我录的48岁学日语的吹牛视频， 不需要下架了。哇咔咔。

视频在这！

磕磕巴巴日语视频：

下回再见啦！

2002年， 杜聪和高耀洁医生在河南

如果问你，高耀洁，张国荣，梅艳芳， 白先勇，有什么共同点？

其中一个答案就是， 他们都是杜聪的朋友。

下面这些文字，是智行基金会的创办人杜聪2018年口述，2019年成为一篇微信文章，当年有很多传播。智行在中国内地的工作于2002年起步，最初向127名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提供助学支持。至今基金会累计支出超7亿元人民元，从最初帮扶一个村到现在服务地域遍及全国28个省份；累计资助服务超43,000名困境孩子，持续推动受助群体从“受助”、“自助”到“助人”的转变。

2026/8/25日亚洲晚上， 8/25日美国早上的时间， 我和杜聪会见面，做一次对谈。讲讲他这将近三十年的路， 面对的那些常人无法想象的困境，内心的痛苦，和作出的选择。

下面链接可以预约直播。墙内的朋友们可以ZOOM参加。信息在文末海报上。

杜聪的故事 （口述于2018年）

我今年五十多岁了,开始做智行基金会的时候才三十出头。我没有结婚,但是我儿孙满堂,拥有 23000 多个孩子,如今孙子孙女也一大群了。

这种成就感和满足感,金钱买不到,令我觉得一生没白过,死而无憾。

2002 年初的那个冬天,寒风像刀一样割在脸上,我跟着“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老师到河南一个艾滋病村,走进一间间低矮破败的房屋,眼睁睁看着里面绝望而痛苦挣扎着的生命,亲眼目睹艾滋病村触目惊心的惨状。我就知道,我的人生被改变了。

这是一个和我的生活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上吊身亡的农妇已经死去多日,而她两岁半的孩子正哭喊着“下来!下来!”饿得发慌的孩子有些哭不动,就用嘴啃噬着母亲的后脚跟。身亡的农妇和她的孩子都患有艾滋

这个孩子的父母都死于艾滋病

一个瘦小的男孩,吃力地推着木头车,带他患有艾滋病的父亲去晒太阳。

一个妇女坐在床上无助地哭泣,地上铺了几个麻袋几件破衣服,上面躺着赤身裸体,骨瘦如柴,濒临死亡的患病孩子......

好多好多个村子,都是这样的情况,每 10 个成年人中就有 4-6 个感染了艾滋病——阴暗破陋的房屋,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年轻身体,伴随着疱疹、痔疮、腹泻及发烧......还有感染者因为绝望而自杀!

我站在那个充满着贫穷和苦难的村庄里,想起了电影《辛德勒的名单》里这样一个镜头:商人辛德勒站在山上,看见山下无数正遭纳粹军队凌辱的犹太人,内心无比触动。

我看到很多与我几乎同龄的农民。他们和我一样聪明,只是因为出生在贫穷的地方,所以命运和我完全不同。我意识到,很多东西的得来,并不是因为你有多聪明,而是因为你幸运。我觉得应该用自己的幸运,去帮助比我不幸的人。

2

我在香港出生,14 岁跟着父母移民美国。18 岁那年,我以全年级第二名(一个年级 600 多人)从美国三藩市高中毕业,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到哈佛大学读完硕士,我进入华尔街投行工作,27 岁任瑞士银行的联席董事。29 岁,我在法国一家瑞士银行做副总裁,年薪百万美元。

我的梦想是成为华尔街最出色的银行家。

公司有四架私人飞机,平常出差可以乘坐,上下班有豪华专车接送。我工作第一年就在纽约买了房子。每天出入各种名利场所,财富地位都不缺,人生一路顺风顺水。

虽然我没有在内地长大,但我十六七岁时就已经一个人走过内地很多地方。在哈佛大学,我师从儒学家杜维明,待得最多的就是燕京图书馆,我非常热爱中华传统文化。

1995 年,我被银行派驻香港,经常要到内地来洽谈投资项目。因为我的高中老师死于艾滋病,我一直关注艾滋病,但让我惊讶的是,内地很多人连“艾滋病”这三个字都没听说过!

1998 年,我拿着 100 元港币在香港开了一个银行账户,注册了“香港智行基金会”,开始在内地和香港做一些艾滋病预防宣传和安全套发放工作,用业余时间参加政府和联合国举办的一些艾滋病工作会议。

“智行”的意思是,把智慧付诸于行动,去帮助人。如果光有智慧,没有慈悲,不去帮助人,智慧就白白浪费了。如果你的智慧只是为自己一个人所用,那也不是大智慧,那是很自私的行为。2001 年下半年,我在北京参加一个艾滋病研讨会议,遇到来北京看病的河南父子俩,经老家的医生诊断,他俩得了艾滋病。

一问他们家里的情况,我就很好奇,在那么偏僻的农村,没有红灯区、也没有商业性行为,也不可能吸食毒品,怎么会有艾滋病?他俩却说“村里很多人都得了这病,很多人都死了......”听到他们说村子里的人都卖血,我才知道怎么回事。

2002 年 1 月,我和大陆“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老师,第一次去了父子俩所在的河南某艾滋病村。我看到一个奶奶抱着两个孙子,小哥俩骨瘦如柴,都感染了艾滋,孩子的父母已因艾滋病去世。奶奶跟我说:“等我两个孩子都走了,我也该走了。”

我还见到一个因患艾滋病死在家里的人,没有人敢进去抬他的尸体;有一个小孩在屋子里跟着死去的爸爸,饿了两天,大家都怕接近这个孩子,怕会带来噩运......即使是健康的孩子,也因为家庭的贫穷辍学在家,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我看到的是巨大的苦难,我们同生为人,我无法转过头去。走访完艾滋病家庭,连续失眠几天之后,我决定从艾滋遗孤入手。我想,再过 20 年,爷爷奶奶那一代人,会慢慢地自然死亡,卖血的青壮年,会因艾滋病离开。农村唯一的希望,只有靠这些孩子了。

这些孩子从出生起就被异样的眼光包围,他们内心受到的创伤无法评估,我要去关心他们,让他们知道,每个生命都是有尊严的。我要帮助他们考上大学、走上正道,变成一个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3

我祖籍广东,曾祖父时举家搬迁到上海做生意。虽然祖父是富二代,依然学习很刻苦,考进

了上海交通大学。我的家训是:不管贫穷还是富有,对后代、对孩子来说,排在第一位的事就是接受教育。只要一场战争或一场天灾人祸,财产再多都会灰飞烟灭,但受过的教育和学到的技能是任何人都拿不走的,这才是孩子受益终生的财富。当时祖父可能也没想到,这条家训的价值这么快就得到了验证。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被日军攻陷,我们一家先搬回了广州,很快广州也没守住,我们又逃难到香港。都是一穷二白的难民,没文化的人就只能靠体力谋生,甚至体力活也找不到。我祖父是大学毕业,还会英语,很快就找到了工作,在香港重建家园。

当我第一次来到河南艾滋病村,面对这么庞大的艾滋病群体,我就下定决心帮助艾滋孤儿读书、接受教育,让他们的人生可以自立,也是受到杜家家训的影响。

这个世界少了一个银行家,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这些艾滋孤儿没人帮,他们未来的命运,只能是一代代悲苦的轮回。我决定放弃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救助艾滋遗孤的行动中。

除了妈妈苦口婆心地劝我,还有更多的人说我傻,很笨。他们觉得我疯了,大好的前程不要,却让自己陷入可怕的艾滋病泥沼。但也有很多做金融的朋友和同事,尊重和支持我的选择,觉得金融圈子里能有人去做这样的事,值得敬佩。我妹妹也很支持我,对我很照顾,知道我平时比较忙,我的衣服都是她帮我买的。

我之所以那么决绝地辞职来做这件事,除了强烈地感觉到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现实困难。募集不到资金,前两个学期的助学金都是我拿出的个人积蓄。

为了保护孩子们的隐私,我连最基本的善款去向公开、使用透明都没法做。不能公开受助人信息,也不能说这些人在哪里,没有资助名单、没有贫困证明、没有学费发票或收据......筹款的难度可想而知,只能靠大家对我个人的信任,相当于你把钱捐给我,只是你信任我去做善事了。那真是很艰难的一段时光,我自己的钱花光了,全靠金融界的朋友毫无怨言慷慨解囊。

当地政府觉得,我这样一个华侨过来帮忙,肯定是有动机的,要么是来传教宣传西方文化,要么是来骗钱的。刚到河南时,飞车跟踪、礼貌驱逐、悬赏缉拿等都遇到过。只要政府得到“线报”,马上就会派工作人员出来拦截,把我们堵在村里,然后送我们到县城。有时也会跟我们礼貌地说,“艾滋病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你们的好意,别再来了。”然后就送我们上车,礼送出境!

刚开始的大半年,我几乎都是和当地政府在打游击战,刚被他们撵出来,看他们走远了,我就想办法再回去。有时候是在农民的带领下去寻找孩子。有时候则是通过当地学校与孩子取得联系。或者和村医联系,村里谁发病,村医一定知道。

有一些官员很善良,他们也想解决问题,除了摩擦,也有交流,还有观察。有一个县,我前两次去都被送上大巴赶出境,到了第三次他们才接受我们过去发放物资,同意在他们的监督下开展工作。

我能一直坚持到今天,无论遇到什么阻挠都没有放弃,得益于我在银行积累的经验:永远要懂得换位思考,永远站在客户的立场,懂得如何满足对方的要求。为了做成某件事,愿意用尽所有角度探索问题的症结所在,直到目标达成一致。

哪怕今天谈不成,我保持一个友好关系,下星期再来谈,直到双方互相妥协。后来跟官员打交道较多了,他们说:“杜老师啊,以前你来时,我们对你有冒犯,是因为我们不相信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人,居然会完全无所图、不求回报地去做好事。”

2003 年,“非典”疫情爆发,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很多务实派官员来处理流行病的问题。从此

以后,智行基金在河南、安徽等地的身份终于公开获得了承认,再也不用偷偷摸摸、东躲西藏地开展工作了。我们在艾滋病村资助的孩子第一年 127 个,第二年 200 个,现在已经资助 23000 多人。

4

在创办智行基金会之前,我曾跟着香港一个公益组织来内地发放过助学金。我拿着能资助50 个孩子的助学金,却发现那里有 70 个孩子需要帮助。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他们会在资助人面前斗穷、斗惨、斗可怜。

所以去河南艾滋病村之前,我就想好了,那些孩子已经够惨了,不用他们再通过斗穷、斗惨来获得帮助。我到第一个村子,就跟他们说,不设限额,只要符合“艾滋病孤儿”这个客观标准,我就有足够的钱保证这个村的每一个艾滋遗孤都能受到资助。

这个原则一直沿用到现在,如果我们新开发一个项目,也绝不会提前预设名额。从那时起,我还给自己立了个规矩:我本人必须跟每一个智行资助的孩子见一面,到每一个孩子家里去家访。

2005 年开始,改为跟资助的大学生见面,现在一年资助 300 多名大学生,每一个我都会跟他们面对面交流。很多孩子后来都跟我说,我的谈话让他终生难忘。

我是跟恒生银行的创办人何先生学的,他们有一个发放奖学金的基金会,对受助人来说这是一笔巨大的款项,但他们最难忘的,其实是在去哈佛前,何先生与基金会主席亲自与他们一起吃午餐。他们觉得很受重视,也倍受鼓舞,更不会辜负基金会的期望。

所以无论我有多忙,也会亲自跟他们见面聊天,了解他们的兴趣爱好,关心他们父母的情况以及艾滋病对家庭的影响,家里有无需要资助的弟弟妹妹等。

我想让孩子们不仅仅是得到金钱的救助,还要让他们感受到,除了物质帮助以外的人文关怀和精神力量。

2007 年开始,智行跟德鲁克合作开展为期 6 天的创业培训班,已经累计办了十多届。大学毕业后想回家创业的,我们可以提供小额贷款,如果愿意读硕士、博士的,智行也愿意供读到底。

为了让那些已经走出大学校园的艾滋孤儿更好地成长,我还成立了一个私董会,组织他们每年聚会三到五次,我有时间都会尽量参加。私董会就像一个 CEO 的综合教练,教给他们如何克服困难,面对挫折,树立自信,以及如何去服务社会。

清明节带孩子去拜祭他们的父母,以前答应了父母照顾孩子,我总算没有辜负他们。

很多孩子的父母都因为艾滋病去世了,我就是他们的亲人,他们的“爸爸”,每一个孩子,我都不能只是资助他们,我必须陪伴他们一路走下去,看着他们长大,结婚生子,帮助他们在事业、爱情、人生和家庭等方面更好地发展,有一个更快乐的人生。

5

既然帮了那些在学习上有天赋的孩子,对于不想读书的艾滋遗孤我也不能不管,“海上青焙坊”是智行与上海慈善基金会合作的项目,专门为来自困难家庭的 17 岁至 23 岁的中国青年提供无偿法式烘焙培训。

我们在上海南京西路注册成立了 village127 法式面包坊,除了为“海上青焙坊”学员提供就业,赚取的利润三分之一做助学,三分之一支持海上青焙坊,剩下三分之一用于 village127自身发展。现在已经培养了两百多位西点面包师。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河南农村我们还有一家环保袋厂。曾经有一家爱心企业捐助了二十万元,如果分给每个家庭,一下就花光了。农村有很多艾滋病妇女,她们干不了农活,也不能外出打工,我想让她们能自力更生,有尊严地活着。

所以,我把爱心企业捐助的二十万建了一家环保袋加工厂,让她们通过自己的双手自食其力,这对她们的家庭,她们自己的生命品质提升都意义重大。这家小厂解决了十多个艾滋妇女的就业问题,她们觉得比领救济金更有尊严,自己更有存在的价值。

十多年前,我们最初资助的大学生,陆续毕业了。有人说:“你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没必要再去管他们了。”其实这才是我们新关系的开始,以前是我们照顾他们,那他们大学毕业了,我还得继续培养他们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让他们去帮助更多的人。社会也应让受助过的人出来,为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公益服务。

第一,有这么多社会资源帮他们走出了困境、脱离了阴影,他们应该站出来现身说法帮帮其他人,这也是履行社会责任;

第二,只有他们的内心愿意面对真实的自己,面对过往的经历,才算真正的强大。我才放心。我告诉孩子们:不要害怕别人的歧视,你们要克服自己的心魔,内心强大最重要。

6

2004 年,是智行最有创造力的一年,也是工作进展最大的一年,我个人却在这一年走进了

精神状态的谷底。我每天不是在农村一户户走访,就是在开会、募捐或演讲......在这些工作的间隙,还要面试学生、接受采访、参加孩子们的活动,每天从早上八点一直忙到凌晨 3 点左右休息......

每天都是这样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没有喘息。以前我做的都是几十个亿的项目,现在不得不为了让大家捐几十,一百地到处奔走、演讲。我得忍受生活环境的巨大落差和不习惯。每次进村走访、发放助学金和物资都要好几天,不得不住在村民家或路边小旅店里。

在河南农村,我人生第一次见识并用了蹲坑这样的厕所,特别是排大便时,我蹲在那里,就有两条狗在我后面等着,我刚拉出来,它们就会凑上来抢食,我就会觉得很别扭、也不安全,只好挪动下,它们吃完会马上跟过来再抢,我就只能再挪动......

那边很多厨房和厕所都是挨着的,苍蝇刚踩过大便马上又来踩食品,细菌、病毒很容易传播。我经常会教育孩子们,大便前后要洗手,现在我还编排了很多生理卫生课,给他们远程视频教学。

2004 年上半年张国荣自杀,年底梅艳芳也走了,他俩都是我的朋友,也是智行的支持者,参与了智行的很多活动。我好像也开始徘徊在抑郁症的边缘。

我做的家访太多,看到的惨剧实在太惨了,有时我觉得自己就是个艾滋孤儿,他们经历的苦难就像发生在我身上一样。慢慢累积了很多负能量,那时的照片我没有笑容,经常会变得很愤怒,并握紧拳头。我开始怀疑人生,经常在睡觉时做噩梦,半夜无缘无故地哭着醒来。

以前从来不会为钱发愁,现在总是为钱发愁,孩子们的学费常常没有着落。中国的艾滋遗孤有几十万,我感觉自己的力量太过渺小,救不完。我开始失眠,暴饮暴食折磨自己。

我觉得人生很乏味,就像一场牌局,已经知道胜负,或者明白知道哪几种结局,可预见已经没惊喜了......我不停地问自己,怎么办,怎么办?

那时,还有一个写南京大屠杀的作家,叫张纯如,住在美国,因为写南京大屠杀时代入感太强了,诱发抑郁症后自杀了。

既然人生已经没有个人的意义,为什么我还要充满热情地活下去?我开始探索宗教,提醒自己说决不能跟她那样,不能“能医不自医”。

好友白先勇安慰我:“尽管杯水车薪,但只要帮助了一个人,就已经是功德无量了。”我猛然顿悟,是啊,这就好像海滩上成千上万,快要干死的海星,我们只能一个一个把它抛回海里。

虽然我们救助的也许不到万分之一,但对被救助的那个海星而言,就是百分之百啊。

幸运的是,我能在有意识时用天然的方式来处理抑郁症,从来没有服用过治疗抑郁症的药物,靠自己一点点敏感的意识和毅力,慢慢走出阴影。

因为我把生命的意义已经从个人生存变为服务别人,帮助更多人,我不是为自己活,有那么多的艾滋遗孤需要我。这是我的责任,我要快快乐乐地陪伴孩子们成长。

我把我的孩子们都叫做“小海星”。过年,小海星们来拜年。我这空巢老人还担心下大雪没人来呢。

7

智行陆续推出了很多项目,最早资助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2005 年开始资助大学生、研究生。十几年来,我审阅过上万份学生申请。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中国的贫穷问题和重男轻女问题太严重了,艾滋病更是让这些家庭雪上加霜。

17 年来,智行基金会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河南、安徽、云南、广西等地设了 14 个办公室,我走遍全国 100 多个县的贫困村家访,募集资金两亿多元,帮助的艾滋遗孤 23000多名。孩子们陆续长大,现已成为各个岗位上有用的人才。

去年,我带着志愿者下乡,看望智行基金会资助的家庭,看到他们如今的生活,我万分庆幸自己的坚持。一个农村如果有几个孩子考上大学,都高兴到要放鞭炮了。智行资助的孩子们,除了要面对贫穷,还要遭受艾滋病带来的心灵创伤和周边人的歧视,学习很不容易。我们资助的其中一个村,人口 2300,有 95 个孩子考上大学。

这些年,我们资助的孩子有 4000 人考上大学,不少考上北京大学、交通大学,中山大学等,

自己拿到奖学金,在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地读书的也有。今年还有清华大学的博士后呢。前几个月,智行曾经资助的一个学生,如今已经工作,他特意到智行办公室退还资助学费4000 元,另外又捐款 2000 元。我很感恩他懂得感恩。

智行还成立了各种通过艺术手法帮他们疗伤的培训班,希望他们成长为行为自立,心理强大的社会人。举办艾滋孤儿的夏令营,带他们出去看世界,让他们有人生的奋斗目标。

一天跑一个城市,为了参加多个夏令营,差点中暑,见到孩子们后,又精神起来了

智行不仅把这些孩子送进高中、大学,针对那些无法接受正规教育的孩子,我们还会帮助他们完成,从职业技能培训到就业的一条龙计划。

2016 年,我们的“海上青焙坊”培养的三名毕业生及面包师傅代表中国队,闯入法式面包世界杯总决赛,打赢了日本、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面包强国,获得第四名。

8

孩子们大了,我又要操心他们的终身大事。智行会定期组织适龄单身男女派对,帮他们牵线搭桥,组织家庭。我见证着一个又一个幸福的小家庭诞生。现在我早已经荣升爷爷啦。

我到处当证婚人。两万多个孩子,光是发红包已经够我破产。快乐的破产着。

我至今没有结婚,就当那 23000 多个孩子都是我的孩子,我的使命就是要把他们一个个培养成材,不仅要自力更生、生活幸福,还要知恩图报,回馈社会。

我每年有四五十场演讲,过去十几年可能讲了 600 多场,现场听众超过 30 万人。

一方面是想培养年轻人要有社会责任心,不能只为自己而活,要用自己的专长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去做对社会有用的事。

现在智行基金的员工,有 70%是受过智行资助,再回来服务社会的海星们。

另一方面,我想推行公益生活化。未来的公益事业,不应该靠人家单纯地捐钱,也希望公益

能融入大家的生活。比如,你让每个人捐 20 元钱给智行,可能比较难,如果让他每天来智

行的慈善咖啡店或社会企业 village127 买杯咖啡或买个面包,就比较容易。

智行基金会从小资助的两个海星,大学毕业后,喜结连理,产下龙凤胎。杜爷爷开心到整晚

睡不着觉。

曾经我也和很多人一样,想着退休前要赚够多少钱。智行基金会的工作,让我看到很多病苦和死亡,但这些负面的东西、没有把我变得悲观消极,反而让我更懂得惜福感恩、看淡名利、积极快乐的过好每一天,每天都有如过生日。

我跟孩子们开玩笑,以前我是富爸爸,现在我是穷爸爸。我没房没车没存款没家庭,但是我

有你们,两万多个孩子的爱。我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爸爸。

饱、暖、美食、名牌带来的是“肉体的快乐”;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游走天下是“精神快

乐”;而我追求的快乐是“灵魂的快乐”,那是付出、奉献后,让他人因为你的存在而变得更

好的快乐!

褚时健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是经历过“活了今天就没有明天”的人,过去如何、将来

如何,都不重要,现在、目前,就是一辈子。做人的魅力在于,你是否是真实的自己。

我很幸运,我不用在意别人眼中的我是否成功,我一直在活真实的自己。

我觉得自己很幸福,没有白活。

看完你大概会明白，我为什么把它当成一份很重要的教材——以及为什么后来我又把这个故事背后的账一笔一笔查了出来。

片子从数据开始：美国的黑人儿童里，64% 游泳能力较弱或完全不会游泳；每年溺水而死的孩子里，黑人占很大比例。

然后提到一个人。2014 年 5 月，南卡罗来纳州一个叫 Hollywood 的小镇，13 岁的 Genesis Holmes 在附近池塘溺亡。那天他喊了救命，但他不会游泳。

这个片子聪明的地方在于，它没有停在悲伤上，而是去问“为什么”。

一百年的泳池史

最开始是没有种族隔离的。 片子采访的历史学家 Jeff Wiltse 说，1900 年前后美国城市的公共泳池就是给底层人用的大澡堂。一战之后经济好起来，泳池变成了娱乐，男女开始混用。也正因为男女在一起了，才有人开始说：黑人男性有可能和穿着泳衣的白人女性待在一块。

种族隔离是从这里开始的。 于是有了 “Whites Only” ，从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将近四十年——南方有法律，北方靠暴力和恐吓。

最刺眼的一幕在 1964 年。马丁·路德·金在佛罗里达州圣奥古斯丁的 Monson Motor Lodge 前抗议种族隔离被捕。不到一周，一群黑人和白人抗议者跳进那家旅馆写着 “Whites Only” 的泳池，旅馆老板拎起一桶盐酸往里倒，想把水里的人赶出去。那一幕被拍了下来，照片引起众怒，一直烧到白宫。片子里说，有人认为正是这件事推动了约翰逊总统——不到一个月后，他签署了《1964 年民权法案》。

接着片子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这个进步来得太晚了。

二战以后白人大量搬去郊区。白人一走，城市就不再花钱修公共泳池；等到黑人终于可以合法进入那些泳池时，大部分已经关了。而郊区冒出成千上万个私人俱乐部泳池，谁能来、谁不能来，它自己说。

决定你会不会游泳的，从“你是什么颜色”变成了“你有没有钱”。 全美一千多万个私人泳池，公共泳池只有三十万个。而像 Genesis 住的南方乡下，从来就没有过。

一个母亲的决定

Genesis 的妈妈叫 Jennifer。

她满脑子都是“要是当时给他上过游泳课就好了”。但她做了一个决定：既然我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我能做点什么？我要让更多孩子——特别是黑人孩子——学会 water safety。

她自己去考了救生员的证，开始筹钱，先筹到一万五千多美金，把游泳课免费给到镇上的孩子。

我在工作坊放到这里，自己也掉了眼泪。因为 Genesis 13 岁，我家老二今年也是 13 岁。

但光靠善良，变不出一个游泳池

我讲过看任何一个问题都有四块：事实、逻辑、前提、情绪。 放完片子我问大家：除了感动之外，能不能看到这个故事里那些没有说出来的前提？

因为你想想：一个失去孩子的黑人妈妈，在南方乡下建起一个游泳池——这件事换成你来干，你怎么干？ 钱从哪来？地从哪来？谁批？建完谁运营？谁付救生员的工资？

她当然了不起。但光靠善良，变不出一个能连续运转十年的公共设施。 这个故事放到简体中文环境里，很快会变成“一个了不起的妈妈”的故事——而把它讲成“一个人的了不起”，恰恰会让我们看不见真正起作用的东西。

那天大家在屏幕上打字，很快就把答案打出来了。

前提一：孩子死了，这件事可以被报道

中国农村溺亡的孩子也非常多。我接触过很多农村老师，一到夏天他们也做游泳安全。但一旦出事，第一反应不是报道，而是第一时间封口：老师被通知不能说不能谈，家里人要摁住，不能传播。这些我在老师的微信里看过。不止溺水，也包括孩子自杀。

所以这个简单到不值一提的前提，并不是所有社会都有。

前提二：它可以被持续追踪

从出事到泳池建成过了五年，这五年里它一直有报道——一个母亲的个体悲伤，被公共持续地看见了。 而且说话的人、帮她说话的记者都是安全的，还会被当成社区英雄。到 2023 年 8 月，出事九年之后，当地电视台 Live 5 News 还在跟这件事。

反过来的例子太多了。铁链女现在怎么样了？当年去看她的那些很勇敢的女生，现在在哪都不知道。能报道，和能被持续报道，是两个不同的前提。

前提三：社会的不公，是这个社会自己出钱挖出来的

再想想那位历史学家 Jeff Wiltse——他是一位白人教授。 研究黑人所受的不公，更多是非黑人学者在做。按社会达尔文那套想法，这些人根本不需要研究这些问题。

而且研究不光要有人愿意做，后面得有钱。我在工作坊里专门查过这条账，做成了一页：

图注：这些社会不公被谁研究？靠什么体系与经费支持？（一诺三阶工作坊材料）

美国联邦层面每年投进“社会科学与不平等相关研究”的钱，大致是这个量级：NIH 约 37 亿美元／年（健康不平等、少数族裔健康）、NSF 约 10 亿（社会与行为科学）、IMLS 约 2.66 亿、NEH 约 1.7 亿、DOJ 约 7 亿以上（种族公平与司法公正）。合计大约 58 到 60 亿美元一年——而这只是联邦层面，还没算各州、地方、私人基金会和大学的配套资金。

研究的题目，就是这个国家自己的黑历史。而且这不是一个封闭的圈子——谁都能申请，Census／BLS／CDC／DOJ 的数据谁都能用。

换句话说：这个国家出钱养一批很棒的研究者，专门去挖自家的家丑。

我跟秦晖老师对谈时，他提过一个很重要的视角：我们总说“你看美国也有这么多坏事”，但要问一句——那些坏事，是美国的学者研究出来的，还是中国的学者跑去挖出来的？ 美国那些黑历史，没有一件是外国学者挖的。美国的坏事是美国自己出钱、请自己的学者研究的；中国的坏事是从强压的缝里冒出来的。

这套体系为什么重要？三句话：言论自由与学术自由，让真相得以被研究与发表；公共资金支持研究公允，是民主社会自我纠错的基础；透明、开放、可问责的体系，让每个公民都能参与并受益。

资中筠老师讲过一句话我一直记得：一个社会最重要的，是它的纠错机制。 它出错我们不害怕，但你不能没有纠错机制——就像人为什么要照镜子：你不照，是真的看不见。

前提四：钱的来路和去处，是公开的

回到那个泳池。片子里只说了“有基金会给了钱”。这笔钱到底怎么来的？我后来专门去查了——而且查得到，这本身就是重点。

图注：这不是一笔捐款，是一个有预算、有结构、有问责的公共系统（一诺三阶工作坊材料）

四份材料，每一份都在网上。

一、基金会的章程。 Charleston County Parks Foundation 下面设了 Genesis Fund，写明是“为纪念 Genesis Holmes 而设立，提高查尔斯顿县农村社区儿童获得游泳课、水上安全教育与水上活动的机会”。三条腿：水上安全项目、可移动泳池项目、游泳教学奖学金。目标和项目都写在明面上。

二、县财政的年报。 CCPRC（查尔斯顿县公园与娱乐委员会）2018／2019 年报写着：West County Aquatic Center 由 Charleston County Parks 出资建设，基金会通过 Genesis Project 筹款支持这里的项目运营，预计每季最多服务 10,000 人。分工特别清楚——县财政的钱建池子，基金会的钱养项目，一句话就把公共财政和民间慈善的边界划开了。

三、一份正式的协议。 2017 年 12 月，Town of Hollywood 和 CCPRC 签了合作备忘录：本协议在镇与县公园娱乐委员会之间建立伙伴关系，用于 West County Aquatic Center “Genesis Pool” ）的建设、运营与维护。

请注意“运营与维护”这四个字。一个游泳池不是建完就完了——每天要清洁，要请救生员，要发工资。这些也都写进协议里了。

四、效果的数字。 到 2023 年，每年夏天大约提供 300 个游泳课位，其中约 100 个通过 Genesis Swim Safety Fund 免费提供。

这些为什么查得到？因为美国所有政府的预算，不管 city 还是 county level 都是 public 的。像 parks and recreation 这样的专项区，钱来自当地居民的房产税——县议会每年通过条例，从每一块钱房产税里切出千分之几，专款专用，挪不走。 预算一整本挂在网上谁都能下载；每个月开一次公开会议，全程直播，你就算是个路人也能去旁听、发言；背后还有一条法律：你有权查政府的任何一笔账，它必须给你看。

留个作业给你：在地图上随便挑一个美国的县或城市，名字后面加上 budget 搜一下。

注意，关键不是“这个地方领导比较开明、愿意给你看账”，而是有法律规定他必须给。换谁来都一样。 你的钱来自我，你的存在是为我服务的，那这钱怎么花的，我当然有资格问。

前提五：一个普通人的声音，能进到这套体系里

这是最后，也是最难的一个。

先说一个细节。出事之前的 2014 年 4 月，管县里游泳池的委员会开例行公开会议，总结时有人说了一句：

今年夏天会有一个孩子淹死，很可能是个黑人孩子，只是我们还不知道他的名字。

不到一个月，Genesis 淹死了。他有了名字。

也就是说，主管机关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把它当成一个必须解决的公共问题提了出来。那时候，这个体系已经在预热。

后面这五年是怎么走的：

图注：从一次溺亡，到一个公共项目：个人悲伤 → 公共系统 → 社区安全

• 2014 年 5 月｜悲剧发生。 13 岁的 Genesis 在 Hollywood 附近池塘溺亡。

• 2015 年 2 月｜公共议题化。 CCPRC 推出 “Genesis Project”，让农村地区孩子能进入有救生员看护的泳池。不到一年，这件事就从一个家庭的悲剧，变成了县里的一个立项。

• 2017 年｜合作框架。 镇政府与县委员会签署备忘录。从“一个好项目”变成“一份有法律效力的文件”。

• 2019 年 6 月｜公共泳池开放。 6,000 平方英尺的 Genesis Pool 开放，每季最高服务 10,000 人。

• 2021 年至今｜持续机制。 Genesis Swim Safety Fund 支持水上安全、可移动泳池和游泳课奖学金；Jennifer 本人持续在服务委员会里。

最后这一条，是我觉得整件事里最动人的地方。

她不是“感动了大家一次”，然后被感谢、被表彰、被请去讲两句话，然后退场。她进了委员会，成了这套机制的一部分，一直到今天。

所以这五年不是一个伤心的妈妈在坚持。立项要过会，签协议要过会，募款、拨款、审计，每一步都要过会、过账——是一套法治的机制，加上一位母亲一点一点磨出来的。

用工作坊那页 PPT 上的话说：这不是“一个妈妈有善心就够了”的故事，而是一个人的痛苦，被地方政府、基金会、媒体与社区一起接住了。

如果放在中国：难过的妈妈多了去了。可大量跟孩子相关的悲剧，第一步就被摁住了——更别说持续报道，更别说立项、签协议、进预算。

所以我们缺的，不是伤心的人，也不是好人。缺的是中间那条我们平常看不见的通道。

制度，就是不用靠某一个好人也能运转的东西

五个前提放在一起：坏事能说；不公能被自己的体系花钱曝光；钱的用处是公开的；普通人的声音能进入体系，并且留在体系里。

没有一条是靠某一个好人——不靠哪个记者特别伟大，不靠哪个学者胆子特别大，也不靠哪个领导特别开明。它靠的是不管谁坐在那个位子上都能运转的东西。

这个东西说出来就变得很沉重，就是制度。我想给它一个非常朴素的定义：制度，就是那种不用靠某一个好人，也能够运转的东西。

一件好事的发生，无非两种做法。一种是靠人：位子上正好坐着一个善良又能干的人，事就做成了；可他一走就翻车，甚至还要“倒查二十年”——不可预测，也不可复制。另一种是靠规则：不管做事的是谁，都有流程、有法律、有公开性、有言论自由，那这件事就会按它本来应该发展的方向去发展。前一种叫人治，或者干脆叫“人不治”；后一种才叫制度，叫 rule of law。

199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Douglass C. North 说，制度就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the rules of the game。他一辈子在证明一件事：一个国家的兴衰，翻到最后是那套看不见的规则，而不是这片土地上的人是不是聪明、善良、勇敢、勤奋。

图注：从个人悲伤到公共改变：“中间层”在接住、推动、放大她的行动。

再回头看这个泳池：Jennifer 不必认识谁，不用送礼托关系，也不用承受体制的打压和骚扰，就能把个人的悲剧变成公共预算的一部分。她靠的是那套不认人的规则。

而这件事既不在 state 层面，也不在市场层面，而是夹在中间那一层——中间层，也就是市民社会。 托克维尔当年观察美国、认为美国的民主有活力，指的正是这个。这套体系证明的不是“它不会发生悲剧”，而是它有相对强大的纠错能力。

看见空气，是一种能力

我在工作坊讲这个例子，是因为看任何案例都可以有这个视角：去看那些没有说出来的前提。 它有点像空气——你不会感谢你呼吸的空气，但没有它的时候，你就知道有多痛苦。

最后一个小彩蛋

你可能会想：听着挺好，可我们在简体中文世界里没有这个东西，怎么办？

给你一个人：哈维尔。他生活在集权统治下的东欧，原来是写荒诞戏剧的剧作家，因为坚持说真话在捷克斯洛伐克入狱；1989 年天鹅绒革命之后，他成了捷克斯洛伐克总统。

他有一篇特别有名的长文《无权者的权力》，问的是：如果你没有权力，你还有什么？

他的答案是：你是 powerless 的，搞不了革命，也做不了宏大的对抗。但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件事——从拒绝参与谎言开始。 我可以不上街，也不跟你正面硬刚，但我可以不参与。你胡说八道，我可以不点赞。他给这件事起了个名字：Living in Truth，活在真实中。

不要小看这个起点。前面讲的那套制度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哪个圣人立好的——那份 2017 年的备忘录、那本挂在网上的预算、那个每月直播的会议，都是从一个个很小的、低风险的、真实的共同生活里，一点一点长出来的。

所以不要觉得“社会这么大、这么难，我什么都改不了”。社会的改变，反而就是从一个人、一群人开始不说假话、开始活在真实里开始的。

这篇文章里提到的几篇旧文，原来都发在「奴隶社会」公众号上。2025 年年底，因为一土学校的事情牵连，「奴隶社会」的公众号被封了，十年间发过的几千篇文章，也就都看不到了。

所以我把这次视频里提到的三篇，重新整理成了可以打开的文档，放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拉到底就能看到。

也想请你在评论区留一句话：如果你曾经是奴隶社会的读者，写下你是从哪一年开始看的。

非常感谢你又找到这里。

今天，我想讲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看上去很难、但其实也没那么难的话题：作为一个普通人，该如何阅读，如何建立自己思考的体系。

「阅读体系」「思考体系」这两个词一放出来就挺吓人的。而且大部分人第一反应是：我又是个普通人。我不是学历史的，也绝对不是什么专家。面对浩瀚的人类历史——中国古代史、思想史，西方从古希腊开始的各种思想——那是普通人根本吃不下的东西。

我完全理解这种感觉，因为我也是这么走过来的。我现在也还是普通人，只是真的从零开始，慢慢通过阅读把一些东西搭起来了。

所以我想，我们一起做一个寻宝之旅。我相信每一个普通人，都有能力、也有资源，去建立一个自己的思考体系。

有学历 ≠ 有文化：我是怎么从零开始建立阅读体系的

起点：不是求知欲，是难受

我真正开始思考和阅读，大概是从 2015 年开始的。但这件事真正进入快车道，是 2020 年疫情开始之后。

大家还记不记得，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每天都有大量让人愤怒或者心碎的事情。我那时候看新闻经常看到掉眼泪，特别难受。

但后来慢慢回过神来，我发现我这么难受，一大部分原因当然是那些人间惨剧本身，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去理解它们。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问问题：这背后的背景是什么？以前发生了什么，才导致了今天这样的现状，导致那么多普通人经历这些？

从那时候到现在，就一直没停下来。

先把起点说清楚：一片惨白

那个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七零后，不读书》。拉到文末有文章链接

这个标题不是自谦，是实话。

我是七十年代末出生的，表面上看学历还不错——从山东保送去清华，又去美国读了博士，后来在麦肯锡做合伙人。按世俗标准，在「学习」这件事上我应该算是挺厉害的。但大概到了 2015、2016 年，我才开始意识到：学历好和有文化，完全是两码事。

我读的专业是生物，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一套，当时觉得很实用。对所谓的社会科学，那更是非常无知的。

我讲这段，是因为我想让你感觉这是一件没门槛的事。

一般人想到读书、读历史，会觉得哇，这是学者的事、读书人的事，这么浩瀚，我一个普通人怎么下手、怎么下嘴？特别是我又不考试，我读它干啥？

后来我一旦开始看书，就发现我这个经历也没那么独特。说白了——我的无知也没有那么出色，无知的人非常多。

大家都知道刘瑜，政治学者，现在也是清华的教授，《民主的细节》《观念的水位》都非常畅销，我以前在北美做的工作坊还请她做过嘉宾。她 2011 年有一个演讲，讲自己怎么从不读书到读书。有人给她那段经历总结了一句话，我一直记得：说她是稀里糊涂、一片空白地长大，然后忽然有一天发现「擦，世界原来长这样」，然后在没有大师带的情况下，一路瞎嗅着读，读到哪算哪，悟到什么算什么。

我当时看完特别想笑——这不也就是我吗？

而且我比她还惨。刘瑜好歹是学文科的，我是学理科的；她年纪比我大一点，我上学比她还晚。所以如果她那时候是「一片空白」，我顶多算是「一片惨白」。

她自嘲说高中时候看的书就是习题册，四大名著、武侠言情一概没看过，以至于上了大学，同学以为她是在国外长大的。

我也差不多。我真正读武侠也是上大学以后。我记得在清华的时候有一个很文艺的师兄来做阅读调查，问大家都读什么书。我那时候正在准备 GRE，就舔着脸问：我的 GRE 阅读算不算？因为我只读这个。

其实那个也不是阅读，那都是为了刷题去读的。

刘瑜后来还说了一句更狠的：其实说「一片空白」也不准确，应该说是负的。因为「空白」已经是一种美化了——空白至少证明你没中毒。

这句话我想很多人都能心有戚戚焉。我们记住的那些跟社会、历史相关的东西，后来真去读书再看，很多都是很无语的。

我讲这段不只是为了自嘲，我是想说一个可以让我们每个人松绑的事实：我 1996 年上大学。我觉得中国高等教育真正的小阳春，大概是 1978 年到 1989 年之前那十年。那之后，我们受到的教育基本都差不多——很窄的一部分。

所以起点对齐了，都很差。那就聊一聊怎么开始读。

第一条线：因为要工作，撞上了资中筠

2015 年我离开麦肯锡去盖茨基金会。公益慈善这个领域我是完全的外行，完全没干过。

那怎么办？读书呗。

我想，在中国研究美国慈善最权威的是谁？很快就知道是资中筠老师。她那时候有一本《散财之道》，讲美国那些慈善机构整体的发展历史和他们做的事情，那绝对是我的入门书。

读了才知道，资老师的经历远远超过我看到的那一本书。她 1930 年生，国际政治和美国研究专家，资深学者、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曾任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美国研究》杂志主编。1951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早期做民间外交，后来在国际政治、美国研究和中西思想文化方面有大量著述。她的先生陈乐民写的是与欧洲、法国相关的研究。

于是我顺着摸到了她另一本更重要的书——《二十世纪的美国》，是《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之一。后来在诺言读的《认识世界，认识自己》，是她的一本晚年文集。她的随笔集《夕照漫笔》上下册也非常好看。

这个过程说白了就是：闭着眼睛摸到了一块石头，然后顺藤摸瓜摸到第二块。

《认识世界，认识自己》里有一段序，是 2013 年春节写的，我觉得讲得特别好。她说，这些文章按最初发表的时间排序，大概能看到作者的思想历程，但——

贯穿始终的是独立思考和求真的精神，是我多年以来形成的人本观，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看待中外历史和现实的坐标。

「独立思考和求真的精神」，「人本观」，「看待中外历史和现实的坐标」。你看这几个词。

她接着说：

近年来日益强烈地感觉到我国人在爱国的口号下所滋长的虚骄之气和狭隘的国族主义（我现在觉得「国族主义」比「民族主义」更恰当），恰恰是民族振兴之大碍，因此对他国的兴衰利弊的分析也是一叶障目，多有偏颇。

这是 2013 年写的，那时候这些书还能出来。现在回看，非常一针见血。

而《二十世纪的美国》里有一段话，后来变成了我理解世界一个很重要的地基：

纵观 20 世纪的社会变迁，归根到底有两大动力：一个是求发展，一个是求平等。前者导致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突飞猛进，后者导致改良和革命。

她说，社会发展的进程从几千年前就已经开始，但那种激烈竞争、不进则退、速度就是生命、扩张为本能的发展方式，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特点；这种方式不始于 20 世纪，却在 20 世纪达到最大的覆盖面，把所有独立国家都卷入其中。而平等的需求，并非自古以来就有——人总是向往更幸福美好的生活，但各个时代、各个阶层心目中幸福的标准不同。在旧王朝的制度下，以血缘为基础把人分等级、权力也按等级分配，被视为天经地义，平等并不被列入基本的幸福观。直到 18 世纪欧洲启蒙思想提出天赋人权的观念，即每个人都生而具有一些相同的、不可转让的基本权利，这才把追求平等提到日程上，并且成为革命的动力。

就这一段话，当时对我震撼特别大。

我才发现，那些看上去无比复杂、交织的社会思潮和历史，只要有一个好学者的指引，你会突然找到一个抓手。

「求发展」和「求平等」，这两个动力一定程度上是互相矛盾和制约的：发展太多了，导致不平等；为了追求平等，好的话带来制度变革，不好的话带来革命和暴力。有了这一组坐标，再去看整个 20 世纪，就完全不一样了。

顺便说一句，那时候我已经在麦肯锡工作了十年，世界各地飞来飞去，也算所谓的国际人才，觉得自己已经看过世界了。到了盖茨基金会才发现一个我完全不熟悉的世界——联合国的多边机制怎么运作，全世界范围内公共卫生、贫困、经济、发展这些问题长什么样。我才意识到，我以前看到的无非是市场可以起作用的那一小块世界；而且因为客户都是跨国大客户，连那一小块里我看到的也只是最顶上的一小部分。

所以特别感谢资老师，也希望她身体健康。

第二条线：因为要办学校，撞上了陶行知

我的第二个入门也很有意思——现在想想，都是被推到我眼前的，根本不是自己去找的。

2015 年接了盖茨基金会的工作，2016 年回到中国，那时候是无知无畏，觉得我在美国看了很多小而美的学校，一间屋子八十平米，几十个孩子，两三五个老师就够了，这不难嘛。然后就开始做一土。

还是那句话：因为不懂，所以读书。

在常识层面大家都知道，中国近代最著名的教育家是陶行知。他今天在中国也被非常正面地认可，被称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自己办过晓庄师范，可以说是平民教育的一面旗帜。

我后来才意识到一件事：他践行这些理念的时候，是 1946 年之前，也就是民国政府的时候。

我开始读他的文集。他 1924 年写过一篇《半周岁的燕子矶国民学校》，写南京的一所学校。里面提到一位丁校长，在关帝庙里办学，庙里的神像占了大半个课堂。要腾出教室，就得把关公「请」出去——但当地村民不同意。

于是这位丁校长带着学生们去跟村民认识、社交，最后一起办了一场非常隆重的开光仪式，把神像神座洗刷得焕然一新，恭恭敬敬地行礼，再把其他杂神请到隔壁庙里安顿妥当，也行个礼。村里人一看，觉得可以，不但不反对，还夸校长能干。就这样，在一座破庙里腾出了一间能用的教室。

我当时读到这段，非常被震撼。

因为那时候我们正为一土找场地头疼。刚回国的时候很傻，觉得中国这么大、北京那么大，还找不到一个八十平米办学的地方吗？后来才发现非常困难——各种所谓的合规，就是不可能。

所以读到这篇文章我就想：**这篇文章是 1924 年写的，放到一百年以后，绝对不可能。**丁校长再能干，他这个学校也是违规的，可以马上让你关门。

我最大的感受是：一想到一百年前的中国，我们脑子里都是「落后」「混乱」「军阀混战」这些词。但那时候社会首先很开放，民间社会非常活跃，而且政府的手没伸那么长，不去管那些根本不需要它管的事情。

我非常羡慕当年的那个燕子矶国民学校。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思考：**为什么现在这些看上去都非常合理的规定，反而让一百年前可以做的事情做不成了？**而且那件事一看就非常符合教育规律——教育就是要跟社会发生联结啊。带着学生去跟当地村民行礼、去构建关系，我觉得这是教育最高级的一种形态。

后来读陶行知文集，我还发现了一个宝贝：他 1916 年写的一封信，那年他 22 岁，申请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奖学金。原文是英文，收藏在图书馆里，中文版网上能看到，一共一页纸。

后来他读了金陵大学，又去了伊利诺伊大学。信里说，三年前他就选定哥伦比亚大学作为留学美国的最终目的地，但因为经济能力不够，没能及时就读。

信里有一句我印象最深的：他说他的梦想，是通过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个民主国家。

他还提到一个细节：「我矢志以教育为毕生事业，是去年夏天在日内瓦湖促成的」——当时基督教男青年会（YMCA）的夏季大会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

信的倒数第二段，是写给当时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 J. E. 罗素的保证：

我愿意向您以及利文斯顿奖学金的捐赠人保证：在斯特雷耶教授（Prof. Strayer）和其他科系教职员的教导下，经过两年多的深造，我回国以后，将与其他教育工作者合作，为我国人民组织一套有效的公共教育体制，以使他们能步美国人民的后尘，发展和保持一真正民主制度。它将是唯一能够实现正义与自由的理想之国。

这是 1916 年写的。我读到它的时候，正好是 2016 年，一百年以后。

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的震惊。他那时候面对的问题和困难，一百年之后，我觉得不仅没有改善，其实变得更糟糕了。所以他当时的目标，到现在看，还是一个正确的目标。

而这封信，就在国内出版的陶行知文集里。你能从中看到一个真实的人，当时的思想脉络。

一个普通人的方法：追一个人，问「他是怎么出现的」

我讲这两个例子，其实是在说，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是怎么读书的：因为工作要做公益，就去读这个领域的经典；因为要做教育，就去读陶行知这个「常识级」的名字。

一旦开始读进去，你不只是读一个概念，你读他的故事，读他核心的思想，然后一扇新的大门就打开了。

比如开始读陶行知之后，你就会知道他的导师是杜威——进步主义教育很重要的思想家。杜威还有个学生是胡适。你再往下读，就会知道民国时期还有好几位教育家：

• 陈鹤琴，中国现代幼儿教育的奠基人，也是杜威的学生。

• 晏阳初，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巨匠——但我们现在讲得非常少了。

然后你会发现一件事。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能比较正面、比较广泛地了解陶行知？其实是因为一种不幸。

因为他 1946 年就去世了，才五十几岁。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我记得做了一百场演讲——那时候的演讲都得真人到场，工作量是巨大的。就是过度劳累，人就走了。

因为 1946 年就去世，他没有赶上后来的政治运动。所以他成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可以被安全纪念、可以写进教材的名字——他抨击的社会现象都是国民党时期的社会现象，那似乎就是可以的。

陈鹤琴不一样。他活下来了。建国以后在各种运动里被反复批斗，还被逼着去骂自己的老师杜威是「反动权威」，也被劳改了很长时间。等到再复出，已经是 80 年代，能做的事情就非常少了。

晏阳初 1949 年离开大陆，把平民教育带到了菲律宾，带到整个东南亚，后来在美国离世。

**所以你看，就算是这三个人，我们顶多知道三分之一。**而这后面还有更多其他的人。陶行知能够被我们知道，也是一个偶然。

从这个角度讲，这就是我作为普通人读书的一个方法，说起来非常简单：

1. 你发现一个人。

2. 你问：这个人是怎么出现的？——原来他是教会学校毕业的。那说明当年在一个安徽闭塞的农村，孩子也能受到教会学校的教育；那当时整个教会学校是什么样的趋势？连农村都覆盖到了。他那时候能拿奖学金去美国读书，这一代人当时的志向是什么？就写在他那封信里。

3. 你接着问：跟他同时代的还有谁？同一个老师还有什么样的学生？

4. 最后你问：这些人为什么我们不知道？

你会发现，有的是真的命运很糟糕。命运糟糕你又会问为什么——为什么陈鹤琴会遭遇这些？为什么晏阳初后来就没人提了？

这就是一个「小白」了解历史、通过读书去构建自己思考体系的、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方法。

📄 视频中提到的三篇文章（原载「奴隶社会」）

1.《七零后，不读书》（2022-11-02） 本期视频的起点。刘瑜的「一片空白」、我的「一片惨白」、从资中筠和陶行知开始的读书之路，最初都写在这篇里。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YvTpo2vvRIEbj58t8KW3RN9KfAFkqn04VcSI7txJd9U/edit?usp=sharing

2.《你也为孩子上学发愁吗？》（2016-04-01） 一土的第一篇文章，发在愚人节。视频里讲「为什么开始做教育、然后开始读陶行知」，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LiKr0JJ5-OP-hPQy2Tyiz-C7wxRMVvyAAfGc0nRj7jk/edit?usp=sharing

3.《只有社区参与，才可能真正改变教育》（2019-08-14） 三年后的回望。文章里也写了燕子矶国民学校那个关帝庙的故事——一百年前的教育，和今天的对照。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FiNJJLBsiax3NgGc0GbY3KiG5YAweVZVSmhx8wdUemw/edit?usp=sharing

留言区想请你写一句：如果你曾经是奴隶社会的读者，写下你是从哪一年开始看的。非常感谢你又找到这里。

那就发一个文字版吧。

今天丰盈俱乐部的一位朋友在云南民宿，看到了《呼吸》杂志，里面有我的一篇老文章。她发了一张阳光下的杂志里的文章图。

我都快忘了那篇文章了，搜了一下，是2020年7月3日发在当年的奴隶社会上的。那时候我充满了愤怒（6年后的现在也没有好多少， 但理智的愤怒也不是件坏事）。

把这篇文章重发一下。想看杂志图片的，可能要去上一篇，或者“推广”邮件箱找一下了。

文章在这：

最近我要搬家，但还没做什么安排。

我想想需要做的所有准备，要一个人开车带着孩子和妈妈搬家，收拾这边，安顿那边，以及应对路上的不确定性，我不由得感到焦虑。

想到要离开这片熟悉的地方，一草一木、孩子们踢球的操场、走回家的小路，我又觉得非常伤感。还有几个认识二十年的朋友，大家天天聊天，虽然因为疫情平时见面不多，但是想到要离开，不知道何时再见，我突然非常难过。

我们都四十多岁了，想想人生其实很短，我们被很多不重要的事情羁绊，总觉得有明天，但也许终不会相见。这一切加在一起，是一种巨大的孤独感。

我想起去年此时，”一土学校”的一位年轻老师离职，要回老家无锡，他是一年级孩子班的助教。孩子们为老师准备了一个送别的小仪式，最后的”礼物”，是那首《别董大》：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当时，教室里童声响起，我止不住流泪。

离别，让”孤独”这两个字从所有试图压抑和打扮它的情绪里冒出来，毫无遮拦地站在你的眼前。

但是，离别仅仅是引子。其实，我想这几个月来最大的感受，就是孤独，虽然它常常被压抑和打扮。

理性的声音，孤独。

真实的声音，孤独。

做正确的事情，孤独。

当我看到各种令人匪夷所思的新闻和后续，在愤怒和震惊之后，最深刻的感受，也是孤独。这么违反常识的事情，却在天天上演，是社会有问题，还是我有问题？

只有我一个人感到愤怒吗？只有我们这几个人感到愤怒吗？

孤独，说到底是什么？我想是感受不到爱。

这里的爱，是广义的爱，是接纳和认可。当我们感受到世界的撕裂，本质上是因为我们感觉自己在这个撕裂的世界之外。我们不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但又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接纳和认可从哪里来？是靠世界认可我们吗，还是靠一个我们认可的伟人出现？

我想都不是。因为这些，我们都无法掌控。

那答案在哪里？

我想还要回到孤独。我们感受到孤独、不被接纳，是因为隔离。和什么隔离？和朋友，和世界？其实都不是。我想真正的孤独，是因为我们和自己的连接断开了。我们感到孤独，是因为感受不到自己内心的光，因而不断在外面寻找认可自己的声音。找到的时候，我们兴奋；听不清楚的时候，我们迷茫。为了抵抗孤独，我们寻找同路的朋友。

孤独的反面，是有朋友吗？是在一起吗？

我想其实不是。我今天听到最有启发的一句话是：

The opposite of loneliness is not togetherness with others. It’s courage.

孤独的反面不是在一起，而是有勇气。

当我们没有了勇气，觉得内心没有了力量和方向时，才会感觉孤独。

勇气让我们能面对真实的自己，让我们获得成长、治愈、爱，让我们愿意服务他人，直面自己的恐惧。

当我们和自己重新连接，找到内心的光的时候，哪怕我们孤身一人，也不再感到孤独。

我想是的，让光进来——高适的《别董大》，还有一首，没有收到一年级的诗单里：

六翮飘飖私自怜，一离京洛十余年。 丈夫贫贱应未足，今日相逢无酒钱。

让我们通过重新建立和自己的连接，抵抗孤独。

上面是旧文，

最近诺言社区9周年，一定程度上， 可以说诺言是孤独的人的社区。

孤独的人，在一起， 才不孤单。

最近的中女盒子，是为了9周年做的。社区里可以见到。也可以从这里链接过去。

进窄门，走远路， 见微光

wen.yinuoli.org

今天在丰盈俱乐部， 大家晒了一下最近收到的我写给大家的信。

丰盈俱乐部是参加过我工作坊的朋友们愿意继续每月有线上线下的活动而加入的一个群。

有一位群友， 今天在云南一个客栈看到了我在疫情期间给一个杂志写的一篇文章。让我回想起来，那时候有多愤怒….

那篇文章是关于孤独的，我把群友发的阳光下的文章贴在这里吧。

这个月， 我们做了一款“中女盒子”，有100多位诺友已经收到了，100%好评：）链接在这里。周五在诺言社区还有健康相关的直播。

后续我们会持续推出中女好物，包括理想国和诺言的定制款书和文化产品！

我自己都很期待！ 同好的各位可以扫码进群

AI最好的用法，不是替你学习，而是帮助你理解、练习和复习。

🎬 点击观看本期YouTube视频

48岁开始从零学一门新语言，是什么体验？

记忆力不如年轻时，一个词反复背还是会忘；明明已经记住了，真正听到时却认不出来；同一个语法，放在课本里似乎看懂了，换一个句子出现，又觉得陌生。

成年人学语言，难的不只是时间不够，也不只是记忆力下降。更麻烦的是，学习过程中总会出现很多很小的问题：一个词不认识、一个助词没弄懂、一句话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说。它们看起来不大，却会像一颗颗小石子，让学习随时卡住。

过去一年半，我一直在用ChatGPT辅助自己学日语。我逐渐发现，AI带给我的不只是效率的提升。它更重要的价值，是让我形成了一套适合成年人的学习方法。

他可以是一个随时可以提问的老师、不会不耐烦的陪练，以及不断帮助我复习的助教。

一、让AI立即解决那些“很小，却很碍事”的问题

过去学语言，遇到不懂的地方，我们通常要查字典、翻语法书、搜索网页，或者先记下来，等下一次上课时再问老师。

可等到下次上课，当时的语境往往已经忘了，学习也早就被打断了。

现在，我在街上、公交车上或商店里看到不懂的词句，可以立刻拍下来发给ChatGPT，接着问：

• 这个词怎么读？

• 汉字怎么写、怎么注音？

• 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 一般在什么场景中使用？

• 它和另一个相近的词有什么区别？

• 这句话的结构如何拆解？

这时得到的就不只是一个翻译，而是一位老师针对当下语境所做的讲解。

AI对学习最大的帮助之一，就是能立即回答那些非常小、却会阻碍理解的问题。它可能只需要几秒钟就能解释清楚，但如果当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就会一直横在学习的路上。

二、做题时，不只问“答案是什么”

我上网课时，经常把课本、练习题或截图直接发给ChatGPT。但我不会只问正确答案，而会继续追问：

• 为什么选这个答案？

• 其他选项分别应该怎么用？

• 这道题到底在考什么？

• 如果换掉其中一个词，句子会发生什么变化？

• 能不能再给我几个类似的句子？

我们平常做题，很容易只关心答对还是答错。但AI真正有价值的地方，不是帮我答对，而是帮我理解：我为什么会答错。

有时是没有认出动词原形，有时是混淆了助词，有时是不理解副词，还有时每个词都认识，却没看懂语序。

把错误原因说清楚以后，一道题就不再只是一道题，而会变成一个可以反复迁移、反复使用的知识场景。

当然，这里也有一个危险：一看到题目就立刻发给AI要答案，很容易产生“我已经会了”的错觉。

所以我现在会提醒自己：先自己想，先做出判断，再让AI检查和解释。 AI可以帮助我们学习，但不能代替我们完成学习。

三、学一个词，我会连续问六个问题

过去查单词，我最关心的往往只有一件事：它是什么意思？

但后来我发现，知道中文意思远远不够。同一个中文词可能对应多个日语词；同一个日语词放在不同场景里，语气和感觉也不一样。

现在学一个新词，我通常会问六个问题：

1. 怎么读？ 有汉字时必须标注读音。

2. 最核心的意思是什么？ 先给我一个简单解释，不要一开始就堆很多复杂含义。

3. 它是什么词性？

4. 用于什么场景？ 是书面语还是口语，正式表达还是朋友之间的说法？

5. 它与近义词有什么区别？

6. 能否给我几个真正用得上的例句？

第六个问题尤其重要。

我会提前告诉ChatGPT：我学日语不是为了应付复杂的语法考试，而是为了在日本的日常生活中使用。因此，它给我的例句应该尽量与我的生活有关。

比如学习表示“忍耐”的词，例句可以与运动、疼痛或学习有关；学习表示“赶快”的词，例句可以与坐车、上班或回家有关。

一个词只有和自己的生活发生连接，才更容易真正留下来。

四、让AI把复杂语法拆成小步骤

日语语法难，不只是因为要记一个公式。同一个句型可能包含原因、推测、态度或情绪；第一次听解释时好像明白了，换到新的句子里又认不出来。

遇到复杂语法，我会要求ChatGPT按以下顺序讲：

Read more

我用CLAUDE，发现最重要的，

不是先让它替我想，而是先让它记住我。

因为我以前写过不少东西， 我让它帮我找回自己想过、写过、说过的东西，把散落在不同地方的内容重新整理起来，再结合新的材料进行放大。

换句话说，我想让AI装进去的，不只是一堆知识，而是一个尽可能完整的“我”。

也就是所谓的“第二大脑”：它不替我思考，能替我记忆；不替我做决定，能调动我过去十几年积累的经验，帮助我把今天的问题想得更深、更完整。

下面是我使用Claude协助工作的五个步骤， 希望对大家有参考意义

第一步：别让它每天“失忆”

第一件事，是为AI建立一套关于我的记忆：

• 我是谁，正在做什么；

• 我有哪些长期项目；

• 这一年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 不同项目目前的优先级如何；

• 我经常使用哪些词，它容易写错成什么；

• 我不认可哪些表达方式；

• 我曾经纠正过它哪些问题。

这些内容被一条条写下来，存成AI每次工作前都可以读取的文件。

这样，纠正过一次的错误就不必再纠正第二次。我要做的，不是反复“培训”它，而是不断完善合作规则。

现在，我的这套记忆已经有几十条。每次开始工作，它会先读取这些信息，不需要我重新自我介绍，也能理解我的项目、偏好和基本表达风格。

所以，如果你希望AI真正帮到你，第一件事不是学习多少提示词技巧，而是让它知道你是谁。

第二步：先向内捞，再向外查

这些年，我积累了大量只属于自己的内容：3700多条结构化问答、470多篇课程逐字稿、好百万字的工作坊录音转写、200多篇过去发表的文章、几百篇散稿，以及书稿和其他材料。

把这些内容整理成语料库，最初确实是笨功夫：

• 录音要转成文字；

• 散稿要归档；

• 长篇答疑要拆成一条条问答；

• 不同来源的资料要放进统一结构。

但这些基础工作只需要认真做一次。

当资料库建好以后，过去十几年散落在各处、连我自己都想不起来的旧文件，就变成了可以随时调用的内容资产。

以后要写一篇文章，我不会立刻让AI上网搜索，而是先问：我以前谈过这个问题吗？当时是怎么说的？相关课程、问答和文章里，还有哪些值得重新使用的段落？

有不少我曾经讲过。而且，过去在某个真实处境中说出的话，可能比今天临时想出来的更准确、更有力量。

这种感觉很奇妙：AI像是在帮助今天的我，与过去的自己重新对话。

我们每个人的旧文件、聊天记录和笔记里，都藏着大量曾经认真想过、甚至已经想明白，却被自己忘掉的东西。AI最大的价值之一，不是立刻把它的知识给你，而是先帮你找回自己的东西。

第三步：我给它100，不要还我10，要扩成1000

很多人习惯让AI做减法：

• 把长文总结成三点；

• 把会议提炼成纪要；

• 把复杂内容压缩成一页。

减法当然有用，但如果只让AI做减法，就太可惜了。

我更多时候让它做加法。我会直接告诉它：

我给你100，不要给我总结成10，要帮我扩成1000。

我经常只有一个念头，甚至只是一句话。AI要做的，是把这句话和我过去写过、讲过的内容连接起来，再寻找新的研究、案例和资料，最后给我一个更丰富的材料库。

这个“扩”的过程本身就是学习。

我可能突然发现，自己过去的一种直觉，已经有科学家做过相关研究；也可能看到某个理论、案例或论文，为原有想法补上新的结构。我的任务不是照单全收，而是在这些材料中继续判断、连接和思考。

先把内容变得丰富，再为最终表达做减法，有时一次工作结束，我甚至觉得自己像又读了一个硕士学位。

第四步：把AI当研究助理，而不是答案机器

AI不会自动成为理想的工作伙伴。你必须明确告诉它，应该往哪里查、查到什么程度，以及最后如何交付。

比如，我曾经制作一期关于黑人儿童与游泳的节目。我先发现问题、形成初步框架，再要求AI沿着几个具体方向做研究：公共预算如何通过？媒体怎样报道？一个悲剧如何推动制度改变，最终形成新的社会现实？

如果我只说一句“你去查查”，它返回的往往是一堆宽泛的信息。但当我给出清楚的问题和研究方向，它就能像一个研究助理一样，快速扫描资料，补充材料，帮助我修正或丰富原来的框架。

这里有一个重要前提：你自己必须先有基本判断。

AI可以提高研究效率，但研究方向和深度还是由用的人决定。它能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有没有提出真正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五步：不仅要记住你的内容，还要长出你的声音

AI内容最常见的问题，是“AI味”太重：铺垫过多、喜欢喊口号、动不动就说“这很核心”“这非常重要”，一句话能说清楚的事情，偏要拉成一大串。

我非常不喜欢这种腔调。

所以，除了让AI读取我的文章，我还会持续告诉它：哪些表达像我，哪些不像；哪些地方太空，哪些地方太啰嗦；怎样减少评论，多给事实；怎样不靠口号，而是让读者从事实中形成自己的判断。

更有效的方法，是把AI给出的初稿和我修改后的终稿同时交给它，让它逐项比较：

• 我删掉了什么；

• 我保留了什么；

• 我调整了哪些顺序；

• 哪些词被换掉了；

• 我的句子节奏和它有什么不同。

然后，让它把这些差异总结下来，下一次继续靠近。

经过几轮训练，它的输出会越来越像我。但即便如此，我仍然会亲自修改。因为文章和内容最终是人与人交流的媒介。人的风格、不确定性，甚至某些不那么“完美”的地方，本身就是表达的一部分。

第二大脑不只要记得你的内容，也要逐渐长出你的声音。否则，它写得再多，也不是你的文章。

AI是助手，不是权威

用AI的朋友也应该都清楚它的危险。

AI会瞎编。它可能记错年份、张冠李戴，甚至一本正经地给出一条根本不存在的引用。更危险的是，它写得很顺、很专业、细节丰富，看上去特别像真的，于是人反而更容易放松警惕。

因此，我给AI立了一条硬规矩：

凡是事实、年份、数字、人物言论和引用，都必须核对权威原文；一个字一个字地对。找不到可靠出处，就不许写，更不能编。

我还会要求它把来源列在下面，方便我逐一复核。

这很像指导研究生：你不能只说“认真一点”，而要给出清楚的研究规范、来源要求和核查标准。要求越具体，输出质量才越有可能提高。

但无论规则多完善，AI都只是助手，不是权威。

第二大脑再好用，最终为内容真伪和判断负责的人，永远是我，不是它。

目前，第二大脑的天花板，仍然是第一个大脑

我目前主要用Obsidian搭建内容仓库，把资料保存成Markdown文件，再让Claude读取、检索和处理这些内容。整个系统的基础包括：资料库、记忆、表达风格，以及明确的研究与核查规则。

有人可能会问：这样一来，AI的天花板不还是我吗？

的确如此。

但在和AI工作的过程中，它会高效地整理信息，帮助我看见原有框架下的新材料；我也会在判断、修正和连接这些材料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第一个大脑的水平。

理想的合作不是让AI取代我，而是让它保留我的真实性、声音和思考，同时承担一个优秀研究助理擅长的工作。对于内容创作者而言，它甚至可以帮助完成约70%的前期准备，而真正重要的判断、取舍、核实和最终表达，仍然由人完成。

所以，不要急着让AI替你想。

先让它记住你，理解你已经积累了什么，再用它帮助你找回、连接和放大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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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定震级 7.1，最大震度 7——震度 7 是日本地震烈度表上最高的一档，再往上没有了。木造的房子、寺庙成片倒，嘉岛町那个永旺梦乐城也塌了一角。到 7 月 31 日中午，首相高市早苗公布的死亡人数是36 人。搜救还在继续。

2010 年的海地，因为同样是七级上下、震源很浅、就压在城市底下的地震，死了二十二万到三十一万人。一个震级，死亡差了将近一千倍。

这不是运气，后面是几十年一点一点堆出来一套体系。

今天我们来拆开， 从四个方面看看日本的防灾体系：

1）秒级的地震预警

2）日本怎么把每一次灾难写成一部法律

3）学校的防灾教育

4）普通公民和社区；一些你根本想不到的应急细节

这套体系一点不神秘，，而且每次升级都是用一场大灾难换来的。 灾难发生，找出到底是什么在杀人，再把这个教训写进法律、写进习惯。

一、秒级地震预警

地震波分两种：一种跑得快、破坏力小的 P 波；一种跑得慢、但真正能把房子晃塌的 S 波。秒级预警，就是就是抢这两种波之间那一点点时间差。

这套系统叫”紧急地震速报”（緊急地震速報）。全国一千多台地震仪，一探测到跑在前头的 P 波，就自动算出震源和大小，赶在破坏性的 S 波到达之前，把警报推到电视、广播、每一部手机上。新干线一收到信号就自动刹车；工厂的产线、医院正在做的手术、正在运行的电梯，都能在这几秒里做紧急处置。这套系统 2007 年 10 月就正式面向普通人运行了。2011 年 3·11 那次，东京在剧烈摇晃到来之前就收到了预警，气象厅后来说，它”救了很多人的命”。

二、把每一次灾难，写成一部法律

看日本防灾发展的历史，最核心的一条经验是：每有灾难和教训，就补一部法。

1959 年，伊势湾台风夺走 5,098 条人命。两年后，1961 年日本出台《灾害对策基本法》（災害対策基本法），规定从中央到地方，灾难来时各级政府各自要干什么、谁指挥谁。这次熊本，7 月 28 日傍晚，日本政府启动的正是这部 1961 年的法律：依照它，设立了以首相高市早苗为本部长的”非常灾害对策本部”，连夜指挥。

再看一部更专门的：《建筑基准法》（建築基準法）。因为地震本身不杀人，是倒下来的房子杀人。关键的一年是 1981 年。这一年 6 月起实行的”新抗震标准”，把对房子的抗震要求整个抬高了一大档。它的效果是被 1995 年阪神大地震用人命验证的：那场地震里，1981 年新标准之后盖的楼损伤明显轻；按旧规矩盖的、顶着两吨重瓦片的老木屋，很多整层压塌。一查才发现，塌掉的房子当年很多是”合规”的，问题是那套老规矩本身已经过时。于是 2000 年，木造住宅的抗震规定又强化了一次。

这次熊本又一次印证了同一件事。京都大学防灾研究所初步分析：这次地面晃动里有一种周期两到三秒的成分被放大，专门打抗震能力弱的老旧木屋，倒的主要就是这些房子。

而且日本的法律不只管新房子。1995 年阪神之后又立了《建筑物抗震改修促进法》，专门推动已经盖好的旧房子去检查加固，学校、医院、人多的楼是重点——这就是为什么等一下你会看到，日本的学校校舍能在二十年里从”一半不达标”改到”几乎全部达标”。日本人管这叫“用血买来的建筑规范”。

那这套法律，灾难来时怎么转起来？这次熊本就是活教材：陆上自卫队第 8 师团以大约 3,600 人展开救援，用无人机钻进倒塌的商场内部探查——自卫队这种快速”灾害派遣”，也是被阪神逼出来的，那次出动太慢挨了骂，之后才拿到几乎自动出动的权限；还有一个词叫”推送式支援”（プッシュ型支援），中央不等灾区一样样开口要，先把水、食物、厕所主动推过去，因为经验是灾区最初几天连自己缺什么都报不清楚。

把这些串起来，日本每一次大灾难，就会成就新的修法：伊势湾台风换来《灾害对策基本法》，阪神换来抗震改修促进法和整个响应机制的大改，3·11 换来海啸对策、推送式支援和学校防灾教育的升级。灾难，找出什么在杀人，把答案写成法条——这就是这套体系不断升级的方式。

三、“不叫奇迹的奇迹”

学校在日本防灾里有两个身份：平时保护上课的孩子，灾时是全社区的指定避难所。所以国家在学校抗震上下的是死功夫。

先看一组数字。日本公立中小学校舍的”抗震化率”——能扛住震度 6 强的比例——2002 年只有 44.5%；到 2025 年 12 月，文部科学省最新调查是 99.9%，全国没加固完的只剩 93 栋。二十多年，从不到一半做到几乎全部，是拿钱一栋楼一栋楼砸出来的。

但比钢筋更关键的，是训练——而且训练是法律规定的。日本有一部《学校保健安全法》，第 27 条规定：每一所学校都必须制定并执行一份”学校安全计划”，这是法定义务，把避难训练排进全年课程，反复练。训练也不只是”排好队走出教室”。很多学校会做”交接训练”（引き渡し訓練），演练怎么一个一个安全地把孩子交回爸妈手里；孩子椅子上平时就垫着一顶”防灾头巾”，地震一响直接扣到头上护住头颈。

正因为把这些练成了身体的本能反应，才有了下面这件事。

2011 年 3·11，岩手县釜石市是重灾区，全市死亡加失踪超过一千人。但那天在学校里的中小学生——全市 2,926 个孩子，除掉请假在家的 5 个——几乎全部从海啸里逃了出来。

外界把它叫“釜石的奇迹”。但主导这套防灾教育的群马大学片田敏孝教授，一直反对”奇迹”两个字。他说这不是奇迹，是训练的结果。他们教给孩子“避难三原则”：第一，别被预设困住，别以为海啸地图上画的淹没线就是极限；第二，尽你最大努力往高处跑；第三，做第一个带头跑的人。地震一来，中学生没等大人指挥就自己往高台冲，小学生看见中学生跑也跟着跑，一路还把老人、把幼儿园的小孩都带上了。这个第三条我觉得最震撼， 做第一个带头跑的人， 不要等！

对比一下，2008 年 5 月 12 日，四川汶川，8.0 级大地震，六万八千多人遇难，将近一万八千人失踪。2009 年 5 月，一年以后，官方才第一次公布地震中死亡或失踪的学生人数：5,335 名；据报道，大约有 7,000 间校舍倒塌，那些校舍是”豆腐渣工程”——学校垮了，旁边的楼却都还立着。学校成了最不安全的建筑。后来失去孩子去政府追责的家长，被拘留！相比之下，何止天壤之别！

四、一场地震，怎么让全体国民变成”救灾的人”

时间倒回 1995 年 1 月 17 日，阪神·淡路大地震，6.9 级，是日本战后城市防灾的转折点。这一场死了六千四百多人，近 40 万栋建筑受损，也暴露了政府一开始反应很迟钝——头几天，最先把物资送进灾区的，反而是便利店的供应链。

但这场惨剧催生了两样一直用到今天的东西。

一样是志愿者文化：震后头三个月，大约 120 万志愿者从全日本涌到神户，1995 年因此被叫做日本的”志愿者元年”，政府把 1 月 17 日定为”防灾与志愿者日”，从那以后救灾在日本就不再默认只是政府的事。另一样是政府响应机制的大改，自卫队的自动出动权就是这时候来的。

在这之上，防灾还是日常的”肌肉记忆”：每年 9 月 1 日”防灾日”（来自 1923 年关东大地震）全国搞演练，社区里有居民自己组织的”自主防灾组织”，很多家庭常备防灾用品包。它不是一次性的口号，是刻进日历、刻进家庭习惯里的东西。

另外日本地震一来，整个社会的日常基础设施会自动切换成”救灾模式”。

先说你可能听过的：地震时不要钱的自动贩卖机（災害対応型自動販売機）。日本街上到处是自动贩卖机，其中有一类专为灾难设计——大灾一发生，运营商远程把它切成免费模式，饮料无偿放出来；2023 年的新型号更是能在地震发生时自动免费供应。

很多便利店也被指定为”灾时返家支援站”，交通瘫痪时给几百万被困在外的人（日语叫”帰宅困難者”）提供水、厕所和歇脚的地方。

所以， 看看几年来的数字： 2026 年这次熊本，7.1 级，死亡约 36人；2016 年上一次熊本，7.0 级，直接被震死的是 50 人；1995 年阪神，6.9 级，六千四百多人；2011 年东日本大地震，9.0 级，官方约一万九千八百人——但这里面 90.6% 是因海啸而死。 而且有个政府调查说明问题：听到海啸警报立刻往高处跑的人里，只有 5% 被卷走；没听警报的人里，49% 被卷走。跑和不跑，是十倍的生死差。

最后、人活下来之后，有没有被好好接住

有一个词——灾害关联死（災害関連死）。

日本官方把地震死亡分成两类。一类叫”直接死”：房子压塌、海啸卷走，是灾难当场夺走的命。另一类叫”关联死”：不是当场死的，而是在灾难之后、在避难生活里，因为身体扛不住、因为原有的病加重、因为环境太差而死。日本会专门把这一类单独统计、单独认定。

光是”专门去数它”这件事，就已经是一套成熟系统的标志。因为它承认了一件事——救人，不是把你从废墟里挖出来就结束了。你活下来之后的日子，同样是防灾的一部分。

而这组数字往往比直接死更吓人。2016 年那次熊本，直接被震死的是 50 人，关联死却有 225 人，是直接死的四倍多，占了总死亡的八成。2024 年能登半岛地震也一样，关联死超过了直接死。也就是说，在今天的日本，地震真正的杀手，已经不是那一下摇晃，而是摇晃之后的那几个星期。

关联死怎么发生的？这次熊本正在发生的事就是最好的例子。很多人怕余震、怕挤避难所，就睡在自己车里——日语叫”车中泊”。在狭窄的车里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腿上的静脉容易结成血栓，血栓跑到肺里就是”经济舱综合征”，已经出了死亡案例。再加上七月三十五度的高温，避难的老人特别容易中暑。日本的社会福祉士这两天在灾区反复喊一句话：“别忍着不上厕所，别不敢喝水。” 因为很多人为了少上厕所就不喝水，结果反而加重了血栓和中暑。

所以日本防灾最新的战场，是一些听起来特别”小”的事：避难所里的厕所干不干净、够不够用；有没有地方降温；能不能别让人睡在车里。就是这些”小事”在决定生死。

尾声：救灾后面的制度基础

而这个”更少伤亡”，说到底，其实都是按照常识行事， 但常识可以变成社会现实，因为日本是民主法治社会， 有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所以一次又一次灾难的教训，公开透明，写进了法律、写进了校舍、写进了日历，甚至写进了一台台自动贩卖机里。

进窄门，走远路， 见微光;

一诺的中文写作平台 wen.yinuoli.org

起因是我给自己找了个事：今年七月我去考日语 N3（N1 到 N5，N5 最低、N1 最高，N3 是中间），就想试着用 N3 水平的日语，讲一讲我在日本三年的感受。录完又想，我不少日本朋友也学中文、读英文，那就干脆用中文、英文各再讲一遍。

你现在读到的是中文版。文末有我用日语和英语讲的同一期视频——想听我N3水平日语的，欢迎去看。文末有链接😄

我是 2023 年来日本，那时候并没有计划长待，所以也没学日语。后来大概一年半以前，觉得在日本做的事情越来越有意思，那就学吧——也确实觉得非常难，日语真的还是一门很难的语言。

我把内容分成了上下两集：一集是让我感动、特别震惊的三个方面，一集是我觉得相对还蛮有问题、可以做得更好的三个方面。这是上篇

• 中文版（完整视频）：

一、儿童友好的城市环境：安全，以及安全背后的自主性

大家一想到日本，可能想到寿司、神社，好吃好玩。但我当时来日本最震惊、到现在也非常震惊的，其实是对孩子来讲一个安全的环境。

我刚到日本，的时候三个孩子是 9 岁、11 岁和 13 岁。因为那时对日本完全不了解，也没打算常待，就住在一个朋友的公寓里。当时查那个地方到孩子们临时会去的学校大概 45 分钟。

周一开学。周日我们去探路一遍，坐电车（就是地铁）从房子到学校走了一遍。周一早上问他们，要不要我还是跟你们一起去？他们毕竟也都是第一次在日本上学，都很紧张，说妈妈你还是来吧。我就陪他们去了。

结果一上车就发现，车上有好多小孩，都是一个人，没有一个是妈妈带着的。我们去探路到时候因为是周日，没这么多上学的孩子。中间要转车，之后开始上来一些穿着他们学校校服的人——很多个子比他们还矮。孩子们这时候就都“站”不住了，跟我说，妈妈你下去吧。我就这样被半路轰下来了。

当然很快，你就会发现，早晨起来，下午放学的时候，电车上、公共汽车上、路上、全都是一个人上学的孩子。最小的可能只有五六岁。我小时候也是这样的， 但后来在很多地方生活过、也去过很多地方，现在还能做到这样的大城市，我觉得世界范围内屈指可数。而日本全境基本都是这样的，非常安全。

路上随处可见的独自出门的小孩子

2026年7月某个早上的实拍小视频

但我觉得它更大的意义，不在于只是安全——安全当然已经非常厉害了——更重要的，从教育的角度，是孩子在这个过程中的一种自主性：我想去哪儿，我就拿着我的地铁票去了，不用等妈妈有空开车送我；我跟朋友约好了出去玩就去了（当然要跟我们说一声，但从来不用”等妈妈有空”）。孩子的这种自主感，其实是无价的。

教育里有一个概念：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要远远大于”这个人的老师说了什么”。老师说你们要自主，如果周围谁都不自主，孩子也做不到；反过来，老师就算不说，孩子从小就看到”比我大一点的孩子可以自己背包去上学”，那我也可以——每个人都会这样。可以对比一下美国，美国叫 land of the free、自由之国，

但除了几个大城市，美国的公共交通都很糟糕，周末， 或者平时如果孩子们想约一个“PLAT DATE” 没有家长开车， 是不可能的。孩子自由受限，司机（也就是家长）也基本上要搭进去。

在美国的时候，我一个人送孩子们上学、回来、再去送踢足球训练、比赛。有一天我坐在车里，算了一下我在车里的时间， 一天就有8个小时。是一份全职工作了！

这让我想起我对谈过的一位社会学家Arlie Hochschild。她有两本书翻成了中文：第一本《The Second Shift》，中文叫《职场妈妈不下班》；第二本《The Time Bind》，中文叫《时间困境》。《第二班》第一版我记得是 1989 年，那时她自己是伯克利的一位女教授。她讲整个职场是为”一个家里有老婆的男性”设计的：女性不仅要上第一班（first shift）去上班，回家还有一个第二班（second shift）——在家里也是一份工作，而这份工作是没有报酬的。三十多年后她再版这本书时说，其实挺伤心的——回去看当年写的东西并没有过时，改变非常非常慢。《时间困境》里她也提到，在职场工作的女性、尤其是当妈妈的，她们的时间是被隔成一块一块的，灵活性非常低。她起了一个词叫 Time Poverty——时间贫困：我的贫困不是来自没有钱，而是我的时间被拿走了。

这真的非常常见。就像我自己当妈妈、同时又在工作、做工作坊、写书的时候——幸亏我的工作比较有灵活性，我还可以；但我一天困在车里，接送孩子、买菜，这些加起来的八小时，相当于另一份全职工作，只是没报酬。从这个角度讲，日本因为安全、很好的公共交通和公共服务，给妈妈省下了大量时间。我在日本就是这种突然富有起来的感觉：早上7点多孩子出门之后，到孩子自己放学回家的4点多， 中间所有的时间都是我的了！ 可以写书了，做研究、做事情，我的《笑得出来的养育》就是在2024年这样写成的。

但这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对大部分日本女性来说，省下来的时间又恰恰投进了那个第二班——无偿的家务和育儿。所以有了时间，也不一定就自由。这个话题挺复杂的，下一集讲女性困境的时候我会再细说。（另外，跟 Hochschild 的对谈是英文的、有中文字幕，在我的 YouTube 频道能看到，诺言社区里也能看到。）

二、历史的保留：世界第一

第二条是关于历史。中国人可能都会觉得，日本都是学中国的，中国历史那么长，日本也都是从遣唐使开始学中国的。但我到日本之后才发现：日本的历史可能和中国比不是那么长，但日本对历史的保留，我觉得是世界第一的。

不管是对建筑物的保留，还是对典籍的保留，我觉得都是整个东亚文明里做得最好的，让我非常惊叹。比如佛教里的东大寺——很多唐代的建筑，只有在日本能找到。不仅当时建得很用心，后来这些年的修缮保护也是世界一流的。

典籍也是。比方说我写到过的增上寺，有大量典籍和规模很大的藏经阁。2025 年他们有一批佛经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当时有一个展览，我就去看了：一千年以前从浙江湖州印出来的典籍，还有一批也是从中国印的、经由韩国到日本的，一千年前的东西就放在那儿，你就可以看。可惜不能照相。但站在千年前的纸张前面， 给人感觉是非常震撼的。各种美术馆里的书画展也非常非常多，喜欢的人就会知道。

另外，日本的寺院神社在城市乡村也比比皆是。寺院里一般都有墓地，中国人可能觉得墓地比较晦气，比如买房不想在墓园旁边——但在日本，墓地是一个非常崇高的地方，完全不影响房地产价格，祖先在那儿是件大好事。所以你会看到大量名人的墓。比如离我家不远的善福寺，里面就有福泽谕吉的墓——福泽谕吉相当于日本版的梁启超，他的墓就在那，每个人都可以进去看，也不用票。很多我们知道的有名的日本作家的墓都能找到，还有专门带你去看这些墓的导览。你就能站在这些历史人物面前，那种感觉。我推荐过的马国川老师的日本三部曲：《国家的启蒙》《国家的歧路》《国家的重生》。《启蒙》里就讲了很多他刚来日本时，在各个地方看这些墓园都留得非常好。包括去大学里，日本的大学基本上都有他们创始人当年的故事、留下的石碑和墓，都在那儿，非常普遍、保留得非常好，也很”现代”——意思是它保留的技术，和现代的建筑、现代校园无缝地融合在一起，无处不在。

不仅如此，日本有无数的“祭”（matsuri，中文写成”祭”那个字），就是各种节日。这种节日在大城市小城市都非常多，基本每个月都有，夏天特别多。会有市集，matsuri 的时候大家穿上那个叫”法被”的衣服，抬着神轿，喊着号子，还有传统乐器，打太鼓——我也是从去年开始打太鼓，你还可以参加发表会。历史不只在书本里、不只在叙事里，它就在你的生活里，处处可见。而且这些活动，不是说你得是什么文艺团体才能参加，市民都可以参加，哪怕是外国人也可以报名。历史不是一种很抽象的、必须在殿堂里、博物馆里的东西。当然博物馆也很多，但是在日常生活里，历史也是随处可见，可以感的。

三、市民社会：最好的东西是公共的

美国的公共设施也很多，但一般说某个地方是 public 的，有某种默认家它不是最好的；好的肯定是 private 的、私人的。在新加坡、香港就更是这样了，各种各样的 club，你花钱进到某个 club 里。

而在日本，最好的、最大的 facility 都是 public 的，这点我觉得很了不起。各个地方的市民中心、区域里的运动中心，都是最好的。也有很多 private GYM，但都很小，因为地方不大，基本都在租在楼房里。我们所在区域的那个公共运动中心，有八层楼高，里面有羽毛球场、篮球场、跑道，还有一层是游泳池，设施一流，用的是最棒的木材，设计也非常好。旁边就连着他们的公立小学，学生（比如我孩子在这个城市上学）进去，高中生以下都是一次 100 日元，相当于 4 块钱人民币；大人像我去也是 500 日元，也就二十来块钱人民币。不是区居民的费用800日元，都可以进。当然如果用打球场地你要去预约、去抽签，网上操作，——但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公共的不就该这样吗。

而且不仅这些，还有各种会议室，场地居民可以借，包括演出的场地、大礼堂都可以借。那种大礼堂租下来一天可能才一万日元，相当于几百块人民币。上次我们去开会，借了一个区里专门的会议室做20个人的活动——市民中心都可以租——一天从上午到下午租下来是 1600 日元。

不仅市民设施好，市民参与的渠道也很多、很日常。每年城市的预算，花了多少钱、收了多少钱，会寄到每个人家里，都看得到；地铁里的墙上也常能看到各种面向市民的说明会、听证会的通知，谁都可以去，也可以线上参加。参与社会，不只是投票的那一天，平时就能表达意见、参与进去——这在这里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另外一个，就是政府给出去的补助，也非常大方。我记得刚来日本时，因为带着三个孩子，很快就收到信，说要给你发钱，因为你有孩子。我当时想，我是个外国人，在这儿也没有收入，怎么会呢？就是每个人都有的。包括孩子——只要是 18 岁以下的孩子，在东京都所有医疗都是免费的，一分钱也不用出，包括外国人的孩子（当然前提是有合法的长期签证）。大人像我，好像是付 30%，根据保险内容不一样，但整体质量很好、也很便宜。如果是家里有重病、有特殊情况的——我们有些诺友，孩子有这种特殊的疾病，得到的福利就更多了。当然这是很不幸的事，但至少社会在这个层面的保底和服务，非常非常到位。

还有你会经常收到政府的“道歉信”。对不起，我们最近物价又升高了，让你的生活困难了——就给你发钱，给你家里的孩子，孩子越小发得越多，因为你需要支付的多。如果是小宝宝，我知道像我们有诺友家里刚生了孩子，就会发各种券去买奶粉、买尿布，基本上不用花钱，让你免费用（当然你可以选什么牌子、在什么店）。

所以从公共信息的公开，到公共设施齐全，到这种市民服务——这个叫公民福利、或者居民福利——这方面的安排非常严密、严谨，又非常细致到位。这是让我非常震惊的第三个。

下集预告

这次先讲这三个。下一集我会讲三个我觉得还是蛮有问题的地方，以及背后一些原因的思考：

第一个，过度竞争的教育——虽然整体环境很好，但你要想去好的大学，这里面的竞争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很难，有些甚至是病态的，我以前也写文章批评过。

第二个，害怕失败的文化——这在日本人里非常普遍，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日本人的英语这么多年都很差，因为学外语你就会失败。（我动心思录个日文视频，其实就是逼自己在失败中成长一下：）但我也想讲：这并不是日本文化里真正固有的东西。看历史，明治维新那批人，我觉得非常有现代性，所以这不是日本的传统，而是时代和环境造就的，加上很大的 peer pressure、必须跟别人一样。

第三个，日本女性地位低下的问题——中国人都知道上野千鹤子老师，她写书并不是在批评中国，而是在说日本。日本其实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以父权为主的社会，男女平等的排名一直到现在都很低（148 个国家里排到 118 左右）。这么多年讲下来，好像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我们也会聊一聊为什么，以及我的一些想法。

日语版、英语版在这：

日本語版：欢迎发给你会日语的朋友检验一下初学者的日语 ：）

• 📺 English version《3 years in Japan: Three Things That Surprised M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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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今天刚拍的，8公斤

说正事， 上面这张照片， 因为诺言里带大家练上肢力量。引体向上营早结束了，但是， 你们的上肢还在练吗？ （我…..最近没有练，这张是摆拍）

最近文章和视频高产， 因为我这个月，没孩子，有（给我送包子的）（小）老婆。

但是你们瞧，这缝缝里挤出来的生产力，都可以手搓原子弹！

要是我也是个有固定能干的老婆， 那早就解放全人类了！

好吧，借这滔天的气概，讲讲吵架。

上一篇，我讲了思维这个”利器”，讲了我为什么把它叫”思维的脊柱”。有人问：思维清楚，到底有什么用？今天我想给一个特别实际的答案——它能帮你吵赢架。

因为吵架这件事，表面上是在吵，实际上是两种思维在对决。 吵架的本质，不是把对方压住，不是你死我活。是把这件事想清楚，“吵”清楚。这才叫赢。

视频全攻略在此：

还附赠一诺帮你吵架神器，已被很多人亲测有效。链接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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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吵赢爹味的爹

雪博女儿八九岁，周末去打了一场乒乓球赛，打得不错，但没拿冠军，拿了亚军。回来以后很不开心，哭了。

这时候爹味爹说了一句话：自尊是建立在努力的基础上的。如果你没努力、没赢，你就没有资格哭。

这句话是不是听上去挺义正词严，可你又觉得哪里不对？

雪博来问我：这个我该怎么怼回去？

我说，这句话看着只有二十几个字，其实藏了四个坑。

它先把”自尊”这个词偷偷换了意思；又凭空断定孩子”不努力”；再从”自尊要靠努力”推出”不努力就没资格哭”；最后用”没资格”三个字，去羞辱一个正在难过的孩子，否定她哭的正当性。

看出来了吗？这四个坑，正好对应着四样东西。这也是我要讲的框架。

吵架的四层脊柱：前提、事实、逻辑、情绪

任何一次吵架——其实叫 debate 更准确，debate 是个中性词，是我们在做思想的交互——里面都有四个层次。这是我总结出来、在工作坊里反复讲的。

第一层是前提。 有没有一个没说出来的前提？你默认的前提，我可能根本不知道；或者你默认的前提，在我这儿根本不成立。

第二层是事实。 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对事实不对， 不全那起点就有问题。

第三层是逻辑。 有了事实，是不是就能推出这个结论？从事实到结论之间，是要有逻辑的。上一篇里我讲的那一堆逻辑谬误、思维陷阱，全在这一层。

第四层是情绪。 这是最常被忽视的一层。情绪在任何一场 debate、任何一次日常吵架里，都是一个无处不在、能量极高的存在。

中间这两层——事实和逻辑——是比较显性的，至少用思维能看到。同样的事实、同样的逻辑，就该得出同样的结论。如果得不出，要么是你俩的事实对不上（比如 cherry picking、幸存者偏差，只挑了一部分），要么是逻辑上出了问题（比如都同意”这里有个煤矿，也有只黑猫”，就推出”猫是被矿染黑的”）。

而另外两层——没说出来的前提，和情绪——是隐性的。这两层要是看不见，架就很难吵清楚。

下面我们一层一层来。

第一层：那个没说出来的前提

回到乒乓球。”孩子不努力，所以没有自尊”——这句话的前提是：自尊要靠努力来挣。

那我们先问一句：我自尊的前提，真的是努力吗？我这件事没努力，就不配有自尊吗？

这显然不对。

打个比方，我今天什么都没干，就在家躺着休息。这时候有人跟我说：”你看你躺床上，你根本不配活在这世上。”——这句话有道理吗？

所以把”努力”变成”自尊的前提”，这个前提本身就是错的。前提我都不能同意，后面的推论我当然也不用同意。

但更值得讲的，是那些没说出来的前提。

很多朋友在我们频道看过我跟秦晖老师的对谈。他讲过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大意是：一个问题、一个论证，是长在一整套前提上的。前提变了，同样的论证可能就不成立了。

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假设有一份研究讲减肥：多吃蛋白质、少吃碳水、经常运动，就能瘦下来。事实是对的，逻辑是对的，结论看着也很正常。

可如果把这份研究拿去指导一个吃不饱饭的地方呢？

那它就成了一个伪问题。因为”多吃蛋白质、少吃碳水”的前提是：你两样都能吃到、都吃得起、你有牙、肚子里没有虫子——是一长串前提。这些前提不在了，这篇完美的文章就没有意义了。

秦老师举过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西方世界有人反对高福利，中国就也反对高福利。但西方反对的重要前提是因为首先真有福利。 你这里啥都没有，也高喊反对，把人基本都一点点权利也剥夺走。这就是“福利”这个词的问题误置。

所以前提这件事， 往小了说，是爸爸对孩子的那句”没努力就不配有自尊”。往大了说，是我们理解历史、理解一个社会制度、看一份科学研究成果时，底下藏着的那些前提。都是同一件事。

第二层：事实，先别急着争对错

到了事实这一层，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框架。

第一，你说的这个是真的吗？ 回到雪博女儿：她输球了，这是真的吗？是真的。但这只是第一步。有时候连”真的”都不一定——万一是裁判吹错了哨呢？

第二，就算是真的，是在什么程度上真？ 她是拿了最后一名，还是差 0.1 分没拿到冠军的亚军？这完全不一样。不能因为”只要输了”就一概而论。

第三，它是不是全面的事实？ 就算这次真输了，是不是每一次都输？你说她”不努力”，是不是每一次都不努力？也许人家十次里有九次很努力，只有这次没使上劲，原因还各种各样。

所以事实这一层，至少可以做三重检验：真不真、到什么程度、全不全面。

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从上一篇讲的三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底层长出来的。形式逻辑的根，就扎在事实这一层。

第三层：逻辑，从事实到结论那一跳

有了事实，是不是就能推出结论？这中间那一跳，最容易出坑。

再讲一个诺友的真实例子。

她自己在家带两个孩子、在家上学，以前也办过一所学校，后来因为各种困难关掉了。结果有人来指责她：”你别这么自私，只管自己两个孩子。你这么有能力，应该格局大一点，把学校重新办起来，让更多孩子受益。”

我们用刚才的方法过一遍。

事实层面——都对。她现在确实没办学校，以前确实办过，现在确实只在照顾自己两个孩子。

那根据这些事实，能不能推出”你不给别人的孩子办学校，你就是自私、就是格局小”？

不能。

首先，照顾好自己的孩子，怎么就叫自私？我对自己孩子的教育负责，我是个负责任的父母。而且所有所谓的大格局，都是从做好身边的事开始的。我连自己孩子都照顾不好，才没资格去做别的。

其次，这里还埋了一个假的二选一：好像我要证明自己不自私，就必须去办学校。可办学校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先得有能办的环境，再得有资金、有管理、有懂教育的人、有各种投入。它不是”我有格局就能做”的事。

在”办学校”和”自私”这两个虚假的选项之间，明明还有第三条、第四条路。这个道德绑架，本身就不成立。

这一层的坑特别多。上一篇讲的那 26 个思维陷阱，几乎都出在这里——比如偷换概念：同一个”自由”，你说的和我说的根本不是一个意思。

还有一件很关键的事：很多时候，我们不要急着陷进争论。

因为你一旦开始争，就已经默认了”这是一件可以争的事”。可很多时候，那个被当成事实摆出来的东西，本身就是假的。

就像指鹿为马。赵高说这是马，你要做的不是跟他争”这到底是不是马”，而是先看清：现在到底在发生什么。事实上它当然不是马——但还有一个更底层的事实是，你其实是在被逼着做一场服从性训练。

看穿这一点，靠的正是前面那三层：前提、事实、逻辑。先别吵，先回到底层，看清这里藏着哪些陷阱。看清了，这句话也就拆开了。

第四层：情绪，是在打动你，还是在操纵你

第四层可能是最难的。

事实和逻辑再难，通过训练总还是能拆的。可情绪不一样。它不仅无处不在，而且不一定是错的——有时候情绪反而最有说服力。对什么都无动于衷的人，本身也有问题。

所以关键的问题是：这个情绪，是在帮你看见事实，还是在替你把判断做了、让你别再想？

有几招特别常见。

诉诸恐惧。“人家都这么做，你不做孩子就完了。”——大家都在上补习班、上奥数，你不学就完了。这是不讲理由的吓唬。

诉诸众人。“这么多人都买了，你还能错吗？”——可这些人买的也许全都不对。

人身攻击。“你自己都没成功，凭什么说我？”——他表面在谈这句话对不对，潜台词其实是：你配不配说这句话。

道德绑架。 这个在家里特别常见。”你要是孝顺，就该怎样怎样。”——把一个本来可以商量的具体要求，绑到你的人品上。再比如：”你不给孩子报这个班，你就是耽误他。”我们之所以被击中，不是因为道理说服了我，而是”耽误”这两个字带来的愧疚——你别想了，赶紧掏钱吧。

诉诸权威。“专家都说了，你还不信？”——权威可能是个线索，但不是确定性的证据。尤其他要是跨了行，或者屁股决定脑袋。一个头衔，并不能证明他说的所有道理都对。我们要听的是他的理由，不是他的名头。

要破这一层，就得把情绪和事实分开。回到前提、事实、逻辑，再来决定。

再讲一个例子。阿嬷的情书那个电影， 作为小人物的情感，它当然很打动人。但你要是看它所处的那个历史时代，就会发现它非常仔细地挑选了能讲的东西。

那个年代的南洋华侨，在文革期间其实受过很多迫害——这些都消失了，没有讲。它讲的这些人如何勤劳、如何过得苦，都是对的；但也很巧妙地回避了当时因政治运动带来的那些大灾难。

我当时看到一篇文章，把这些没讲的事说了出来。底下大部分评论是这样的：”你不是我们潮汕人，你不知道我们当时有多苦。”

这就跟”你不是我们中国人，不知道我们在战争里经历了什么”是一回事。

这些感受是真的吗？是真的，是真实的情绪。可这些情绪，不该成为我们回避全面理解那个时代的理由。

“因为我有巨大的情绪，而且你不是我们这类人，所以你不能理解，因此你没资格来讨论那个时代的全貌”——这个成立吗？显然不成立。每个人都可以去看史料，每个人都可以对那个时代有自己的看法。这也是吵架里非常常见的一种谬误。

回到那个哭的小女孩

回到开头那个输了乒乓球、正在哭的小女孩。

我做工作坊、做诺言这些年，积累了大量真实的语料——诺友的提问、我写的文章和书。感谢 AI 时代，我们把这些语料，加上今天讲的这个四层框架，做成了一个小工具。你把一句”觉得不对、又不知道怎么怼”的话放进去，它会用前提、事实、逻辑、情绪这四层帮你拆，还会告诉你怎么回。链接在上面。

拿雪博女儿这句话试了一下，它是这么拆的——

前提上，它把”自尊”偷偷换成了”努力挣来的、有条件的认可”；可真正的自尊恰恰是无条件的，孩子的价值不需要靠表现去配得上。它还藏了第二个前提：哭是要资格的；可哭是情绪的自然流露，不是一项需要审批的特权。

事实上，一个输了球的孩子在难过，这是真的；但”她不努力”是爸爸凭空断言的，不是观察到的——他没在场、没问过，就给一个正在哭的孩子定了”不努力”的罪。而输球根本不等于不努力，再努力的人也会输。

逻辑上，从”自尊建立在努力之上”推到”不努力就没资格哭”，中间塌了好几处：就算自尊部分来自努力，也推不出”哭需要资格”，更推不出”她不努力”。这是假二选一加因果错置。

情绪上，”没资格哭”是最伤人的一句。它用羞耻去惩罚一个正在难过的孩子，剥夺她情绪的正当性。这句话真正的功能，是把”我作为爸爸不想去安慰这个哭的孩子”，包装成一条听起来很硬、很占道德制高点的原则。

至于怎么回，工具给了几个版本。我最喜欢那句一句话的：

自尊要是得靠努力去挣，那就不叫自尊，叫绩效奖金。孩子的价值，不需要她去配得上。

还有戳穿版：谁告诉你她没努力？你又不在场、又没问过，就给一个哭着的孩子定了”不努力”的罪，再拿这个罪去剥夺她哭的权利。你这不是在谈自尊，是在给”我懒得安慰她”找一个道德制高点的借口。她现在要的不是资格审查，是有人蹲下来说一句：输了球，肯定很难受吧。

你也可以输进去你听到的觉得不对，又不知道该怎么回的话。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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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其实是接住孩子

工具很好用，你们可以自己试。但我后来又想了想——怼爸爸只是一部分，这件事里最重要的，是接住那个孩子。

这里有两支箭。这是我在工作坊里讲的一个概念，佛陀的两支箭（下一期我也会专门讲）。意思很简单：你被射中一箭，肯定疼、肯定受伤，这躲不掉。但真正的痛苦，往往来自第二支箭——你自己不停地想、不停地往里扎，越扎越难受。所谓修行、所谓智慧，就是别再射第二支箭。第一支我承认，它疼，我把它拔出来、让它愈合就好。

放到这个孩子身上：输球，是第一支箭，真疼，躲不掉；而”你不配哭”，是第二支箭，是羞辱。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别让第二支扎进去。

先把哭的资格还给她。别在她正疼的时候讲道理。顺序很重要：第一步是抱孩子，第二步才是陪她；道理可以放到很久以后再讲，甚至不讲。

你可以蹲下来，抱住她，说：”输了是不是特别难受？妈妈特别理解。来抱一下，想哭就哭，哭出来没关系。难过的时候你会哭，是因为你在乎——在乎从来不是错。爸爸刚才那句话，妈妈不同意。哭是不需要批准的，你难受，就有资格哭，这是每个人都有的资格。而且你今天敢上场、能拼到最后，这件事本身就很棒。输赢决定不了你是谁。妈妈爱你，跟你赢不赢一点关系都没有。”

有几件事，这时候不要做：

不要说”别哭了，这有什么好哭的”——那等于把第二支箭再补一刀。

不要急着复盘：”你看你就是练得不够，这个球该那么打”——那是把爸爸的话换了个说法重讲一遍。

也不要马上出主意、帮她解决问题。这个时候，孩子需要的不是方案，是知道有人站在她这一边。

至于努力、下次怎么练，可以讲，但要等她平静下来，换个口气：不是”你不努力”，而是”下次我们要不要一起练一练？”——努力是一个邀请，不是一个惩罚。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爸爸妈妈这种时候，夹在中间最难受的是孩子。所以不必当面跟爸爸吵，但可以平静地、当着孩子的面，给出那个相反的声音，让她知道：家里有一个人，是无条件站在她这边的。

这，比赢重要，也比赢过爸爸重要。

最后

所以你看，吵架这件事，说到底不是为了压住谁。是借着一次交锋，把前提、事实、逻辑、情绪一层层看清楚，看到我们到底在争什么，再更有效地交流。

对世界，可以温柔一点；对思维，不妨锋利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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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的利器」系列第一期，YouTube 已经上线了！

喜欢这个封面图不？虽然做背景用了AI，但人都是真拍的：）

能有空录长一点视频，因为孩子们放暑假了。老大开始了暑期实习， 朝九晚五；两个小的甩给了我妈和我爸，所以我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基本上“无干扰工作”。

我整了一下客厅做“演播室”，熟悉的客厅呈现了一种全新的效果！点进去看看是不是很惊艳 ：）

另外请摄影师给拍了一些照片，很喜欢！后面视频里也会见到：）

好， 现在是干货时间：

上一篇，我讲了为什么”思考”是每个人都该有的一把利器，也讲了逻辑三律里最简单的一条——同一律：A 就是 A。亚里士多德那三律，还有：矛盾律和排中律。

上次讲同一律的时候我说过一句话：每一条律，都能生出一窝陷阱。 逻辑上把这些陷阱叫”谬误”。同一律这一窝，除了”白马非马”那种，最常见的是下面这几种——它们的共同点，都是让”A 不再是 A”。

第一种，偷换概念。 把一个词偷偷换了意思，可听上去还是那个词。比如你讲”自由”，对方接一句”自由不就是想干嘛就干嘛、谁都别管吗”。不对。你说”自由”的时候，说的是”想干嘛就干嘛”吗？他把词掉了包。

第二种，稻草人。 我本来说的是 A，你先把它悄悄扭曲成一个更好打的 A+，然后拼命去打那个 A+，打赢了，回头宣布”看，我把你驳倒了”。可你驳倒的，是你自己扎出来的那个稻草人，根本不是我说的那个。

第三种，转移话题（英文叫 red herring，红鲱鱼）。本来在讨论 A，你用一个不相干的话题，把大家从 A 引开。

第四种，比烂。 你说这件事不对，他不回应这件事本身，而是说”你自己不也一样”“还有人更坏呢”。本来讨论的是”这件事对不对”，被换成了”你有没有资格说”或者”是不是有人更坏、就不用管了”。

名字五花八门，可它们犯的是同一个错——让 A 不再是 A。守住同一律，你一眼就能看穿。

矛盾律：不能自己打自己的脸

矛盾律说的是：A 不是非 A。一句话，你不能正着说也是它、反着说也是它。

听着简单，可自相矛盾的话，我们身边太多了。

比如：”我完全尊重你的独立思考，但你必须得出和我一样的结论。”前半句和后半句，根本不可能同时成立。

再比如，我们有时候会听到这样一套对中国人的说法：“我们中国人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最勤劳、最聪明的民族。” 很多人听了觉得对。可紧接着又是另一套：“中国人最不好管了，都是刁民，必须严加管起来。” 这两个不可能同时成立——你不可能既是最伟大最勤劳最聪明的民族，又是一群必须处处防着的刁民。

还有一种最常见的自相矛盾，叫双重标准。

“我质疑权威，那叫独立思考；你来质疑我，那你就是不懂事。”

同样一种行为，对自己是一套标准，对别人是另一套。同一条规则，不能既适用又不适用——这就违反了矛盾律。

再有一种，我给它起名叫”移动球门”（moving the goalposts）。

你给了一个反例，证明他不对，他说”这只是个例”；你再给一个证据，他又换了个新要求，说”这两个虽然都对，可还有别的”……他的标准永远在改，你永远达不到。

这个我在家里天天上演。让孩子刷碗，他刷了，我说”你还没倒垃圾”；他倒了，我说”你作业还没做呢”。作为家长，我们总能挑出点事来不满意。可站在孩子的角度：你不断的在移动你的目标。

波普尔有句话说得特别好：一个怎么都说不服的人，靠的肯定不是道理、不是逻辑。正因为他压根不讲逻辑，才可能永远不被说服。所以下次遇到一个”怎么都说不服”的人，你先别怀疑自己——很可能是他的球门，一直在动。

排中律：真的只有这两种可能吗

第三条，排中律：真假之间，到底有没有第三种含糊地带？

“你不爱国，就是恨国。”“你不支持我，就是反对我。”明明中间有无数种可能，却硬逼你只在两个极端里选一个。这叫假二选一，也叫假二分。它是生活里最常见、也可以说杀伤力最大的一种。

比如：”你应该去做好事，你不做好事，就是自私。”好像我必须捐钱，不捐钱就是自私。真是这样吗？我可能只是现在暂时捐不了，这就证明我有一种很糟糕的品质？我又凭什么非得用某个行动，在当下向你证明我不自私？

破它，其实就一句话：真的只有这两种可能吗？

把那条被悄悄藏掉的路、那些没说出口的前提，都摆到台面上——假二分，也就塌了。

顺便说说”辩证法”：很多时候，它是诡辩

“这件事嘛，既是不好的，也是好的。”一件事有不好的方面，你不能转头就用”它也有好的一面”把这个”不好”给冲掉、糊弄过去。

我在工作坊里考过大家一个例子。”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假设我这匹马不是自己跑丢的，是被偷马贼李一诺偷走的。后来这匹马跑回来了，还带回来一匹马。那按”焉知非福”的说法，丢马的老汉是不是该感谢我李一诺？毕竟要不是我偷走，它哪能带一匹马回来呢？

大家想想怎么破。

其实这里藏着矛盾律。第一，我偷东西这件事，从动机到行为都是错的；那匹马后来带回一匹马，是偶然发生的结果——这两件事并不能互相证明，也不是”因为我偷了它、它才带一匹马回来”。所以老汉没有任何理由感恩我。第二，就算”带回一匹马”是件好事，也不能反过来证明我当初偷马是对的。你看透了，就不会掉进”你看你还赚了一匹马”这种狡辩里。它完全有可能被偷走之后，就再也回不来了，对不对？

四个”笨问题”，拆掉一大半唬人的鬼话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人类现成的智慧，免费就能拿到，网上都能查。但我们很多普通人，缺的是一个把它们串起来的简单方法。

而我相信，听到这儿你也会觉得：这没什么难的

你只要记住这四条律，遇到一句唬人的话，就去问四个”笨问题”：

1. 你说的这个词，和我说的是同一个意思吗？——同一律。

2. 你这句话前后矛盾吗？——矛盾律。

3. 真的只有这两个选择吗？——排中律。

4. 你这个结论，理由充足吗，真的能证明吗？——充足理由律。

就这四个问题，你就能拆掉一大半唬人的鬼话。

然后， 上次上线的思维游戏， 和深受广大诺友欢迎的一诺帮你吵架游戏，都更新上线了， 这里可以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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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你喜欢这个系列的视频， 喜欢的话请点赞，订阅， 转发。最后，演播室张这样！

然后预告一下， 这个周末7/10-11 有各地的丰盈诺友聚会， 线上线下都有。参加联系小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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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没参加过的朋友来说，工作坊似乎总有一点神秘 - 到底在做什么？

表面看，从2022年起的第一期开始， 一期期工作坊涉及的内容很多，从北美职场到内心力量，从崩塌到重建，从孩子养育到亲密关系，从“每一个困境都是入口”到如何在多变的世界里安顿，再到构建AI时代的底层能力。

但是，这其中我花精力做得最多的，其实是“思维的脊柱”。

教育是让一个人成为人，这句看上去抽象的话，底层其实有看上去简单、实则深刻的相互交融的三个方面，就是手、脑、心。

讲个人成长，讲得最多的是“心”。学佛法，似乎学的是修心。手的层面，可以做的也非常多：如何做项目、如何协作、如何搞财富。

而我觉得我们认为最简单，又其实最被忽略的，是“脑”，就是高质量的思考。

因为似乎“脑”几乎被等同于做数学题、考试、刷成绩，但这是最大的一个窄化和误解。脑是一个人的思维能力，是我们理解世界不可或缺的利器。有良好的思维能力才能在看似模糊混沌的世界里看清结构、看到历史和趋势，才能对什么是核心问题形成判断，对如何面对和解决这些核心问题形成自己的方法。而这些在我们讲内心成长、教育、公共议题方面，又是被系统性地窄化甚至忽视，甚至污名化的。

所以我在工作坊里面讲得很多的内容，是“如何高质量地思考”。

这里插播一下，我最近开始努力地做YouTube啦！刚上线了“为自己思考”这本书的解读视频，在这里。可以和本文配合服用：）

一个爱思考的人，在简中世界里，往往有两种下场：要么被当成“杠精”，要么是“危险分子”。

你在饭桌上多问一句”这个数据哪来的”“这两件事真是因果吗”，对面脸色就变了。你想太多了。你怎么这么较真。你这人就是个杠精。

反过来，我们最高的褒奖里，藏着一个特别奇怪的词：无脑。我无脑追这个星。这家店我无脑入，闭眼买。”无脑”在这儿是褒义的。是忠诚，是投入，是不计较，是傻得可爱。好像一个人只要一动脑子，就少了点什么——少了点纯粹，少了点深情。

我们把不思考，浪漫化了。

你对社会问题、对历史真相问一句，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凭什么？那就“别想了，太危险”。“咱们现在有吃有喝，不挺好？”“管好自己就行了，想这么多干嘛。”

但其实，很多“挺好”，都已经变成了“不好”，只是你不知道。或者可能变成“不好”，而等它来的时候再想，就晚了。

思考是一把利器。 不是用来赢一场嘴架的，是用来不被骗、看得清、活得明白一点。

我总在工作坊里说，要活得好，只学习心理学是不够的，只靠冥想和瑜伽是不可能“开悟”的，没有高质量的思考，没有对社会、历史、政治、哲学的了解，不可能真正“活得好”。

不思考，是一种恶

这话不是我说的，是汉娜·阿伦特说的。

阿伦特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之一，犹太人，纳粹上台后流亡美国。代表作有《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境况》，以及下面要讲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1961年，她去耶路撒冷旁听一场审判。被告叫艾希曼，纳粹的中层官员，经手了把数百万犹太人送进毒气室的运输调度。

去之前，所有人都准备好看一个魔鬼。但她看到的，是个普普通通的中年男人。彬彬有礼，条理清楚。他在法庭上一遍遍解释：我只是在做我的工作，执行命令，履行职责，把火车准点开出去。

阿伦特由此提出了那个人人都听过的词：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 准确的翻译应该是“恶的平庸性”。

她想说的不是“平庸”是“恶”。是一件更可怕的事——

真正的危险，并不长得像怪物。它长得像一个普通人，恶的呈现形式，不是长牙舞爪，而是邻居和善的大叔。

艾希曼也不蠢。调度几百万人的运输，要大量的能力。这就引出了一个特别重要、我觉得每个人都该知道的区分——思考，和认知，不是一回事。

认知（knowing / cognition），是处理信息、解决问题、把事办成的能力。艾希曼有的是这个。他能算清楚一列火车装多少人、几点发车、走哪条线最快。今天我们说一个人”很聪明”“脑子好使”“能力强”，说的大多是这个——认知。

思考（thinking），是另一回事。阿伦特说，思考是”我和我自己之间那场无声的对话”。是你能停下来，退后一步，问一句：

我现在做的这件事，到底对不对？
如果我是火车另一头的那个人，这件事看起来是什么样的？

认知追求的是”有没有用、能不能成”。思考追求的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意味着什么、它对不对”。

艾希曼的恶，不是因为他笨，是因为他从不做后面这件事。 他把”上面让我做”当成了答案，省掉了”我自己怎么看”。

阿伦特那句话，我觉得值得每个人对着自己的生活想一想：

恶，来自思考的缺席。

不只是历史课本里那种大写的”恶”。就是我们每天的日常——

“大家都这么做，那就这么做吧。”
“这是专家说的，照做就行，别问为什么。”
“领导定了，我执行。”

这些时刻，我们用的全是认知，不是思考。我们在很高效地、很聪明地，不思考。

思考有没有章法？有。两千多年前就有了

很多人一听”独立思考”，觉得是个玄乎的、靠天赋的东西。

不是。思考有地基，这个地基两千多年前就打好了。

公元前四世纪，亚里士多德给思考立了三条最基本的规矩，后来叫逻辑三律。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的老师，可以说是逻辑学这门学问的开山祖师。《工具论》奠定了西方两千年的形式逻辑传统。这套逻辑的地基，就是这三律：

第一：同一律：A就是A。一个东西是什么，前后得是同一个。

第二：矛盾律：A不是非A。

第三：排中律：要么是A，要么是非A，不可能即是A又是非A。

听着像废话？可你身边大量吵不清的架、上的当、被带的节奏，挖到底，大概率会踩到这三条里的某一条。

同一律，这个看上去最简单的，其实是我们在生活里经常违反的。

比方说，所谓洗脑，说到底就是让你信”A其实是B”。

《皇帝的新衣》是同一律。所有人都在夸那件看不见的新衣多华美，只有一个孩子说出了事实：他没穿衣服。那孩子守住了同一律——是什么，就是什么。

指鹿为马，更是浅显的同一律，就让你说A不是A，其实测试的不是逻辑，是服从。

几乎在亚里士多德的同时代，中国也有人在琢磨这种概念的游戏。战国时期的公孙龙，提出了那个白马非马。他的论证听着挺唬人：”马”就形状而言，”白”就颜色而言，”白马”既管形状又管颜色，所以”白马”不是”马”。后来”白马非马”基本被当成了反面教材：诡辩。一种把人绕晕、用来抬杠取胜的嘴皮子功夫。”名家”这一派很快就边缘化了，被斥为”苟察缴绕，不入大道”。

这就是那个让我一直觉得可惜的岔路口。

希腊那条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长成了一条没断过的大河——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到近代的科学方法，到今天的批判性思维通识，一脉相承。

中国这条路，刚冒了个头，就只是被归为“诡辩术”，逻辑没有长成一门正经学问，到2026年，也没有变成普通人的常识。

但没事，可以学

首先，当然是有大量的书、工具。

但我觉得最难的，其实是一个安全的群体和心理环境，可以发问，哪怕是觉得“很蠢”的问题，可以反驳，可以讨论。

工作坊课程的一部分，就是在打磨这套利器：怎么识破偷换概念，怎么不被假二选一逼到墙角，怎么认出”幸存者偏差”，怎么分清相关和因果……

它们不玄，是两千多年前就有人打好的地基。但我们的确需要学习、练习，让“高质量思考”成为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利器。

这把利器，不会让你变冷，会让你看得清——看清了，你那颗心才有地方安放，你那双手才知道往哪儿使。这就是手、脑、心，转起来支撑一个完整的人。

现在你“脑子”怎么样，来试试？

光说不练，利器是磨不出来的。

所以我做了个小东西——

思维的利器

26把思维利器，每把对应一种最常见的思维陷阱：偷换概念、稻草人、滑坡、幸存者偏差、循环论证……每道题都来自我工作坊真实课堂里的例子。你可以每天抽一题练手，也可以一口气连答二十题，给自己测个段位。答对一种，解锁一把；集齐26把，你手里就有了一整套不被骗的工具。

一诺工作坊的思维利器小游戏 https://siweili.netlify.app/

游戏长这样：

一样都不能少

脑这么要紧，那有脑就够了吗？当然不是。

只有手、没脑没心，就是艾希曼——高效地办事，从不问对不对。

只有心、没脑没手，是另一种我们更熟、还总被夸的人：好好先生。孔子管这种人叫”乡愿”，”乡愿，德之贼也”。就是那种在乡里人人说好、谁都不得罪的老好人。孔子为什么说他是败坏道德的贼？因为他用”人人都好”的假善，偷换了真正的是非。老好人的善，常常不是善，是伪善包裹下的恶。

还有一种最体面的：又聪明、又能干，就是不拿人当人。北大的钱理群老师有个说法，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高智商，会办事，懂表演，唯独没有对他人的真正关切。脑和手都顶配，心是空的。

少一样，善会变蠢，聪明会变冷，能干会变成一把伤人的刀。

佛、法、僧

我在工作坊里都会讲，成年人的成长，要经由佛家所说的皈依三宝——佛、法、僧。

这三个，其实也对应着手、脑、心。

佛，是心。 禅宗本就有”即心是佛”。佛不在外面，在你自己那颗心里。

法，是脑。 法是看清世界实相的那套方法和智慧。

僧，是手。 僧不是单指一个和尚，是”僧团”，是一个共修的群体、一个场域。修行从来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这正是我在工作坊里讲的”中间层”。

一个人是修不下去的。这不是你的问题，是人的存在决定的。

皈依三宝，翻译过来其实就是：养你的心，磨你的脑，找和建你的场域。

最后是激动人心的广告时间！：）

今年十一月，我会在京都做第一次红叶季的工作坊。50个名额，现在还剩30个，希望线下见到你。工作坊详情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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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窄门，走远路，见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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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2016年开始办一土，一直站在应试教育的反面。

并不是因为我考不好，或者因为考试而受到伤害。 相反，我一直考得很好。而且是考得好的受益者。

我是全国应试教育最卷的省，山东省出来的。我的初中是济南五中。一年级十个班，我在十班，可能就是小升初入学排名最差的班（我猜测），因为那时候有两个实验班，是一班和二班，据说是有关系的人能进， 我不知道真的假的，反正我没进。

那时候初中司空见惯的是男生打架。 教室是平房，平房后面和围墙的小缝里面就是各种暴力现场。我初一的时候的同桌叫刘宁，我还记得他拳头很白很大，据说有一次打群架他斧头砍人，造成对方重伤，他进了少管所。弱一点的男生，害怕吃饭的钱会被抢掉，害怕系腰带的男生，因为腰带的铁头打人很疼。这是我对于刚初中的一些恐怖记忆。但是我的初中老师都很好。“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这句话，就是我初中的班主任于老师告诉我的。

每年五中有名额保送山东省实验中学- 全省最好的高中。标准就是从初一开始的所有成绩加总排名。 据说他们一算分，突然发现十班出了一个大家没听说过的学生，成绩第一，然后我就拿到了保送资格。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当时学校找我妈谈过，说：“你女儿这么会考试，能不能去考一下中考？”这样，首先她肯定能考得上实验；第二个，也给我们五中争光。好多年后，我妈才告诉我有这回事， 而且当场就被她拒绝了。她不是觉得我会考不好，而是觉得这样对我不公平。她说，成绩再好，考这样重要的考试也是会紧张的。既然我女儿可以按照你们学校的规则拿到保送资格，她就应该被保送。 现在回想真是非常感谢我妈。当然也很感谢当时的学校规则透明公平。我们家这样既没关系，也没有找什么人，根据这个规则还就真的上了最好的高中。当时学校还组织初一到初三的所有学生坐了一大操场，让我做学习经验分享。

后来我去了山东省实验中学，从高二分文理科，会有几个班被分拆掉，我所在的高一四班就被拆了，然后我们这些人被散落到各个班里。每次考试都会把从第一名到最后一名的毛笔字的打榜贴到教室的墙上，每次我的名字都是班里第一名。我妈说，她每次去开家长会，往教室里一看榜，我是第一名， 家长会也不用开就走了。每年都是这样，我们那时候一年级有14个班，一个班60个人，所以大概就1000个人左右。 到高中三年结束的时候，算三年总分，我也是第一名。

那时候实验中学每年有四个保送清华的名额，保送的规则也是算分：把所有考试分加起来，再加上其他加分项，比方说做班干部、参加全国竞赛。一般来说，成绩差一点的话，加上这些竞赛有可能成为第一名。但那个时候我的总分已经遥遥领先没啥必要，所以参加这些竞赛什么的加分用不上，也已经是第一名了。

所以你看，我还是一直很会考试，而且因此从一个很普通的初中，去了最好的高中，从一个高中里很普通的班，靠考试，去了清华大学。

我写这些，可能有炫耀之嫌，我想表达的是，我后来诟病这个应试教育，不是因为我受到了伤害，我是这个应试教育体系里绝对的幸存者和受益者，我批评，因为着眼点并不是在我自己，而是在于这个教育体系对普通人意味着什么。这也不是说我不是普通人， 我只是一个更会考试的普通人。对不会考试的普通人，这意味着什么？

其实一直有这样的声音： 你李一诺就是这个教育体系出来的，你这不也很成功？这难道不证明这个教育体系很好吗？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说高考虽然有各种问题，但是最公平的，是中国普通人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这些听上去似乎都对，但是他们其实都有很严重的逻辑谬误，我想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第一谬：你有选择吗

“高考改变命运”——这句话的前提是：你面对一个选择，你选了高考，命运因此改变。

但等一下。

你有不参加高考的选项吗？

这不是修辞问题。真的问一下：在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有哪条不参加高考的路可以走？

对于城市里条件好一点的家庭，最近十几年有了其他的出路，出国读大学，或者走另类国内的教育（多数是“违法”的， 包括一土教育的前五年（2016-2021）也是拿不到办学许可证的）。我上高中是1993年，是不可能有别的出路的。 也许勉强存在出路——走艺体特长的窄门，但这些选项，本质上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能进入这个系统的少数人”。

对于农村的孩子，或者城市里经济条件有限的家庭，高考是唯一的一条路。不参加高考意味着进不了大学，意味着劳动力市场大多数正式岗位的门关闭，意味着父母的脸面，意味着整个家庭网络里你的位置和重量。

你面对的不是一个选项菜单。你从出生就在一辆已经开动的车上了。

刘宗坤在东京和我聊的时候，用了”囚车”这个比喻。路线定好了，时刻表定好了，终点站也定好了。父母是押运员，老师是司机。车开过幼儿园、小学、初中，高考是一个大站，坐得好的换一辆更好的车，其余的被推下去，或者继续挤在原来那辆。没有人在中途停下来问你：你想去哪里？你甚至不知道除了这辆车，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

你不是”选择了高考”。你是被安排上了那辆车，然后发现自己在考场里。

有人会说：那也可以不上大学，去做生意，去创业。可以，但这个”可以”是有巨大成本的，这个成本不是每个家庭都能承担的，这个选择也不是被鼓励的。真正的选择自由，不是”理论上可以”，而是”你不会为此付出不成比例的代价”。

“高考改变命运”的叙事，把一场被迫参与的系统，包装成了一个公平的选择。这是第一层谬误。

第二谬：你只看到了飞回来的飞机

1943年，美军想给轰炸机加装甲。他们统计返航飞机上的弹孔位置，发现机翼和机腹弹孔最多，准备把装甲加在那里。统计学家亚伯拉罕·瓦尔德看完数据，说：你们搞反了。

装甲应该加在没有弹孔的地方。

那些飞机能飞回来，说明被打中的部位不致命。真正危险的位置，一旦中弹，飞机就进了大西洋——你永远看不到它，但它恰恰是最需要被保护的地方。

你能看到的，只是幸存者。这叫幸存者偏差。（这里插播广告一枚， 诺言社区最近开始“HOW NOT TO BE WRONG” 这本书中文版的读书会，欢迎报名参加, 扫这个码加客服）

“高考改变命运”，建立在同样的逻辑陷阱上。通过高考改变阶层的人，写了书，上了节目，被反复讲述。没考上的、考上了但从此再没抬起头的、复读N年最终放弃的——他们不出现在这个叙事里，不是因为他们少，而是因为他们没有飞回来。

每年全国约1300万考生。能进入”改变命运”这条叙事主线的，按一本录取率算，不超过两成。同样是高考，北京的考生进清华北大的概率，和河南、山东的考生相差数倍。来自农村家庭的学生，在重点院校里的比例，多年来持续下降而非上升——这在学界是有记录的。起跑线就不一样，但结果被包装成了同一场公平竞争的成果。沿途倒下的那些人，不出现在”改变命运”的叙事里。

但还有更隐蔽的一层。

不只是失败者的声音没有传出来——是有人在主动删除它们。

中国农村，跟孩子教育相关的悲剧比比皆是：超负荷的考试压力，因贫辍学，以及各种难以言说的结局。这些消息在微信里第一时间被清除。一线老师工作群里收到最多的消息，不是教学资料，是各种版本的”这个不许说”：不许提某某学校有孩子跳楼，不许转发某某地区的相关报道，不许讨论。

我经常听到一种说法，就是你不在中国，不了解中国的情况。这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实际上很容易反驳：你在中国，就了解中国的情况吗？

不一定。你可能连自己小区里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你周围的中小学，如果有孩子跳楼，这条消息大概率在你看到之前就消失了。一线老师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维护这种”不让你知道”的沉默。你以为的”公平竞争”，是基于你被允许看到的那部分信息做出的判断。

幸存者偏差在这里有一个加强版：审查制度让失败的案例在进入集体叙事之前就消失了。不只是飞机没飞回来，连”这架飞机没有飞回来”这件事，也被删除了。

第三谬：BECAUSE OF（因为），还是DESPITE OF（尽管）

好，就算我们接受这个前提：一诺是中国高考体系出来的，一诺还行。

这能说明什么？

在工作坊里，我用这个做思维练习题：“李一诺是中国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李一诺不错，所以中国教育体系很棒。”

大家先笑，然后说：幸存者偏差，样本太小，还有很多被压垮的人。

对。但还有更深一层的问题，很多人没注意到。

就算我们承认”一诺是这个体系的成功案例”——那个成功，究竟是因为这个体系，还是尽管这个体系？

两个词，逻辑完全不同：

• “因为”：是这个体系的设计，帮助了这个人成长。

• “尽管”：是在与这个体系角力的过程中，这个人自己挣出来的。

把”尽管”说成”因为”，夸张一点等于说：我没有死在这场火灾里，所以这场火灾对人类有益。

我自己的答案：尽管。

首先我非常感谢我从小学、初中、高中遇到的老师，但是他们其实给我的影响都是在教育之外的。

比较典型的就是我高中的政治老师。他那个时候很年轻，只有二十六岁。每次给我们上政治课，他就会拿出课本，然后说：“你们拿一根红笔和尺子，跟着我画，然后在里面只画出几个关键词。”每次上课大概前15分钟把这件事情做完，然后就对我们说：“以后你们这本书只看我划的，因为这里面有考点。其它都不用浪费时间看，现在大家把书合上，我们去讨论一些真问题。”我从那个时候开始跟他一起开始思考的。

他后来先是做了公立学校的校长，又去做了个民办学校的校长。 我去见他， 问你们是不是在民办教育可以做一些创新？ 他跟我讲，他说：“应试教育是赶鸭子，公立学校是赶鸭子。民办教育其实还是赶鸭子，另外一种姿势赶鸭子。”

我的高一班主任是广东人，那个时候会给带锅去办公室给孩子煲汤。我后来见她，问她还给学生们煲汤吗？她说：”不可能了呀，现在管理这么规范，怎么可能给孩子煲汤？”

她退休以后，也是觉得去民办教育可能比公立要好一点，但发现一样窒息。她说：“我其实教不了孩子什么， 但是孩子们太可怜了，我能做的就是在抽屉里放上一些糖，孩子到我办公室里可以吃糖和拿小玩具，放松一小会儿。”跟我讲的时候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中国从来不缺乏有爱心，懂教育的教育人，但他们在体系里面也是一种极其痛苦的存在。我感恩他们， 但我不感恩这个体系。 而且这是当年管控不这么严格的时候，课堂上没有摄像头，没有监控，也没有学生举报。是一线老师在那里面的所制造的空间给了我些许独立思考的能力。那毋庸置疑，老师说的这些不考的东西也的确是没有考的。如果真正考试的角度来讲，他们也是浪费时间。

虽然我去了清华，但出国之后，我发现自己需要重新学大量的东西——怎么提问，怎么质疑，怎么在没有标准答案的情况下独立思考，怎么表达不同意见而不是等待正确答案。这些能力，学校没有系统教过我，不是因为那些老师不好，而是因为课程设计的目标根本不在这里。那辆囚车不是为了培养会自主思考的人设计的，它只是为了把孩子送到设定好的地点。

从清华到美国读博、到麦肯锡——每一步都在这条路上走，每一步都让我觉得我在往前走。直到在某些时刻我意识到，有些更基本的能力，我其实还没有。

我认识的大多数人，诚实地问自己这个问题，答案都是”尽管”。在填鸭式的课堂里找到一个角落自学，在被刷掉的志愿里意外撞上新的路，在糟糕的大学课程之外找到真正想做的事。成功了之后，把那段经历包装成”体系是有价值的”。

把个体的突破归功于体系，是一种方便的错误。它方便了体系，但对理解真实情况没有帮助。

评估一个体系，应该看什么

所以评估一个教育体系，不应该看它能否产出少数几个”成功案例”——任何体系都能做到这一点，哪怕是随机选拔。

应该看：首先，普通人，除了这个体系有没有选择？如果没有选择，那所谓的好结果（几个学生进清华）和坏结果（学生抑郁，教师抑郁，家长焦虑）都应该是体系造成的，而不是只看好的结果。其次，大多数人经过这个体系之后，是不是更有自尊、更多自信，和对前景的希望感和意义感？

刘宗坤1984年连煤炭学院都没考上。被迫下了囚车，停下来问：我想去哪里？中学老师，然后靠各种“歪门邪道”和自学，进了北大哲学系，然后是美国的法学院，然后根据他在美国做执业律师20多年看到的无数的小故事，写了一本书， 《为幸福而生》。 这条路，不是体系给他的，是他从体系的裂缝里挣出来的。他是个幸存者， 不是个被成就者。

他这本书看上去很鸡汤的书名，其实是非常深刻的：我们一生经历教育，进入社会，是为了什么？ 其实无非是为了幸福生活。

那如果一个教育不能让你感到幸福，如果一个社会的规则、法治的缺失让一般人无法追求公平和正义，而无法获得幸福，那我们应该追问，为什么。

上个月，我们在东京坐了两个小时。第一期《一诺对话刘宗坤》现在可以看了。视频里见

里面有：

• 我自己的高中是什么样的，那时候每天在学什么

• 出国之后，我发现自己需要重新学哪些东西

• 职业选择上，真正影响了我的几个节点

• 哪一堂课、哪一句话，让我意识到自己之前可能学的是”假知识”

• 以为自己懂了、结果不得不从头来过的，是哪些能力

• AI来了之后，什么是这个体系给不了、也替代不了的

  进窄门，走远路，见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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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性可以用一个词概括：勇气。——是允许自己就这样、就在此时，就在此地、带着所有的怀疑与不确定，在当下的勇气。

第一次见明就仁波切，是 2022 年 7 月，美国波特兰。

第二次是 2023 年 8 月，东京增上寺。就是后来我抽到那两张凶签的那座寺。

这一次，2026 年 4 月 30 号（对就是今天！），又是东京。

三次见面，三个时间点，三个我自己也很不一样的状态。（文后有彩蛋）

如果你对他不熟悉——明就仁波切，Tergar 国际禅修社群的创立者，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与宁玛派的传承者。13 岁通过禅修自己治愈了童年的惊恐症。Richard Davidson 在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做”长期禅修者大脑”那个 fMRI 研究，他是被扫描的那一批人之一。现在诺言社区正在共读的《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是他写的。

这次，我们聊到了一个你肯定想听的话题：普通人，能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问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先聊到了”命运的印记”。

人们曾经以为——人生下来，是一张白纸。

但其实不是的。

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已经带着 karmic imprint，佛家说的”卡玛”、轮回里带过来的印迹。仁波切说，这部分可能占到 97%。我们这一辈子能动的，可能只有那 3%。

他举了一个婴儿的实验。我回来查了一下论文，是 Yale 的 Karen Wynn 实验室做的——Hamlin、Wynn、Bloom 2007 年发在 Nature 上的一个研究。让 6 到 10 个月大的婴儿看一段木偶剧：一个”攀爬者”想爬上山坡，一个”帮助者”推它一把，一个”阻碍者”把它推回去。

然后把帮助者和阻碍者摆在婴儿面前，让它伸手挑一个。

10 个月大的那组，12 个婴儿，12 个全部伸向了帮助者。

按”白纸论”，婴儿应该没有偏好。但他们有。

爱和慈悲，是与生俱来的。

这是好的那一面。但也有不好的那一面。比如恐惧。比如自我怀疑。比如那种”我不配”的底色。这些也是 imprint，跟着你出生，跟着你长大，进入你做的每一个决定。

所以我们不是白纸。我们是带着图案出生的。

这件事，我其实在《笑得出来的养育》里也写过。

一迪小时候玩过一种图画书。每一页看上去都是白纸。但是把笔蘸上水画一下，或者直接拿一杯清水泼上去，图案就会立刻显现出来。

图案早就在纸上了，只需一杯清水，就会清晰可见。

我们以为我们在选择，其实很多时候，是那些图案在替我们选。

那自然就到了这个重要的问题——既然 97% 已经定了，普通人有可能改变命运吗？怎么改？

你说，这是不是人生最重要的问题？

好，你准备好接收这个价值连城的问题的答案了吗？

答案来了：

他说，能改。三步：

一、改 view。 看世界，看自己的方式。

二、改 heart。 觉察。觉知自己心里在发生什么。

三、改 behavior。 去做，行动。

就这三件事。

好，这价值连城的答案，请免费拿走。这就是我一直在说的——真理并不神秘。

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做不到？这不是答案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和答案连结。

改 view，需要不同的认知环境。

修心，很难。 因为“觉察”是反人性的——我们大部分时候靠自动驾驶。要从自动驾驶里拔出来，需要有人反复提醒你停下、看一眼。

一个人也很难独自”去做”。第一次做不一样的事，会害怕，会自我怀疑。需要旁边有人说一句”我也在试”。

这就是场域、社区的重要性。当很多人的 intention 在一起，这件事就可能发生。

访谈里我还问了他几个你可能也想知道答案的问题——

1. 如何和现在的世界相处？ 2023 年那次见面，COVID 刚刚结束。三年过去了，今天的世界似乎比那时候乱得多——地缘政治、全球右转、战争，我问他：作为一位 meditation teacher，给普通人的建议是什么？他自己又是如何看待这些世界的变化的？

2. 他最近在讲什么？ 这几年他自己讲学的重心有什么变化？他最想让大家听到的，是哪一句？

3. 他自己面对过的最大的困境。 他说他有过五次大的挫折（访谈里会有）。然后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小时候跟爷爷一起爬山。爷爷说，我们的目标是登顶。但如果半路上突然出现一面又高又长的墙，怎么办？

爷爷说，第一件事是 accept——接受。

这可能是最难的一步。但一旦你接受了，智慧就生出来了。你可以爬过去，可以绕过去，可以挖一个洞过去——

或者，那面墙可能自己也会出现变化。

4. 他和神经科学家的合作还在继续吗？ 在的。但现在他不只是被研究的对象。这些年他和团队把这套方法带进了学校、医院。学生更有活力，医院里病人的死亡率下降。他还讲了他们正在尼泊尔喜马拉雅建的 Tergar 学校——可以看到他真正在做的事。

完整访谈，会作为这期工作坊的独家大礼包，我会带大家一起看，和解读。报名的同学可以看到全部（丰盈俱乐部的朋友们也可以免费参加这次解读）。

完整访谈我也会陆续在我的油管（https://www.youtube.com/@yinuoli8177）上放出来，开放给所有人。

做完这次访谈，我在想，其实这些年诺言社区、工作坊做的事情，就是这件听起来比登天还难的事——“普通人如何改变命运”。而且可以说卓有成效。因为答案不神秘，方法不玄妙，但需要机缘。让那 3% 真的动起来。

5 月 10 号开始的 6 周线上工作坊《唤醒那个无可替代的你》，今天4/30日是早鸟价的最后一天。

⏰营期时长：2026/05/09—2026/06/17（六周，180 天回放）

💰早鸟价：$2799美金（之后恢复原价$3299）

🎁 赠送礼包：365天诺言会员(价值¥1399)

🔗 三阶工作坊详情和报名：https://cc1.net/s/kVfhFC1h

另外，感谢和明就仁波切的这次机缘，我会开放 4 个全额奖学金

从 2022 年 5 月起，我已经开了 15 期工作坊。围绕的一直是同一件事——向内看，向前走。1700 多位学员走过这个过程。

这些年，我们给老师群体、医生群体、单亲妈妈，都设过专项奖学金。

这一期，我会再开放单亲妈妈奖学金——四个名额，全资支持（学费全免，不折现）。

申请条件：深入理解工作坊理念，处于人生转型期，渴望自我成长，却有经济困难的单亲妈妈。

申请时间：北京时间 2026/05/01 ~ 05/05 24:00 截止 结果通知：北京时间 2026/05/07 起，请留意邮件 申请表：《三阶工作坊-单亲妈妈奖学金申请表》 🔗 https://cc1.net/s/TuTS9zEi

申请表里会请你写自己的处境、为什么需要这个工作坊、期待得到什么。我们都会真人读。

3 年前那次访谈我也听了一遍。但这一次，因为我自己也走过了 3 年，问的问题不一样了，他说的话，我也听到了不一样的层次。

希望这次有机缘见到当下的你。

🎁 礼包来啦

一迪帮我打印出来了上两次和仁波切访谈的照片，做了相框，送给他做纪念。

我是放在这个包包里送给他的。这个包你们是不是都有同款了？没有的话可以在诺言商城找到。上面是一诺本人的书法 :)

前几天做了一场诺友社区的线上直播，里面有不少参加过京都线下工作坊的朋友。聊着聊着就到了一个我经常”被表扬”的话题——

“一诺姐工作坊里那张 WiFi 图，值十几万。”

“是啊，来上了一次工作坊，感觉占了大便宜。”

我当然很感谢大家这么说。这似乎也是”销售”工作坊的极好话术——你看，不到 2 万人民币，6 周，一诺一周和你见两次面，就可以拿到价值十几万的一张图（而且这张图只是工作坊内容的一小部分而已）。

我想说——工作坊的确是超值的，但不是因为这张”十几万”的图。

工作坊里没有”独家秘笈”

我的工作坊里确实有几张我自己画的图，其中一张被大家爱称为”WiFi 图”——因为它一层一层像 WiFi 信号那样往上和往下扩散。很多人说这张图看完”打通任督二脉”。这的确是我这些年化繁为简的几张图之一，大家听了有收获，我当然很开心。

但我也想诚实地说——这不是什么”独家秘笈”，我工作坊里也没有任何”独家秘笈”。

这些年 PPT 卖课的套路太多了。虽然现在已经式微，但还是很多人在讲”独家方法论”“底层系统”“XX 模型”“X 步心法”。一个图、一张表、一个 2x2 matrix，包装一下就是”知识付费”。卖的人也信以为真——好像自己真的攒了一套只有自己有的秘籍。

而我讲的，实话告诉你——是很多人讲过很多遍的东西。你 20 块钱就能买到，甚至 20 块都不用，现在就免费都给你：

• 佛家三宝：佛、法、僧

• “善护念。”——三个字。

•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 “Let go。”“Surrender。”——英文里类似的词。

• “觉察你的念头“——英文 awareness。

• 再往生活里一点：关系里要有空间，空间是智慧升起的地方。

• 爱和慈悲是一切的原动力。

真理就这么多。几千年以来，不同文化的人们，其实都参到了这些真理。无数的书籍、老师、课程、修行、方法，也无非是在用不同的语言和方法去解释和表达这些真理。

你花 20 块钱买一本《金刚经》讲解，能看到。花 30 块钱买一本《臣服实验》，能看到。花 0 块钱上网搜《道德经》《金刚经》《心经》，搜明就仁波切、搜一行禅师、搜 Eckhart Tolle，满屏幕都是。

我工作坊讲的，也无非是这些。因为这些道理不是我的。它们谁的都不是。它们一直就在那里。

真理不值钱，生活和真理发生关系才值钱

所以我说真理不值钱，我们的生活和真理能够发生关系才值钱。

而发生关系，需要几个”必要”条件：

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其实是机缘

上一周我和北美诺友的线上直播里，Jianfeng 做了一个分享——他是 2022 年参加我第一次北美线上工作坊、后来一直在丰盈俱乐部里的一位同行者。他讲了一句话：

“这个世界上最昂贵的，是机缘。”

我非常同意。

我们可能会为同样一件事情生气一百次。有一个机缘的时候，你会突然有一个不同的视角，一切都不一样。我们可能把一句真理读了好多遍，有一个机缘，这句真理就和自己的处境有了连结。

第二个条件，是法门、通路

这么多年来，这么多人、这么多老师、这么多书、这么多道场——无非是接近智慧的不同法门。

既然真理被说了这么多遍，为什么我还要来说？因为所谓”八万四千法门“——我的工作坊，也许会因为某种的机缘，成为有些人接触到这些真理的一扇门。

而且这不是单向的。每个人一旦接触到了真相，也可以成为他人的法门，也可以反过来，成为我的法门。

第三个是场域——一段时间、一个空间

这就是为什么要有工作坊。

六周的时间，我每周会两次和大家 LIVE 上线；班主任、助教（都是上过工作坊的同行人）会在场分享；一起参加工作坊的小伙伴们也都在。在这样的场域里，首先你被接纳、被允许，其次我们有机会用高分辨率的眼睛去审视自己的生活和处境。

而真相是——无论这些处境看上去有多么不堪，它们其实都是我们接触真相的必经之路。一旦我们真的走上了这条路，新的生命就在生长了。

这些年做工作坊，大大小小算下来已经有 1700 多个人上过。很多人都有了巨大的改变常有人来跟我说——

“一诺，这六周我不是学到了什么新东西。我是第一次把我似乎早就知道的’大道理’用到了自己身上。”

我开心。因为”学到新东西”不是工作坊的价值——“用到自己身上”才是。

那这个”用上”是怎么发生的？其实也不神秘——无非：佛、法、僧。

这三个字经常被讲成非常玄的概念，但我觉得它们其实特别朴素，而且特别实用。你可以这样理解——

“佛”——每个人都是佛

”佛”这个字在我们文化里，经常让人联想到庙里那个坐在上面的金色塑像。但”佛”的本意完全不是一个神。“佛”是梵文 Buddha 的音译简称，它在梵文里的意思就是——觉醒的人（the awakened one）。它不是一个身份，不是一个神位，是一个状态：从沉睡中醒来的那个状态。

而佛教里最有力量的一个洞察是——每一个人都有成为觉者的可能。用汉语的对应说法，这叫”众生皆有佛性”。

所以”每个人都是佛”这句话，不是说你是释迦牟尼。是说你身上本来就有那个觉醒的潜能。你不是一个要被”拯救”的人，不是一个要从外面输入答案的人，不是一个缺点什么然后来工作坊”补”的人。你是本来就可以觉醒的一个人。

我们做工作坊最底层的假设就是这个。我不是来”教”你什么，不是因为你少了什么我才来给你。我只是来帮你看见那个本来就在你身上的东西。

“法”——法就是方法

觉知、觉察、呼吸、观察念头、不评判——这些都是方法。方法是有的，真的有。一行禅师、明就仁波切、卡巴金都写了厚厚的书。

但——我告诉你”一切的方法就是觉知”，你能做到吗？做不到。

因为”觉知”两个字，跟”放下”两个字一样，你一伸手它就跑了。你坐下来想”我要觉察我的情绪”——五秒钟之后你已经在想晚饭吃什么了。

所以光有法，还不够。

“僧”——僧就是同路的人

“僧”这个字在汉语里常被窄化为”和尚”，但它的原意是梵文 Sangha——一起走在这条路上的共同体。在佛陀的时代，Sangha 指的是一起修行的弟子团体。在今天，它更宽广一些，可以是任何一群方向一致、彼此支持、在同一条路上走着的人。

为什么”一群人”这一条这么重要？因为你一个人在家里坐着觉察、坐着放下——大概率十分钟之后你又滑回老样子了。不是你意志力差，是所有人类都这样。你身边的环境、群聊、朋友圈，都在往相反的方向拉你——往焦虑、往比较、往”你还不够好”。

一个人是修不下去的。这不是你的问题，是人性。

所以佛陀把”僧”列为和佛、法并列的”三宝”之一——不是因为和尚本身有什么神圣，是因为人是在共同体里才能真正走这条路的。这个洞察，2500 年前就给出来了。

工作坊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把一个小小的”僧”凑起来——一段被保护的时间、一群跟你走同一条路的人，外加一些用得上的方法。 这就是”僧 + 法”。然后你自己本来就是”佛”——那个有觉醒潜能的人——三宝凑齐了，那个”用上”才可能在某一瞬间发生。

所以要的不是新真理，是一次真实的审视

很多人以为自己缺的是”新真理”。

其实你不缺真理。你缺的是一次真正的审视。

一次在你自己的困境里走过一遭的审视。一次听别人讲故事的体验、一次讲自己故事的体验。

我很喜欢我们工作坊里一位群主 W 最近写的一段话。她去年经历了婚姻的破碎——她发现了丈夫出轨、带着孩子搬出去、又因为经济和孩子的原因最终选择了和前夫再次共同抚养儿子，但关系已经永远不同了。她写了这一年自己如何进入了人生的黑洞，又怎么一点一点走过来，最后说——

“经历了这么多，我不再是傻白甜了……更能同理到困境中的人都只是暂时停在一个地方思考而已……人心总有琢磨不透的地方，人生有时候也抄不了作业，人不同事不同。” “生活是鲜活而具体的，没有人会像你自己一样了解你自己要怎么抉择。此刻怎么活，都只有你自己知道。“

她在一个具体的、没人替她走的困境里走完了一遭。走过来之后，所有她曾经”听到过”“转发过”“点赞过”的那些词——无常、臣服、自己做生命的主人——都变成了自己的。

没有这一遭，那些词就还是词。有了这一遭，那些词变成骨头里的东西。

路需要但有没有人陪她一起走——还是有本质的差别。她前面说的”父亲”“朋友们”“一诺的话”——这些都是一路上支撑她的”僧”。

“佛”在她自己身上，”法”在一路上别人给她的那些话里，”僧”是陪她走过的那些人。 三样凑齐，她在走自己的路，在寒冬之后，看到新的生命在发芽。

这也是工作坊真正在做的事。

所以真理不值钱，也最值钱

“WiFi 图值十几万”——这个说法，在一个意义上是错的， 一个意义上 又是对的。

真理单独摆在那里——一张 PPT、一个图、一句经文、一段录音——它最不值钱。 因为它一直就在。你花 20 块钱，花 0 块钱，都能拿到。它不是谁的私产。

但是，一旦这个真理跟你具体的人生体验产生了真实的交互——跟你今早和孩子的那场吵架、跟你上周开会时那句没说出口的话、跟你昨晚睡不着的那两个小时——它又是最值钱的。

它值你的整个人生。

这个过程没法打包。没法快递。没法做成 PDF 发给你。

它只能一次一次，一个人一个人，一段时间一段时间地在真实的生活里发生。

希望这次有机缘见到你

5 月 10 号开始的 6 周线上工作坊《唤醒那个无可替代的你》，就是把这样一段时间、一个空间、一群人、一套法——还有我——给你准备好。

早鸟价还有 6 天结束，到 4 月底。报名链接：https://cc1.net/s/kVfhFC1h

另外——4/25 本周六东京时间下午 2–4 点，我会和东京诺友有一个线下分享会，线上会在 YouTube 直播，欢迎预约。（这次时间对美西和欧洲也友好，希望可以见到你们。）

进窄门，走远路，见微光，这里是一诺新的中文写作之家。尚不能完全自由表达，但我会在这里写一些正在发生的事和正在思考的事。敬请订阅，可以定期收到新文章。

— 一诺 2026 年 4 月 23 日

昨天002发出来之后，群里一位诺友说：”今早起来，看到一诺的文章，有被稳稳地支持到。”

然后她接着说了一段话：

“其实已经很多人意识到，在AI时代，刷题已经无用，但目前教学体制就是这样，高考是国内大部分孩子的选择。甚至跟孩子探讨过，让他们初中上私立，初三完成通识教育，然后我辞职到学校去，从高中开始教AI课程，让孩子们开始与产业相关联，高考只是其中一个选项而已。（异想天开）”

我回了一句：“AI也没必要早学。孩子阶段，最重要的是有对生活的热情。只要这个有，什么都是可以很快学会的。这个没有了，学AI也会变成另一种苦役。”

又掉进同一个坑

昨天002里我们说了一个”思维的直线陷阱”——从”英语很重要”直接跳到”所以要从小报班开始上课”。中间好几步推理都被跳过了。

今天同样的陷阱，换了一个皮：

AI很重要 → 所以要让孩子早学AI？ 不一定。

早学AI → 所以要学校里上课， 外面报AI课 不一定。

我管这种思维方式叫”思维的直线陷阱“：一件事很重要 → 所以马上报班。中间所有值得追问的问题——什么时候学？用什么方式学？学好学会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全部被跳过了。

而且这个直线陷阱总是自带一个加速器：越早越好。 重要的东西你越早学就越有advantage，所以”赢在起跑线”这句话才这么有市场。但这个逻辑经得住推敲吗？

而这种思维的直线陷阱之所以有效，说实话，是因为这是我们内在的焦虑。有焦虑， 就有“市场”。英语启蒙市场如此，少儿编程市场同样如此。

少儿编程：一个500亿的教训

中国的少儿编程热，从2015年开始。”编程是未来的第三种语言”、”不学编程就会被AI淘汰”——这些话是不是很熟悉？

数据：2017年中国少儿编程市场规模约124亿元，到2024年增长到488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过20%。编程猫、童程童美、核桃编程、小码王……无数公司涌入这个赛道。家长们省吃俭用，把孩子送去学Scratch、学Python、学C++。

然后呢？

2025年初，OpenAI的前AI负责人、Tesla前AI总监Andrej Karpathy说了一句话：“最热门的新编程语言是英语。”（The hottest new programming language is English.）

他发明了一个词叫vibe coding——你用自然语言描述你想要什么，AI帮你写代码。到2026年，全球已经有超过70%的开发者在日常工作中使用AI编程工具，约40-60%的新代码是AI生成的。

什么意思？你不需要学编程，也可以让AI帮你编程。 你用中文或英文说”帮我做一个网站”，AI就帮你做了。

新上线的Claude Design就是一个例子，你不用写任何代码，用自然语言就可以设计和构建产品。

那些从小学开始花了几年学Scratch和Python的孩子，他们花了无数个小时，家长花了大笔的银子学的那些所谓技能，现在都用不上了，说几句话就完成了。

蹬三轮车的故事

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中国有一位很有名的投资人，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大人跟他讲：“你是个男的，以后结了婚，必须得学会蹬三轮车。不会蹬三轮车，以后家里好多事都干不了。”

在那个年代，这话完全正确。三轮车是重要的交通和运输工具，男人不会蹬三轮车确实很不方便。但现在你回去看这件事——蹬三轮车？你花了大量时间学的这个”必备技能”，在今天的世界里，有什么用？

我们嘲笑上一代人的”蹬三轮车”焦虑，但我们自己正在做同样的事。少儿编程就是这一代的”蹬三轮车”。

这不是说编程本身没有价值——编程思维、逻辑思维当然有价值。但如果你学编程的方式是”坐在教室里上两小时课、背语法、做练习题”，那跟昨天说的”默单词学英语”是同一个问题。

还是一万年的尺度

Peter Gray在《Free to Learn》里有一个核心观点：人类99%的演化历史，都是在”自由玩耍+真实参与”的环境中度过的。我们的大脑是为那种环境设计的。

过去150年的强制教育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极短暂的实验。而过去10年的”少儿编程热”、”少儿AI热”，在这个实验里连一个逗号都算不上。

技术在变——从三轮车到汽车到高铁，从算盘到计算器到AI。但人的大脑没变。人类基因的改变、大脑结构的改变，哪有这么快？

所以不管技术怎么变，底层的需求是一样的：

• 对生活的热情和好奇心

• 对真实世界的接触和体验——做饭、做东西、运动、学新技能

• 自主性——自己决定想做什么、怎么做

• 创造力——不是被教出来的，是在自由探索中长出来的

你有了这些，学什么工具都很快。AI也好，编程也好，英语也好——都是工具。工具会变，但使用工具的人不会变。

你没有这些，你再提前学也没有用。而且，学AI也会变成另一种苦役！

什么才是AI时代的”基础设施”

学习是为了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生活的基本接触都被限制了，光学习本身有什么意义。？

所以AI时代真正的”基础设施”，不是学会用ChatGPT、不是学会写Python。是：

一个有生命力的人。

一个对生活有热情的人，遇到AI，会兴奋地说：”太好了，这个工具可以帮我做更多我想做的事！”

一个没有生命力的人，遇到AI，只会焦虑地想：”完了，我又要学一个新东西，不然就被淘汰了。”

同样是AI，对不同的人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对有生命力的人，AI是翅膀。对没有生命力的人，AI是又一副枷锁。

思维的直线陷阱的底层

为什么我们总是掉进”思维的直线陷阱”？

因为我们害怕。害怕自己不够好，害怕孩子不够好，害怕被时代抛下。

这份恐惧让我们失去了判断力。一听到”AI很重要”，就条件反射地想”那得赶紧学”。一听到”编程是未来的语言”，就条件反射地想”那得赶紧报班”。

我们太急了。急到来不及问一句：等等，这中间的逻辑对吗？

对吗？

• AI很重要 = 我现在就要让7岁的孩子学AI？——等等，7岁可能已经太晚了，是不是5岁就得开始？那再往下，是不是胎教就要开始学AI了？

• 编程很重要 = 我现在就要花488亿市场里的一份钱给孩子报编程班？

• 英语很重要 = 我现在就要让孩子躲到床底下去上英语课？

你看，”越早越好”这个逻辑一旦往下推，越来越可笑。但”赢在起跑线”这句话，就是靠这个经不住推敲的逻辑，撑起了几千亿的教育培训市场。

第一天做六年级孩子的妈妈

这位妈妈分享，让我特别心疼。她说孩子六年级了，让他用学习机复习单词做”童子功”，孩子就是不去，躺在沙发上闹着看电视。心平静气地说一遍，不听，声音再大一点，不听……如此3-4遍，最后只有吼。到最后孩子被”骂”的眼泪汪汪。加上小升初政策的焦虑，妈妈说”深深的挫败感，心力耗尽”。

她问：一诺有什么好方法？

我回她的是：六年级的孩子，可以做准成人的对话了。 昨天002里我说的毛绒玩具方法对小娃娃管用，这个年龄被当作小宝宝不行了。而且他能反驳你、能跟你讲条件——但这说明孩子智商在线，这是好消息！

那怎么办？

方法就是真实地示弱。

跟孩子说：”妈妈很爱你。但妈妈第一次当妈妈，不行。我的真实困境是——你说妈妈该怎么做，能不讨厌，还能支持到你，让你感受到妈妈的爱？”

如果孩子说”你别理我就行了”——也接受。孩子其实也听到了。他们表达能力有限，表达出来会慢一点。必经人的大脑到22岁才成熟，男孩子更晚。

5月份希望可以线上见到你。

为什么我说”示弱”？因为这里面有一个虚相和实相的区别。

虚相是：我做了12年妈妈了，应该很有经验了。

实相是：你是第一天做一个六年级孩子的妈妈。 明天你是第一天做一个小升初孩子的妈妈。后天你是第一天做一个初中生的妈妈。你永远是第一天。

虚相让你觉得”我应该知道怎么做”——然后当你不知道的时候，你焦虑，你挫败，你”心力耗尽”。

实相让你放下。 我不知道，我是新手，我在学。我是在一个不断变化的、无常的、充满焦虑的世界里，要安住自己的人。看到这个实相，才有抓手。

我书里讲过的”有限的我”和”无限的我”。那个觉得”我应该知道怎么做”的焦虑的你，是有限的小我。但那个能看到”我是第一天做六年级妈妈”的你，已经在触摸那个更大的、不需要”什么都知道”也可以存在的大我了。

所以当和孩子沟通有问题的时候，提醒自己：问题不在孩子，问题在我们自己没看到自己的实相。 看到了，解法自然就有了。不是因为我们突然变聪明了，而是因为我们不再假装自己很聪明了。

所以不管是从英语启蒙的焦虑、AI时代的恐慌、还是六年级妈妈的心力耗尽出发——追问到底，都是同一个问题：

我是谁？我到底在害怕什么？

这个问题，不是一篇文章能回答的。也不是一个人能独自面对的。这是人生最重要的功课。

这也是我5月10号开始的6周线上工作坊《唤醒那个无可替代的你》要做的事情——从那个有限的、总觉得自己不够好的”小我”，看到那个无限的、不需要任何外在认可也可以存在的”大我”。早鸟价到4月底。

Workshop报名链接：https://cc1.net/s/kVfhFC1h

参考数据来源：

• 少儿编程市场规模（2017年124亿→2024年488亿）：智研咨询《中国少儿编程教育行业市场发展态势及投资潜力研判报告》

• 2023年少儿编程市场规模约420亿，渗透率约3%：多鲸教育研究院《2024少儿编程教育行业发展趋势报告》

• 少儿编程市场近500亿规模：界面新闻报道

• Vibe coding（自然语言编程）趋势、72%开发者使用AI编程工具、约42%代码为AI生成：Sonar Developer Survey / daily.dev综合报道

• Andrej Karpathy提出vibe coding概念（2025年初）及”最热门的编程语言是英语”：MIT Technology Review

进窄门，走远路，见微光，这里是一诺新的中文写作之家。尚不能完全自由表达，但我会在这里写一些正在发生的事和正在思考的事。敬请订阅，可以定期收到新文章。

— 一诺 2026年4月18日，东京

今天丰盈群里一位妈妈问了一个问题：

“女儿现在二年级，从小班就开始接触英语，前期还可以，后期因为每天点读习惯没有坚持下来，她现在有点抗拒每天点读以及每周上一节课。这会因为不想去而躲在床底下。我自己觉得这些年学下来了，放弃了太可惜了。同时，三年级以后学校就有英语课了，自己想着语言前期花的时间多，后期她会轻松点。大家对此会有什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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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因为不想上英语课，躲到了床底下。

我直接回复说：不要让孩子上了。

但我知道这个回答太简单了。这个问题背后有很多层东西，值得一层一层打开来说。

英语重要吗？重要。但你跳了好几步。

先说：英语学习很重要。

我自己就是受益者。在美国读博，在麦肯锡做全球合伙人，在盖茨基金会工作——离不开英语。我从不否认英语的巨大价值。

但从”英语很重要”到”我要给七八岁的孩子买一个每次两小时的线上英语课”之间，其实跳了好几步，而且每一步都不能划等号：

英语很重要 → 所以要尽早开始？ 不一定。

尽早开始 → 所以要上正式的课？ 不一定。

上正式的课 → 所以要默单词、每天点读、坐两小时？ 更不一定。

我们就这样不假思索地从第一步直接跳到了最后一步——然后发现孩子躲到了床底下。

明就仁波切的英语

最近诺言社区在共读明就仁波切（Yongey Mingyur Rinpoche）的《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他1975年生于尼泊尔，是藏传佛教的一位禅修大师。他从小在寺院长大，接受的是传统的藏传佛教教育，从来没有系统地学过英文。但他在全世界30多个国家教课，全部用英文。他的书《The Joy of Living》（中文版《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

我也有和他的两次对谈（很快会有第三次，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油管账号）。

他的英文是怎么学这么好的？因为他有了一个要向全世界传播禅修智慧的使命。有了这个需要，英语就从障碍变成了工具，他自然就学了。不是因为”以后轻松”才学的，而是因为”我现在要做的事情需要它”。

孩子如何学语言？

但我不想简单地说”需要到了语言就自然来了”——这话太简单了。学语言当然需要方法。

只是，孩子的学习方法跟成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成人认为有效的方式——坐在教室里、上两个小时的课、背单词、做练习——对七八岁的孩子来说，往往是最无效的。孩子的学习是从体验中来的，从玩中来的，从需要中来的。

我自己家有一个现成的例子。2020年孩子们回美国的时候，一迪和鲁迪都不怎么会说英语。鲁迪那时候大概二年级。当时正值疫情，我每天在线上上班，没时间管他们。他们就在我们出租房里看Netflix上的《功夫熊猫》（Kung Fu Panda）。

看了几遍之后，他们就可以完全背出里面的台词了。

没有上任何英语课。没有默单词。没有点读。 就是一部他们感兴趣的动画片，反复看，台词就进去了——语音、语调、语感、表达方式，全部进去了。

这就是孩子学语言的方式：不是”学”出来的，是”泡”出来的。 而”泡”的前提是——他感兴趣，他愿意，他不排斥。

默单词、上俩小时课——这些方法不是不好，是不适合这个年龄。

提前学 = 提前排斥

这位妈妈的逻辑是：三年级学校有英语课了，很多要求会很枯燥，所以咱们提前适应，以后轻松点。“先苦后甜”。很多人可能都认同这个逻辑，也是因此这些年各种“少儿启蒙”的课程特别多。卖课的底层逻辑都一样：制造焦虑，卖解药。

但大家想想，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我们不假思索地认为，为了应付后面的烦，最好的方法是现在先烦起来。正确的逻辑难道不应该是：如果后面是让孩子烦的，我就要绕开这个让孩子烦的。而不是提前先烦起来。 不是吗？

我给这种逻辑编了个段子：

“为了让你以后经受住社会的磨练，我在家里先打你一顿。这一顿只收你899，买课包打八顿，送两顿。赶紧下单。”

听起来荒谬，但这就是”提前学”的逻辑。

提前学是产生排斥的捷径。还花钱，还费劲，还直接到排斥。 你说是不是”双输”——家长输掉了钱、精力，孩子输掉了学习热情。

焦虑从哪来？

道理讲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说：一诺你说的我都同意，但我就是焦虑啊，我就是放不下啊。

一位正在看《家庭的觉醒》的诺友说了一段话：“我们对短缺的恐惧，从小到大牢牢地带着这种思维模式：我不够，我得学好，我得努力，不然我怎么可以享受生活呢。对孩子也就是还是得让她学，让她跟上社会步伐，从而成功传递焦虑。”

“从而成功传递焦虑”——这六个字让人心里一紧。

群里A说：“小时候学习为了家长开心、老师表扬，长大了工作为了老板开心、客户满意。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好恶是什么，完全不知道。”

活了几十年，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因为从来没有人问过她”你想要什么”，从来都是别人告诉她”你应该要什么”。

什么时候才叫”好”

然后有一个更深的问题：做到什么样就是”好”呢？觉得自己永远不够好，对自己不满意，极度痛苦——“就像一个无法自己造血的机体，依赖于外部的输血，但外部输的这点血哪够呢，不治本的。”

“一个无法自己造血的机体。”

我们为什么总觉得不够好？因为我们把”好”的定义，全部连在了外在的评判上。考试分数、老板的肯定、朋友圈的点赞、孩子的成绩单——这些都是”外部输血”。

但一朵花不会问这个问题。不会“因为一诺觉得我好看我才开”。李一诺每天对着它说”你好丑你好丑”，它也照开不误。它完全不在乎。它该怎么开就怎么开，因为它是自然的产物。

其实人也是自然的产物，而且是智慧的产物。 但我们对自己的评价却特别在意别人怎么讲。

在我的《力量从哪里来》那本书里，专门讲过这个——有一个”有限的我”（小我），和一个”无限的我”（大我）。当我们活在小我里的时候，我们的自我评价完全依赖外在：别人的肯定是氧气，别人的否定是窒息。但那个无限的大我，一直都在——它不需要任何人的认可就可以存在，就像花不需要人夸它美才开。你也不是。你的孩子也不是。

一直有人在说同一件事

这个问题不是中国独有的。

120多年前，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回忆他在维也纳的中学，写了这样一段话：

“学校的使命与其说是引导我们前进，毋宁说是阻止我们向前；不是把我们培养成有丰富内心世界的人，而是要我们尽可能百依百顺地去适应既定的社会结构；不是提高我们的能力，而是限制我们的能力，消灭我们之间的差异。”

他还写到，14岁以后学校变得越来越沉闷：“在后四年我们已经没有正经东西可学了，甚至在感兴趣的课程上我们知道的比可怜的老师还要多。那些老师在念完专业以后，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再也没有打开过一本书。”

一百多年前的维也纳，放在今天的中国课堂，是不是也一样？很多老师自己就是在这个系统里被训练出来的——他们自己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也早就被磨灭了，然后再去”教”下一代。

陶行知说的是同一件事：“活教育教人变活，死教育教人变死。”

昨天讲到的Peter Gray在《Free to Learn》里说的还是同一件事：“Linking of learning with fear, loathing, and drudgery”——把学习与恐惧、厌恶、苦役联系在一起。

三个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人，看到的是同一个问题。而那个躲在床底下不想上英语课的小女孩，是这个老问题的新鲜的受害者。

人生最重要的功课

说到底，我们为什么让孩子学英语？

因为我们想让她过得好。

但如果”让她学英语”这件事本身让她过得无比痛苦——躲到了床底下——那我们为什么还在做这件事？

如果”活好”是人生最重要的事，那怎么”活好”，是不是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去学的功课？

它是关于我是谁的功课。从那个有限的、总觉得自己不够好的”小我”，看到那个无限的、不需要任何外在认可也可以存在的”大我”。

这个功课，也是我5月10号开始的6周线上工作坊《唤醒那个无可替代的你》要做的事情。嗯又丝滑到了广告，因为这些看上去鸡毛蒜皮的”小问题”，只要我们追问，都是会连接到底层的同样的大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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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这位妈妈

最后说回今天群里的这位妈妈。她后来说，自己呆了一会儿，然后去找孩子，告诉她”妈妈知道上课的这两小时你是不开心的”。孩子平复了心情，被送去上课了。但妈妈说”今天只是暂时解决了，我还是要解决根本的问题。”

我给她一个具体的建议：

今天回家，找一个毛绒玩具，让孩子通过它把话说出来。

在我的《笑得出来的养育》里，我管这个叫”老虎棒子鸡”的关系：成人管儿童，儿童管毛绒玩具，但毛绒玩具可以管得住成人。毛绒玩具是孩子的保护神——它一旦发现大人”欺负”了孩子，就会站出来替孩子说话。

你拿着毛绒玩具对自己“大喊大叫”说：

“你太坏了！我的主人都到床底下了你还让她去上课！你看不出来她不喜欢吗！她太辛苦了！”

然后你不需要辩解。你只需要低头认错：“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

孩子需要的是一个传声筒——一个替她说出她说不出来的话的voice。大人本来就比孩子强大的多，所以你需要一个“比你强”的存在替孩子说话。就是你赋予身份的这个，可以替孩子撑腰的毛绒玩具。

如果这时候你再蹦几个英文词，英文启蒙的效果，比你花钱买的课效果肯定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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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诺 2026年4月17日

今天我工作坊的一个学员——一位很棒的年轻老师——在我们的社区群里分享了她前一天和一位16岁男孩妈妈的谈话。

“家长表达，孩子之所以学钢琴是因为在孩子小时候坐不住，家长从其他途径获得’学习一门乐器可以辅助孩子坐得住’的信息，经过实践证明，钢琴老师的确是让孩子安静下来了，中考时的钢琴等级作为加分，结果就明确了这个方向，来到了我现在所在学校继续修习学习。”

“父母关系和睦，父亲非常疼爱他，大部分时间都是母亲陪伴。孩子从小到大被保护得很好，没有吃过生活的苦。日常的学习是妈妈监督陪伴，户外游玩各种规划是爸爸在做，家里的各种事务也都是父母做。父母教育孩子的观念是——孩子只需要管好自己学习即可，其他事情父母都会做。”

“妈妈认为孩子目前对未来没有规划，心理年龄比同龄人小，学习没有动力，没有想法，内心驱动力没有，需要妈妈一直看着他。”

“老师看到的：孩子平时说话声音很小，需要凑得很近才能听见，精神状态有点萎靡，经常看到靠在其他同学的肩膀上或者躺在其他同学的怀中（像个没长大的小男孩），不会向老师提出问题。钢琴练的一般，孩子一个人练习动力不足，推一推动一动。”

然后有一段我读了很多次——妈妈直接问了孩子：”对目前的未来学习方向有什么想法吗？”

孩子：”想考师大的音乐教育专业，以后做音乐相对比较有趣的音乐教师。”

孩子是有想法的。但注意那个小小的”比较有趣的”——带着迟疑，带着试探，像是试水温。自己也不是很确定。

这位老师最后把她的困惑抛给了群里：

“这个年龄的孩子，内心驱动力已经缺失成为事实，还有哪些措施或者方案可以激发他的内心驱动力呢？有哪些事情是他的家长、他自己、以及他的老师可以做的？”

她说，这个问题困扰着很多家庭。

问错问题了

看到这个问题，我的第一反应是”问错了问题”。

“怎么培养内驱力”这个问题，假设了一件事：内驱力是一个可以被”培养”的、可以单独存在的东西。只要找对方法，就能安装到孩子身上。

但内驱力其实不是单独存在的，内驱力是生命力的副产品。

一个有生命力的人，自然有内驱力。一个没有生命力的人，你用尽千方百计”激发”，”培养”，也用处不大。而教育的核心，其实就是关于人的生命力，错误的教育的可笑之处就在于，一方面在扼杀生命力，一方面又希望孩子有内驱力。这不就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这些成语的定义吗。

那16岁的男孩，他其实是有想法的——他说了他想考音乐教育，想做音乐老师。他的问题不是”没有想法”。他的问题是——那个想法里没有力量。而且，退一步说，他也不一定就那么喜欢音乐，只不过也没有机会去探索音乐之外的自己。

他缺的不是内驱力。缺的是生命力。

聊聊种苹果

你想要苹果树结苹果，肯定会研究土壤，研究水和阳光，研究怎么施肥、怎么除虫。这些你做好了，这棵树就有了根，有了生命力。它会健康成长，自然会结出苹果。

如果你不去管土壤、水、阳光，每天焦虑地想：我要的是那种红色的苹果，结出的红不够深怎么办？形状不够圆怎么办？于是你开始研究：怎么给苹果喷色素？怎么用铁丝把它箍成圆形？这听起来荒谬，但这就是很多家长在做的事情。

我们不去研究孩子的土壤——他跟真实世界的关系、他的自主性、他的好奇心、他的身体、他的友谊、他的休息，他的生命力——我们盯着我们想要的”那个苹果”：一个完美的、听话的、成绩好的、能考上某个专业，做某个工作的孩子。

问题是——树都快死了，你再怎么给苹果涂色，那个红色也是没有生命的。

“你只管学习”

“孩子只需要管好自己学习即可，其他事情父母都会做”——这句话是整个故事的核心。

“你只管学习。”这五个字，是很多中国家长表达爱的最高形式：你不用做家务，你不用操心日常生活，你只要一件事：把学习搞好，剩下的都交给我，你学习好，未来就会很好。

这是一种真诚深切的爱。是家长费了财力心力精力体力，给孩子的最大礼物。

但这个”最大的礼物”，表面看是赠与，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剥夺。

它剥夺了孩子跟真实生活发生关系的所有入口：做饭、打扫、整理生活、交朋友、管钱、做计划，和真实生活的交互。这些不是耽误学习的”琐事”。这些就是生活本身。而生活本身，是生命力可以生发所需要的氧气。

你把这些都替孩子做了——表面上他”轻松”，其实是被关在了一个没有氧气的罩子里，罩子里只有一件事：学习。这样的教育，生命力怎能不窒息呢？

所以一百年前，陶行知就说：”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

中国人都应该读一下陶行知

陶行知（1891-1946）是近代中国伟大的教育家。他55岁英年早逝，是中国的不幸。但也因此，他躲过了同时代的教育家（比如幼教专家陈鹤琴）从50年代起到文革的20多年里所经历的个人悲剧。（1951年，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他老同学陈鹤琴的’活教育’一起在中国大陆被批判。那时他已经死了五年。但他的朋友陈鹤琴还活着——要亲眼看着自己的思想被批、被迫声讨自己的老师杜威、1958年被免去南京师范学院院长职务、被送到北京社会主义学院’接受改造’、文革中受迫害，直到1979年才平反。那时他已经87岁。）

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一直奔波在中国各地宣讲教育。1946年去世之前的100天，他在上海的工厂、学校、广场讲了100多场演讲，其中有一个月每天平均2.5场。最后在1946年7月的上海突发脑溢血——可以说是过劳死。

他的核心教育理念就是：教育不能脱离生活，脱离生活的教育就是死教育。

他说生活与教育：

“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

他说”死教育” vs “活教育”：

“教育是什么？教人变！教人变好的是好教育，教人变坏的是坏教育。活教育教人变活，死教育教人变死。不教人变、教人不变的不是教育。”

他说”真教育”：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他说”解放儿童”：

“第一要解放小孩子的头脑。儿童的创造力被固有的迷信、成见、曲解、幻想层层裹头布包缠了起来。我们要发展儿童的创造力，先要把儿童的头脑从迷信、成见、曲解、幻想中解放出来。”

（陶行知实际上有”六大解放”：解放儿童的头脑、双手、眼睛、嘴、空间、时间。）

他说成人的角色：

“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

他还说：

“逃避现实的教育不是真教育，真教育必须与现实格斗。”

“教育不能创造什么，但它能启发解放儿童创造力以从事于创造之工作。”

现在看，是不是仍然振聋发聩？

再看这个男孩，是不是问题一目了然？

他学钢琴是被安排的，哪怕他说想做音乐老师——也是迟疑的、是试探的。因为他从来没有被允许跟真实的世界发生过真实的关系。他的生命力，就是在这些一个一个”你不用管”的安排里，被一点点剥夺了。

Peter Gray：玩耍是最重要的学习

2024年和我对谈过的Peter Gray是美国一位进化心理学家（evolutionary psychologist），Boston College荣休心理学教授。他写过被美国几代大学生广泛使用的《Psychology》教材。

进化心理学，就是从上万年的尺度上看人类心理学。他因为自己儿子的教育遇到的种种困境而关注美国的主流教育，写了《Free to Learn》（2013）这本书，中文版叫《玩耍是最重要的学习》。他的研究关注在童年play（玩耍）的下降和儿童青少年mental health crisis（心理健康危机）的关联。

他在书里提出一个现代强制教育的七宗罪：

1. 因年龄而剥夺自由 — Denial of liberty on the basis of age.

2. 助长羞耻与傲慢 — Fostering of shame, on the one hand, and hubris, on the other.

3. 干扰合作与关爱的发展 — Interferen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on and nurturance.

4. 干扰个人责任感和自主性的发展 — Interferen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self-direction.

5. 让学习与恐惧、厌恶、苦役联系在一起 — Linking of learning with fear, loathing, and drudgery.

6. 压制批判性思维 — Inhibition of critical thinking.

7. 减少技能、知识和思维方式的多样性 — Reduction in diversity of skills, knowledge, and ways of thinking.

我读到的时候心里咯噔一下——这七宗罪，家庭也可以完美地复刻。

Peter Gray这本书里金句无数。其中有一句我特别喜欢：

“Children are designed, by natural selection, to play.” （孩子是被设计好来玩的，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因为他是个进化心理学家，他看到的是：人类99%的演化历史，都是在”自由玩耍+真实参与”的环境中度过的。我们的大脑、情感系统、学习方式——都是为那种环境设计的。

过去150年的”强制教育”，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短暂的实验。我们正在用这个实验，摧毁孩子的生命力。

他讲信任式育儿（Trustful Parenting）：

“Trustful parents trust their children to play and explore on their own, to make their own decisions, to take risks, and to learn from their own mistakes. Trustful parents do not measure or try to direct their children’s development, because they trust children to do so on their own.”

（信任型的父母相信孩子能自己玩、自己探索、自己做决定、自己冒险、自己从错误中学习。信任型的父母不会去测量或者试图引导孩子的发展，因为他们相信孩子自己能做到。）— Free to Learn

这样的父母会给孩子传递这样的信息：

“You are competent. You can be trusted.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your own actions. You are capable of finding your own way in the world.”

（你是有能力的。你是可信任的。你要为自己的行动负责。你有能力自己找到方向。）

他讲关于play和mental health的关系（引用Stuart Brown）：

“The opposite of play is not work — the opposite of play is depression.”

（玩的反面不是工作——玩的反面是抑郁。）

“Play is how children learn to direct their own activities, to solve problems, to deal with fear and anger.”

（玩，是孩子学会自己指引自己、解决问题、处理恐惧和愤怒的方式。）— Peter Gray, 2024 Boston Globe interview

他讲关于现代童年的问题：

“We’ve turned childhood into a period of resume building.”

（我们已经把童年变成了一个从幼儿园开始构建简历的经历。）

“It’s as if everything that children do is supposed to be somehow increasing their chance of getting into Harvard.”

（就好像孩子做的每一件事都应该在增加他进哈佛的几率。）

而父母也充满焦虑：

“Parents get indoctrinated into this idea that they’re supposed to always be teaching their child in one way or another.”

（父母被灌输了一种观念——他们应该永远以某种方式在教自己的孩子。）

而意识不到——其实生命需要的是**”允许”**，不是”教导”。

一迪的短裤

今天早上一迪一直没有出来吃早饭，我正着急催她，眼看上学要迟到，她从屋里开心地跑出来，说：”你看我把短了的裤子剪成了短裤！还用缝纫机包了边。”

我到房间里一看，地上是摊开的缝纫机盒子，桌子上是工作现场。而且早饭也没吃，就得去上学了。

我在后来群里说：”弄的我房间里很乱😓😂”

后面又加了一句：

“但是这种’我想穿什么我就做什么’的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感，对孩子很重要的。”

这种感觉，心理学上有个专业说法，叫agency——自主性、能动性。

那16岁的男孩缺的，不是”激励”。而是这种agency。

那现在怎么办？

面对这个16岁的男孩，妈妈问：已经这样了，怎么办？

我想诚实地说：没有速效药。 但有方向。

第一，妈妈自己先放下。 放下”我一定要帮他找到驱动力”的执念。因为这个执念本身，就是在给那棵生病的树涂色素——它不会让苹果变红，只会让树更虚弱。

第二，信任他已经说出来的那个”音乐老师”的想法。 不要再问”你有没有更好的方向？”，不要分析”这个专业就业怎么样”。就相信他。帮他找到一个可以去体验这条路的机会——一次见习、一次music workshop、一个暑期实习。让他自己去试。如果他试了不喜欢，他自己会知道的。

第三，给他空间”什么都不做”。 允许一段时间，他真的什么都不做。不练琴，不补课。躺着。发呆。这不是放纵——是给他空间，去听见自己。

第四——给妈妈的——你去做你自己的事。

我当时在群里回的一句话是：

“妈妈如果可以自己也有点愿意为之付出的事业或爱好，对孩子的影响反而要正面的多。”

不是因为这样你就”不用管孩子”。是因为——

孩子的生命力，不是从你的注意力里长出来的。是从你自己的生命力里长出来的。

一个每天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里发光的妈妈，即使她”疏于管孩子”，孩子也会看到：原来成年人可以这样活。原来人生可以自己发光。

这比任何”激励”都有力。

如果妈妈自己活得压抑、牺牲、只围着孩子转，那孩子接收到的信号是：成年人的人生就是这样的。那我为什么要长大？

这也是工作坊要讲的

讲教育话题，也可以扯到工作坊广告？

是的，因为这其实是同一件事：生命力。

当生命给我们考验——事业垮了、婚姻散了、身体出问题了、被时代抛弃了的时候——其实是在向我们的生命力发出诘问。

你的事业可能是那个红苹果，你的婚姻可能是那个红苹果。你的身份、名誉、存款余额——都可能是那个红苹果。

如果苹果没了，是不是整棵树就死了？

你知道，不是的。生命力是关于看到自己的根系，并知道我可以如何长出新芽——

暴风雨来了，冰雹来了，有人把我的果子摘走了——我都可以长出新芽。

这才是生命力。

我5月10号开始的6周线上工作坊《唤醒那个无可替代的你》，讲的就是这个。

不是”怎么找回失去的红苹果”，而是如何看到和培育这棵树本身。

Workshop报名链接：https://cc1.net/s/kVfhFC1h

周五线上见

4/17日，我和几位刚刚参加过京都工作坊的诺友，会和大家见面，聊聊这次工作坊，

🎤 《一诺：这个春天，重装上阵》 ——从崩塌到归来的真实对话

🗓 时间： 2026年4月17日（周五）北京时间 12:00 - 14:00 ，美西时间4月16日（周四）21:00-23:00

🔗 会议链接：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67qQpglAUO5T

🔢 会议号： 907-836-271

🌟 嘉宾： 一诺、行知、欢欢、高阳、彭珍秀（都是上过2026京都工作坊的伙伴）

最后：一个彩蛋，我拍的昨天文章里提到的增上寺的百年古树（后面灰色的是正在维修的1622年建的三解脱门，2027年底才会修好）外墙装饰的也是“漆”就是昨天文章里的“金继”用的漆树产的漆。日本只有两座可以上去的寺院山门，另一个是京都的南禅寺， 上次京都工作坊坐禅的地方），以后文章再给大家看增上寺里面金碧辉煌的本堂。

进窄门，走远路，见微光，这里是一诺新的中文写作之家。尚不能完全自由表达，但我会在这里写一些正在发生的事和正在思考的事。敬请订阅，可以定期收到新文章。

— 一诺 2026年4月16日

推荐阅读：

•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多卷本，四川教育出版社）

• Peter Gray《Free to Learn》（中文版《玩耍是最重要的学习》）

• Peter Gray的Substack: Play Makes Us Hu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