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一位神经科学家为他的书写推荐语，用的是另一套说法。丹尼尔·列维廷（Daniel Levitin）写道：

"Just as Karl, through his laboratory, has reimagined, and literally redefined how we view the human brain, he has reimagined and redefined what literary nonfiction can be, with great elegance."

正如卡尔用他的实验室重新想象、并且实实在在地重新定义了我们看待人脑的方式，他也以极大的优雅，重新想象、重新定义了文学性非虚构可以是什么样子。

这本书是 Projections: A Story of Human Emotions，2021 年出版，中文版《照亮破碎之心》2024 年 10 月出版。那年 12 月，我和他做过一次一小时的对谈，据我所知是他第一次面向中文读者的公开对谈。对谈里，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我们聊的不是光遗传学，而是他为什么这样写。

这一篇从三个方面讲：

一、什么是"文学性非虚构"，它从哪里来。

二、他新在哪里。主要用他在对谈里自己的话。

三、他为什么从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夜》（Finnegans Wake）开始，又在那里结束。这本书被公认为文学史上最难读的小说之一。

一、什么是"文学性非虚构"

真的事，用小说的手艺写

"非虚构"（nonfiction），英文里本来是个很宽的词，凡是不编造的写作都算：新闻、传记、教科书、说明书。"文学性非虚构"（literary nonfiction，也常叫 creative nonfiction，创意非虚构）指的是其中一小块：内容全是真的，写法却借用小说的手艺。场景、对话、视角、节奏、意象，小说家用的工具，它都用；唯一不能用的，是虚构。

这种写法在英语世界有明确的起点。1966 年，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出版《冷血》（In Cold Blood），写堪萨斯州一桩真实的灭门案，他自己管它叫"非虚构小说"（nonfiction novel）。几年后，汤姆·沃尔夫（Tom Wolfe）把这批作家归成"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在 1973 年的同名文集里总结了他们从小说里借来的几样东西：一场一场地写场景，完整地记录对话，从某个人物的眼睛里看事情，写出能透露一个人身份和处境的生活细节。

医学里的那条线

医学和脑科学里，也有一条这样的线，而且比卡波特还早。

苏联神经心理学家亚历山大·鲁利亚（Alexander Luria）写过一本小书，《记忆大师的心灵》（The Mind of a Mnemonist，英文版 1968 年），写一个什么都忘不掉的人。鲁利亚管这种写法叫"浪漫的科学"（romantic science）：不把病人拆成一张症状表，而是写一个完整的人。

接过这根接力棒的，是英国出生、在纽约行医的神经科医生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他的《错把妻子当帽子》（The Man Who Mistook His Wife for a Hat, 1985）让无数普通读者第一次读进了神经科的病房。再往后，有外科医生阿图·葛文德（Atul Gawande）、肿瘤科医生悉达多·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还有神经外科医生保罗·卡拉尼希（Paul Kalanithi），他在确诊肺癌后写下《当呼吸化为空气》（When Breath Becomes Air, 2016）。

所以戴瑟罗思不是第一个用文学的手艺写病人的医生。他走进的是一个已经有好几代人耕耘的领域。可是读过这本书的人，包括这条线上的人，都觉得他做出了新东西。卡拉尼希的遗孀、内科医生露西·卡拉尼希（Lucy Kalanithi）给这本书写的推荐语是：

"Karl Deisseroth intertwines neuroscience and human stories in a way that is altogether new: technical, lyrical, and deeply compassionate all at once."

卡尔·戴瑟罗思把神经科学和人的故事编织在一起，方式是全新的：技术的，抒情的，又深怀悲悯，三者同时做到。

二、新在哪里

我在对谈里问过他这本书是怎么写出来的。他的回答，正好可以分成四点。

1：全是真的

我问他，七章里的这些病例是怎么挑的。他说，他想写一本所有人都读得懂的书，同时把现代神经科学正在照亮这些病的那种兴奋传达出来。所以他挑的是自己受训时亲眼见过、读者能产生共鸣、科学上又已经有新理解的病例。然后他说——

"So it's all true, and the science is true. Of course I changed some details to protect privacy, but everything the patients say is true; everything that they expressed was exactly as they expressed. So that was very important. It had to be real. It had to be true."

所以全是真的，科学也是真的。当然，为了保护隐私，我改了一些细节；但病人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他们表达的每一样东西，都和他们当时表达的一模一样。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必须是真实的，必须是真的。

这是"非虚构"那一半。

2：一种病，一种语言

紧接着，他讲了"文学性"那一半——

"I also wanted to convey the feelings with the language. And so one thing you might have noticed is that the tone is different in each chapter. In the First Break chapter, which is about mania, this uplifted state of bipolar disorder, I use language to try to convey that pressured, exuberant spirit that people with bipolar mania have. And so the words and the language are very pressured and full and over the top, because that's what mania is. And then in the schizophrenia chapter, the Faraday Cage chapter, I use fragmented language to illustrate the breaking apart of logical flow of thought in the brain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我也想用语言本身去传达感受。你可能注意到了，每一章的语调都不一样。《首次发病》那一章写躁狂，就是双相障碍里那种情绪高涨的状态，我用语言去传达躁狂病人那种憋着劲、溢出来的精神，所以那一章的字句很紧迫、很满、甚至有点过头，因为躁狂就是这样的。到了写精神分裂的那一章，《法拉第笼》，我用碎片化的语言，去表现精神分裂病人大脑里，逻辑思路是怎么断开的。

我当时接了一句：难怪这本书对全世界的译者是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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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字对应的视频已在 YouTube 上线：

从 2022 年开始，我一直在做一件事：办工作坊。前前后后办了十几期，参加过的有一千七百多人。有线上，有线下；有的专门讲职场，有的讲内心的力量。来的人也什么样的都有，男生女生，带着各种所谓「阶层标签」的人都有。

经常有人问我：你那个工作坊，到底是干什么的？

四年回头看，这些工作坊虽然每一期开始时都有当时的动因，底下其实有一条主线。不管外面的形势怎么变，这条线没变过。我现在把我的工作坊的一到三阶，借这个问题，一起回顾一下。

今年11月的我在日本京都的工作坊还有个位数名额，活动介绍、报名： https://cc1.net/s/A6eAS8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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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海外华人的中年重启

最早做工作坊，是 2022 年疫情期间。

我的职业生涯主要在美国——人在美国，或者美国的机构、美国的企业。早期「奴隶社会」的读者也知道，我写过大量职场文章。所以第一个工作坊，做的是海外华人的职场。

我的读者大多四十岁上下，三十到五十岁都有。因为疫情，也因为某种政治抑郁，很多中年人，去了能去的海外。于是出现了一个挑战：中年人异地重启。一方面，大家都有十几二十年的经验；另一方面，连根拔起，在新的国家都是初来乍到的“新人”

第一期海外华人职场工作坊，就是这么催生出来的。

职场文化，是社会文化的延伸

但做那个工作坊的时候，我没有只讲职场。

职场的事我当然有很多可以讲。可是回头反思自己这些年的职业成长，我发现很多后期的成长——特别是到了领导力的高级阶段——跟职场技能、技巧关系不大，更多来自对一个社会更深的理解。

以美国为例。很多人提起美国觉得很熟悉：看过很多电影，知道很多美国名人、很多作者。我自己 2000 年就去了美国，在美国读完博士，工作了这么多年。但实话实说，直到 2015 年以后，我因为做盖茨基金会的工作、去了解美国的慈善，才算真正有了一个窗口，去了解美国真实的历史：它的法治、言论自由，人权是个什么东西，美国的法律怎么执行，权益怎么保障，富人捐钱背后的制度安排是什么。那时候我才觉得，自己是从零开始。

所以我当时说过一句话：美国的职场文化，或者任何一个地方的职场文化，其实是社会文化的延伸。要解决职场的问题，不能只盯着职场。理解了社会文化，才理解建在它上面的职场文化。

美国社会和大陆人长大的社会，最大的区别，说到底是：美国是一个开放社会，开放社会是一个底层自治的社会。所以它那么推崇 agency，推崇自己去做事；所以它讲的 leadership，不是上面派一个领导，而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 leader；所以它看重无中生有地去创造，不管是创业还是在职场里。包括我们怎么跟和自己非常不同的人打交道——这些底层的信念，都跟美国的历史文化有巨大的关系。

所以表面上我做的是职场工作坊，底层我是想借这个机会，把 2015 到 2022 这七年里自己的思考告诉大家。比方说，美国的《独立宣言》跟美国职场有什么关系？《独立宣言》又是怎么来的？是不是就是 Thomas Jefferson（托马斯·杰斐逊）1776 年在费城（Philadelphia）起草出来的？他们确实是在那里写的。但它的思想资源，来自英国的启蒙运动，来自 John Locke（约翰·洛克）。洛克的思想又是怎么来的？

你会发现，很多东西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听说过」，对它背后那一套其实非常不了解。于是我们和一个社会的交互，也停在非常表面、非常实用的层面上。

那一期北美职场工作坊，一百多位朋友参加。我在里面——讲美国历史，西方的历史。当然讲得很简单，我不是学者，我也是在黑暗里摸索，摸着摸着才发现：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

竹子天花板

在这个基础上，我也讲了很多对华人非常重要的心态转变。

比方说 Jackson Lu 的研究。他是 MIT Sloan 的教授，跟我也认识。他有一项很重要的研究，讲「竹子天花板」（Bamboo Ceiling）：同样在美国，东亚裔和南亚裔（一般说的就是印度裔）在职场上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ASSERTIVE：能不能提出自己不同的观点——非常 firm 地提出来，但又不对别人构成攻击。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而在很多东亚文化里，它是不被鼓励的。所以这项领导力的重要特质，很多东亚人需要后天去培养。

Jackson G. Lu, Richard E. Nisbett, Michael W. Morris, “Why East Asians but not South Asians are underrepresented in leadership posi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PNAS, 2020〕

这是一阶工作坊。

价值百万的 WiFi 图

也是在那时候，我开始有了一个模型。我总叫它「价值百万的WiFi」，但我也总说，这张图我可以免费给大家——图本身不值钱，值钱的是我们每个普通人怎么跟它产生关系。

这就是那张著名的 WiFi 图。想象一个路由器往外发信号，一层一层。中间是一个人，就是我们自己。信号有向上的，也有向下的。

向上，是认识世界，一圈一圈往外扩：

• 最近的一层，是你的家庭、你的社会关系；

• 再往外，是社会组织、机构、专业群体；

• 再往外，是制度层面：法律、政治、经济、媒体；

• 再往外，是世界层面：文明、历史、全球秩序；

• 最外面，是整个人的存在，不只是人类社会，还有万物。

向下，是认识自己的内在世界，一层一层越走越深：

• 最浅的一层是身体；

• 往下是情感、情绪；

• 再往下是能量；

• 再往下是智慧；

• 一直到最深的一层，那种 being，或者佛陀讲的 bliss，极乐。

它像一圈一圈的同心圆。而最上面那一层和最下面那一层，是连在一起的：你向上伸得越高、探得越远，你和底层的 being 就连得越深。

恐惧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有人会问：我想搞明白职场的问题，为什么要去读历史？为什么要去理解法治？

因为只有往上去想这些问题，你看世界的眼光才会变大；同时，你也能在一个更大、更远的情景下，看自己的困境。

如果不知道这些，我可能只会想：你是不是嫌我英文不好？是不是嫌我是黄皮肤？但你可能会发现另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不能很 firm 地表达观点？

往上一看，原来我们的教育里有很多恐惧。说错话，是有巨大代价的。为什么我们的文化里有这种代价？因为确实有过一轮又一轮的政治运动。很多人家里的人，真的付出过这个代价。我自己家里的人也是，被拉去游过街。那你就不愿意讲话了。

所以，虽然我们自己没有亲历这些，但看到这些历史，你会发现：它们在我身上是有印记的。我之所以「谨言慎行」，不是因为我是一个胆小的人，而是外面那几层里发生过大量这样的事，让我们本能地把恐惧内化了。

而在美国这样的社会，一个谨言慎行、有正确观点也不愿意说的人，当然就不适合当领导。在看上去很正常的生活里——表达自己的观点，争取自己的利益，站到更高的层面看问题，在组织里有更好的发展——我们都会逊色一些。

这就是那张图。讲出来，大家大概都觉得挺有道理，拿走就是了。

为什么要把这两半接起来

诺言社区从 2017 年开始做，今年是第九年。我每年都会在社区里讲一个大课系列，慢慢讲成了现在这样。原因是，我发现市面上支持人成长的内容，往往被掰成了两半。

一半是讲历史、讲政治、讲社会现实。这一类很重要，但往往很硬、很沉，有时候里面也充满了各种情绪。

另一半是讲身心灵、讲疗愈、讲冥想。很温暖，但尽量不碰外在社会，也不讲历史，好像「那些你不用管，你呼吸就行了」，好像只要你想开了，压在你身上的那些现实就不存在了。

我觉得这是很分裂的。要么是一些人穿着棉布衣服在那儿修行，要么是一帮人在那儿侃大山、说历史。但对任何一个普通人来说，这两件事都应该接起来看。

这就是我的工作坊一直想做的：每个人既要看到自己的内心——自己的情绪是怎么来的，自己最深的恐惧是从哪里来的；但这种理解，不是只靠简单的内观就能完成的。内观很重要，是一条必经之路。但你也要了解外面的社会。

圣严法师（台湾法鼓山），还有一行禅师（Thich Nhat Hanh），都有非常入世的经验。一行禅师当年因为政治原因被越南禁止入境，在法国流亡了三十九年，在那里建了梅村（Plum Village）。他后来讲的很多东西，都基于他亲眼看到、并且亲身参与的、对越南历史来说非常重大的社会事件。他对这些事件既有观察，也有行动。

我给大家读过他的 How to Fight《如何面对愤怒》，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Every war starts with the war inside ourselves.
每一场战争，都始于我们内心的战争。

我看到一个人，觉得「你好烦」——这样一个很狭隘的念头，就是一颗战争的种子。表面上大军压境的历史事件，和我们内心里的种子，是能连起来的。看到这一点，就会明白：把自己、社会、周围的环境综合起来看，有多重要。

二阶：内在世界

二阶工作坊，转向内在。

大家知道，从诺言社区开始，我就做了大量理解内在世界的工作。2016 年因为各种机缘，我参与把 Michael Singer（迈克·辛格）的 The Surrender Experiment（《臣服实验》）引进中国，也给它写了推荐。

这本书讲的都是我们怎么理解自己的内在世界。所谓性格是怎么回事，能不能改？所谓原生家庭，影响到哪一步？情绪和心是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些情绪？有了情绪，该怎么分析它、看待它？

还有「臣服」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什么都行、逆来顺受？不是的。臣服是看到生命之流，顺着它的方向去做决定——其实连「做决定」这个词都不对。书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There’s no decision to be made; there’s only following the life in front of you.
没有什么决定需要做，只是跟随眼前展开的生命。

它发生了，我就跟着这股生命之流继续往前走。

二阶工作坊，就是把这些内在的工作，用一个有结构的方式，和大家一起学。四周，也做了好几期。

日本线下：相聚，也是保养

2023 年，我有机缘来到日本。

日本有一个很独特的存在：温泉旅馆。住过的人就知道，老式的日本旅馆很不一样——住榻榻米，一间屋能住五个人，全家人可以住在一起。没来过的人会想，怎么可能跟陌生人同住一屋？但真来了，大家都非常喜欢，有点回到大学宿舍的感觉。

第一次是在京都。说实话是我的私心：我想在京都最美的时候看樱花，就说我们在那儿做吧。于是 2023、2024、2025、2026，连续四年，每年春天在京都。后来夏天加了熊野古道，也是因为我想去，做了两次。今年 11 月会有一次新的，在琵琶湖——日本最大的淡水湖，离京都不远，那里有比叡山，是佛教圣地。

每次线下大概五十个人。我会讲一些重要的东西，算是一个支点；在这之上，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故事、自己的生命状态来。所以每一次我都带着巨大的好奇和期待去，每次都不一样，但大家又很相似。

很多朋友每年都来。于是有人问：你这工作坊看来没什么效果啊，天天去，还没修好？后来一位朋友讲得特别好。他说，如果人是一辆车——当然是个不恰当的比喻——那你是不是隔半年就得去保养一次？车之所以还能开、没坏，正是因为经常去保养。所以可以把工作坊想成是对自己的一次保养。

每一次，我们也会根据季节、地点设计很多活动。上次做的是「金继」。陶瓷碎了以后，用树漆把它粘起来，上面再敷金粉，特别特别美。这是日本的传统手艺，中国其实也有。我觉得它是一个人生的隐喻：当你重新修好一只瓷碗，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新的生命。不是一个破碎、被修复的过程，而是通过这次破碎，它变成了一个崭新的东西，带着一种崭新的美。

三阶：内心成长的前提，是清晰思考

今年，因为这两条线，我又做了三阶线上工作坊，也是六周，把向外和向内重新编成一个新的工作坊。这次不只讲北美职场了，讲得更广，从人类的思想资源讲起，从古希腊开始，再把内在的东西串进去。

三阶里有一部分，当时是设计进去、但不算主线的内容，后来让我自己挺激动：提高思维的质量。

一说到内心成长，很多人想到的就是静修、呼吸、内观。但我总讲：内心成长的前提，是清晰思考。脑子不清楚，是很难内心平静的。别人骂你一句，骂得他自己的逻辑都不清楚，你就开始自怨自艾——这时候再去呼吸，也没什么用。如果我一眼就看出来「你这是胡说八道，你爱怎么想怎么想」，我就没必要浪费精力去应对。

这是小事。大事也一样。比如怎么看待个体的困境：每个人都有困境，哪些是我可以改变的，哪些其实我是一个受害者？

我的工作坊里有很多农村出身的女性。上次线下我问了一下，五十个人里，大概有二十个是在农村出生长大的。这个比例让我很惊讶。

她们会想：如果我现在混得不好，难道只是因为我能力不强？当然，每个人都可以更强一点。但有时候我跟这些朋友说：你们这个剧本要是放在我身上，我肯定活不到今天。计划生育也好，男女不平等也好，农村的重男轻女也好，包括农村本身这些年不断被剥夺——农村的男人在整个结构里其实也挺惨的。

看到这些结构性的问题，你对自己的处境就会有完全不同的认识，也就有了完全不同的叙事方式。你会知道，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失败的人，是个小地方的人，是个出身很差的人」，而是「我是一个在这么糟糕的环境下，还能走到今天的人」。那真的太了不起了。

有了这种能力，再谈内心成长，才相对容易。否则，一件事情的困境到底该怎么归因，你都会犯糊涂。这些都是清晰思考带来的。

为了讲清晰思考，我讲了我们最常掉进去的那些谬误，从形式逻辑讲起。形式逻辑一点也不难，我在《高质量思考》里讲过。但我们的教育非常缺乏系统的逻辑训练和批判性思维训练，人类最宝贵、其实也非常简单的这些工具，我们没有用好。

讲完发现大家特别特别有兴趣。我就专门做了一个小游戏，看你能不能识别一些常见的逻辑谬误。后来我就想，把「高质量思维」这件事做成一个新的、更系统的线上工作坊。因为一个人真正了不起的武器，就是一个清晰的头脑。一大堆东西涌过来，我大概知道哪些是什么、哪些是谬论、哪些我可以做、哪些不能做。

我讲「拒绝被 PUA」的时候也讲到过一个所谓的「吵架神器」——不是让大家去吵架，而是人吵架的时候，有很多循环论证、逻辑混乱、偷换概念。意识到这一点，分辨它们就是小儿科了。平常你是模模糊糊地看世界，觉得这个观点好像也对，那个也对，你也对，我也对。可当你戴上一副眼镜，一切就非常清晰：这一点是对的，这三点是胡说八道；这个东西的前提有问题；它为什么似是而非，一层一层的结构都看得清。

我现在已经有两个相关的视频，大家可以先 get a sense。

佛、法、僧

最后说回来。我在「十个词」里也提到过：这些年不管做诺言，还是做其他很多事，我其实都在做一件事——佛、法、僧。

佛，是每个人都是佛。你也是。每个人都带着智慧、慈悲和爱来到这个世界。

僧，是我们需要僧团，Sangha，也就是 community。所以每次工作坊，我们都会花大量精力做所谓的「运营」——其实就是建社区：让大家互相认识，有线下聚会，线上有各种主题的群，大家一起做事情。参加过线上工作坊的朋友，可以进入一个叫「丰盈社区」的群。群里每个星期有一位群主，分享自己的人生故事。每一次我都看得又哭又笑。每一个人的故事，每一个家庭，都是一部史诗。看到这些，你会意识到生命的厚度是如此丰富，这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巨大的礼物。

我常用五句话形容这个社区：深刻又不迂腐，天真又不幼稚，亲密又不油腻，热闹又不俗气，智慧又接地气。

第一期工作坊的朋友，现在还联系着。当时线上工作坊里有两位，可以说名字：一位是红梅，在美国俄亥俄大学做昆虫学教授；一位是海风，在家上学，她的儿子画画很棒。她们因为工作坊认识。红梅教授给她的学生——当然都是美国人——布置过一个作业：写跟昆虫有关的诗。她把这些年学生的诗、她自己的诗、她女儿儿子的诗集结在一起，海风的儿子配画，最近由壹嘉出版出了书〔一诺补：书名〕。

一个教昆虫学的教授，一个在国内做过学校、后来在家带孩子的妈妈，如果不是因为工作坊，不可能有任何交集。但就因为这个神奇的缘分，这本书出来了。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所以我开玩笑说，每次工作坊最大的惊喜是：大家一开始是冲着一诺来的，后来发现一诺不重要。因为在这里会遇见很多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人，互相看见，互相激发。

法，是 dharma。我做的一部分工作在这里：课程的设计，像 WiFi 图这样的结构，还有很多其他的。我们互为机缘，去接触人类的智慧、人类的历史。这些东西其实一直都在那里。

真正值得付钱的是什么

所以我总说，书单不重要。书都是可以读的。

真正值得花钱的，是让我们自己跟这些东西建立真实连接的过程。不是买一堆书回来，或者把书单存下来——那没有用。而是通过肉身的参与，不管线上还是线下，跟这些智慧产生实质的、有机的联系。然后某一天发现：他讲的这件事，我现在也听得懂了，而且它对我的生活有指导意义。

我觉得，这才是工作坊真正的作用。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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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提到的两个免费小游戏：

• 「思维的利器」——看你能不能识别常见的逻辑谬误 👉 https://righthere.co/tools/siwei-liqi

• 「吵架神器」 👉 https://righthere.co/bangnic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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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频在这

咱们接着聊普通人，如何阅读和构建自己的思考体系。

方法其实非常简单，就是顺藤摸瓜。

首先是从自己熟悉的事情入手。 哪怕是最“没文化”的人，也有很多事情是知道的。

第二步，是带着好奇心。 因为没有好奇心，什么都不会发生。好奇心就是问：为什么会这样？后面有什么？这个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哪些是没有被说出来的？

这里再安利一下”一诺思考四步法”：我们首先要看表面的东西，叫事实和逻辑。这两个都可以”双击点开”：事实——这是不是事实、是不是全面的事实、是不是可核查的事实；逻辑——里面有底层的三律四律，还有各种逻辑陷阱。但除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两个：一个是没有说出来的前提，一个是情绪（很多时候情绪会 overshadow、会掩盖我们的思考）。

带着好奇心问的时候，不着急下判断——不要先说”这是好还是坏”，而是把事情本身搞清楚。比如那时候我没文化的阶段就有个很大的好奇：老舍自沉太平湖——为什么他就自沉太平湖了？好像一句话就说过去了，好像他很正常地活着，第二天就决定自沉太平湖了。为什么这些人都选择了自杀，到底发生了什么？

第三，思考的时候可以用上”思维的利器”。就像上次讲的修昔底德陷阱——看上去是对的，它有一部分是对的，那它错在哪？为什么是一个不恰当的类比？这种不恰当的类比，会带来哪些认知上的偏差？

第四，问：这个工作是谁产出的？ 同样一个人，为什么有时候前后写的东西不一样？比较典型的就是郭沫若——夸江青的时候是”天女下凡”；骂的时候，又变成“白骨精”。为什么人会有这样的变化？一个人这样的巨变，后面的机制是什么？他有什么样的大环境？——你就会想到它后面的社会基础、制度原因。

带着这些问题去看书，你就会很容易在读书的过程中，开始构建自己思考的脚手架（scaffolding）——就像思考是一座大厦，它得先有一个脚手架、有个轮廓。有了这个大架构，剩下的都是些具体的事情。

这一期就是这样一次应用。

从熟悉的场景入手，今天的入口是金刚经，最后落到一个人：汤用彤

金刚经很多朋友都知道，比如”凡有所相，皆是虚妄”，很熟悉。可能有些朋友知道——这些优美的中文是谁翻译过来的？这个人，就是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我们现在中国人念的金刚经、法华经、阿弥陀经、心经，大部分用的是他翻译的版本。他大概公元 300 多年出生在龟兹（也就是现在新疆的库车）——那时候龟兹是丝绸之路上一个很重要的、独立的佛教王国。

他自己的人生也非常多舛。他很早就非常有才华、有智慧，是个大家；结果后来被中国”看上”了，掳到了当时长安这一带，最后在那里做翻译，是 3000 人的译场。他 40 岁被掳去，不得不留在那儿。

我在工作坊里讲过这个例子，我想讲一个视角：他后来对中国文化、对我们理解佛经有巨大的贡献；但如果你是龟兹国的人，你是不是要恨死抢他的这帮中国人？大家想象一下换过来：如果一个中国特别棒的佛教大师（比方唐三藏），被日本掳到日本去，被迫学了日语，不得不把所有经文译成日文，然后日本人超级喜欢他——那你作为一个中国人，是不是心里也很不爽？所以事情总是有多面性的。这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思维方式：用同样的类比，放在不同的事情上，你就会有不同的思路。

而且他当时特别惨，被逼着破戒。后来有很多偏情色的演绎，但这件事对一个这样的大师本人来讲，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境遇。现在你在西安还能看到他译经的地方，应该是文物保护单位。

他那时候最重要的工作是——几乎重造了一种汉语：一种装得下印度佛理、又带着呼吸和美感的汉语，像刚才我读的那样。所以陈寅恪说过，他的译经艺术比后来的玄奘还要高。他当时也叫三藏法师，比我们熟悉的唐三藏更早。（”三藏”其实是指成就很高的大师。）

那么，是谁写下了鸠摩罗什的历史？

从金刚经讲到鸠摩罗什，你可能就会想：现在我们这么多人知道鸠摩罗什，那肯定有一些学者，把当年南北朝时期佛教发展的这些东西写下来、做了研究。是谁做的？

你去查，会查出来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学者，就是汤用彤。他非常博学，代表作是《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其中第十章就叫”鸠摩罗什及其门下”。可以说，在汤用彤那一代人之前，中国人并不是特别具体地了解鸠摩罗什。是这一代学者，把散落了一千多年的史料，一点一点考证、重建，才有我们现在读到的鸠摩罗什。

那汤用彤是谁？我怎么没听说过？我知道汤用彤，其实也是”旁门左道”——当时看了马国川老师写的《我与 80 年代》。马国川老师原来是《财经》的主编，去采访了这些人，其中就采访到了汤一介。我说，我没听说过这个名字，真的。（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本书的封面，你看上面所有名字——李泽厚、刘道玉、张贤亮、刘再复、金观涛、李银河、韩少功、梁治平……还有汤一介——你有哪一个是认识的？我那时候认识的很少。）

汤一介的夫人叫乐黛云，他们两个人都在北大。乐黛云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2024 年去世，那时候有一些怀念她的文章，所以是离我们很近的人。汤一介和乐黛云都做了大量的学术工作。

而汤用彤，就是汤一介的父亲。

汤用彤是谁：一己之力开创一个学科

汤用彤也是个超级大才子。1918 年去美国，后来在哈佛读哲学，1922 年拿到哲学硕士学位，当年就回国。回国之后一路在东南大学、南开、中央大学、北大做教授——那时候他其实很年轻，研究生毕业二十来岁就回来，可以说一己之力开创了中国哲学这个学科。后来季羡林把他和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并列，说他是那种”汇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华梵”的”梵”就是梵语，指他大量跟佛教历史相关的研究——他又是哈佛毕业的，又很懂中国。）

但他的知名度可能远远不如其他人。为什么呢？其实是有原因的，我们后面再讲。

我们先讲他前一段——为什么当时他这么高产，而且极其忙。他在北大一个人开的课，我给大家读一读：魏晋玄学、中国佛教史、印度哲学史、西方哲学史、欧洲大陆理性主义、英国经验主义、逻辑学、哲学概论……你想想，这一个人几乎撑起了好几门学问的底子，而且奠基性的著作一部接一部。

那你可能就会想：一方面肯定是他自己才能超群，但另一方面，他后面是个什么样的学术环境，能让一个非常年轻的学者，有这样跨学科的、巨大的产出？

一个人的高产，背后是一个时代

汤用彤回国是 1922 年。那个时候，其实是民国那段大学教育最不一样的一个时代，也是从历史上看非常罕见、相对开放的一个时期：不仅知识的讨论公开，而且有巨大的学术自由——大家可以自由地讲授、研究、争论，教授做真学问，学生也可以有自己的声音。

这里我又想到读到的另一本书：傅国涌老师的《百年寻梦》。这本书非常非常好看（后来我专门写过一篇，文末有链接）。它第一章就叫”1921 年的中国”（你想，汤用彤是 1922 年回来的）。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就觉得那个时代突然”活”过来了。里面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在第五页——讲 1921 年的中国：

当时武昌女子师范学校，辞退了倡导新文化的国文老师刘子通。陈碧兰、杨子烈等 5 名学生带头罢课，又遭到除名。她们不服。校方软硬兼施，湖北督军萧耀南甚至要逮捕她们。结果她们以五个人的名义发表宣言，散发到各个学校团体和新闻界，控诉校长开除她们没有理由，暴露校长的卑劣手段，并派代表到各学校的学生会请求支援。武汉全省学生联合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如果女师范的 5 名学生被逮捕，就举行总罢课。当局害怕事情闹大，不敢轻易下手。陈碧兰她们则在女师范发起罢课，以驱逐校长为目标，产生了罢课委员会，分宣传、组织、外交等部分，还组织了纠察队。她们在教育厅门前席地而坐，坐了一天一夜，包惠僧等人带着水果、饼干、油条、豆浆来慰问。教育厅派人和她们谈判，她们要求校长引咎辞职；教育界的名流学者出来调解，她们坚持这个条件。结果从早晨 7 点半到晚上 7 点，几个”黄毛丫头”逼得有权有势的校长毫无办法，只好辞职离开，而且在辞职书上写明了”引咎辞职”四个字。断续将近一年的学潮，以校长下台告终。

是不是很震惊？这是 1921 年，武昌女子师范，几个学生能做的事情。好像很难想象这是在中国。当时你看的时候会觉得，好像的确所谓”混乱不堪”——就像我们看民主社会都觉得混乱不堪：因为首先有言论自由、有新闻自由、有结社的自由、有反对的自由，所以看上去很乱。但它最终，其实是使得学生正当的权益得以彰显——用那种以上压下的行为，做不下去了。

所以你就能想象：当时汤用彤回去的那个大学，其实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空气里面的。他们可以回国开课、讲课、写书——这种环境，才托得起他特别特别的高产，也才有我们后来读到的《鸠摩罗什及其门下》。

读书的方法：从一句经文，走进一个时代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所谓读书的一种方法——其实也不是什么方法，很容易理解：

你看到金刚经，就会想：哦，这原来是公元 4 世纪一个译经的僧侣鸠摩罗什，而这个人还不是中国人，是被中国劫持过来的；那你就会想，是谁做了研究，把一千年前这个人的生平和工作让我们知道的？哦，原来是 100 年前的汤用彤；那汤用彤为什么那个时候那么高产？托起他的、当时的民国教育是什么样子？那教育后面，实际上是当时民国北洋政府的体制……于是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的制度会这样。

就是这样一路一路去问：是什么？为什么？谁在什么环境下做出来的？你就可以从一句经文，走进一个时代，看到这个时代背后的制度。 这就是我们每个普通人都可以用的方法。

从这个角度看，你就知道：一个人的高产，不仅仅是孤立的个人奇迹，它背后其实有整个社会环境的一套支撑；而这套支撑，跟当年蔡元培、五四运动之后的社会氛围是有关的。

反过来，用这把尺子看今天

如果你有了这样的思考，其实就可以反过来用这把尺子看今天。回到那本《我与 80 年代》——它访谈里的这些名字，李泽厚、刘道玉、张贤亮、刘再复、金观涛、李银河、韩少功、梁治平，还有汤一介——你会发现，我们大部分人今天不知道他们是谁。我读的时候真的不知道，可能只知道刘道玉、李银河，李泽厚也听说过，其他人真的不知道，包括汤一介。

那你就会问：为什么这套书要去访谈这些人？为什么这些人我们不知道？这个”中间”断在哪？——当然，这是跟 1949 年之后整个社会环境的改变、对文化教育各方面窒息的环境有关的。

汤一介本人 1927 年出生（那时候正好父亲在南开），一直在哲学系，他的工作又正好在 80 年代那个小阳春里，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者之一。所以你就能看到这中间底层的联系。

汤用彤的晚年

但你也会想：这些人最后是怎么”结束”的？

其实汤用彤 1949 年之后，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学术产出的。他一定程度上还算幸运——1964 年就去世了，在变得最糟糕之前，他就已经去世了。

汤一介写过一篇关于父亲的文章，还是能发的时候，发在 2004 年的《新京报》上。最后一段叫”晚年的遗憾”，他说：

父亲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在 1949 年之前取得的，这之后，他没有写出过像样的学术著作。不仅是父亲，一批老学者，1949 年之后都没有写出过比较好的著作。思想改造，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伤害，让他们不再说真话了，在学术上也就没有办法前进了。

父亲的晚年，就是坐在家里不出去，自然也不接触社会，偶尔写一些考证的小文章，更多的时间是在看书查资料。他阅读了几百种佛学著作，写了大约 40 万字的读书笔记、札记，作为他修改《隋唐佛教史》的准备，但这项工作，父亲最终也没有完成。

在晚年，父亲的内心世界是非常矛盾的。当时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想做重头的研究，没有精力了，但又不甘心。从他留下的 20 本读书札记来看，他是十分想修改《隋唐佛教史》的，但是已经力不从心了。

你会想：为什么这些像汤用彤、汤一介这样才华横溢的人，最后会是这样一个结果？

他到底怎样才华横溢？我找到过另一篇讲他生平的文章。里面讲到他在哈佛跟梵学大师兰曼（Charles Rockwell Lanman）学梵文、巴利文，和陈寅恪是同学；后来人们把陈寅恪、汤用彤、吴宓并称”哈佛三杰”。

为什么最后是这样

大家在网上（好像是清华校史馆）可以看到他的生平，里面有很多他当年的了不起的成就。所以大家会想：为什么那么了不起的一个人，1949 年之后（他 64 年去世，中间至少有 15 年时间）没有任何学术产出？

这也让我们去思考后面时代的问题、政治的问题。就是因为整个政治制度变了，对人思想的禁锢、所谓的”思想改造”，使整个文化进入了一种窒息的状态，知识分子更是如此。

方法小结：容器变大

所以这也是我想跟大家讲的一条线——它其实是个过程：你可以从眼前很熟悉的东西入手，然后问”这后面是什么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你从一本书就可以牵出另一本书，一个人可以牵出一整个时代。这个时候，我们自己的”容器”就在变大，我们就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我们看世界的这双眼睛，也变得更敏锐、更 sharp——更像一件利器了。

延伸阅读

希望今天提到的这几个人、几本书，也对你有启发，大家可以去自己读一读，看到其中的故事。

文中提到的傅国涌老师的《百年寻梦》，是我自己看待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点。我专门写过一篇：《百年前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样？》。

如何思考系列的第一篇：

欢迎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 📺 完整视频：《从“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追问到1949》

• 📚 提到的书：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马国川《我与 80 年代》；傅国涌《百年寻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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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有几个华人律师把当时的美国总统告上了法庭，而且赢了。赢了之后没多久，其中挑头的那位律师，微信号被封了。

不是被美国封的。是被微信封的。他打赢了总统，但他拿腾讯没办法。

这个人叫朱可亮，在硅谷做诉讼律师。在最近的一期我的YoutTube的节目上，我跟他聊了快两个小时，聊完我脑子里一直转的就是这件事——一个人可以在法庭上把国家最高权力挡回去，转过身来，却在一个 App 面前毫无还手之力。

这是个笑话吗？我觉得不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准确的、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寓言。

先说那位 90 岁的妈妈

要讲清楚这个案子，得先从一个老太太讲起。

朱律师的妈妈今年 90 岁，在湖南乡下，没受过教育，不识字。母子俩唯一的沟通方式，是微信视频。

2020 年 8 月，中美断航。他本来平均每个季度回一趟国，那一年回不去了。

就在那个时候，8 月 6 号，特朗普签了一道行政令：45 天后，全面封禁微信。

我想请你在这儿停一秒钟，别急着想“数据安全”、 “地缘政治”这些大词。就想一件事：

如果 45 天之后，你再也打不通那个视频电话，你妈那边会发生什么？

她不会上网，不会用 VPN，不知道什么叫”替代方案”。她只知道，那个每周都会亮起来的小方块，突然不亮了。

朱律师说，这件事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 personal 的事情”。

我完全理解。我自己的微信也是在 2020 年被封的。我知道那种感觉——不是不方便，是你跟一部分人的关系，被一刀切断了。

所以你看，这个案子听上去像是宪法、是第一修正案、是三权分立，但它的起点特别小、特别具体：一个儿子想给他妈打个电话。

15 天，和 45 天

行政令 8 月 6 号签的。8 月 21 号，起诉书递上去了。

中间隔了 15 天。

我在麦肯锡做过合伙人、在盖茨基金会做过中国总代表，有过组织工作经验。我知道 15 天意味着什么。15 天，很多团队连一次像样的会都开不完。

他们在这 15 天里要干的事包括：找到愿意出面的原告、写出能在联邦法院站得住的诉状、凑齐一个律师团、还得想清楚整个官司的打法。

而且——他们一分钱不收。

朱律师算过一笔账：如果按正常收费，这个案子所有律师的时间加起来，大概是 250 万美元。

你去哪儿找一个普通的微信用户，愿意掏 250 万美元，就为了保住自己用微信的权利？

找不到。这个人不存在。

所以他们几个人一合计：那就我们做义工吧。

我特别喜欢他讲这段时的那句话——他说这个决定做得”很快很愉快“。

最聪明的一步棋：我们不代表腾讯

这个案子我觉得最值得学的，不是法律条文，是策略。

当时他们做了一个非常反直觉的决定：跟腾讯保持绝对距离，一个字都不沟通。

不仅如此。案子最缺钱的时候，国内有好几个很有钱的客户和朋友找上来，说我给你们捐点吧。

他们开了个会，犹豫了一下，然后拒绝了。

为什么？朱律师说得特别清楚：如果我收了中方的钱，这个事情就讲不清楚了。

这里面的逻辑，我觉得值得每个在海外的华人琢磨琢磨。

如果这个案子被理解成”中国在告美国”，那它一定输。因为它就变成了一场大国对抗，而在美国的法庭上，没有一个法官会站在”外国政府”那一边。

但如果它是“一群住在美国的普通人，在维护美国宪法给他们的权利“——那性质完全变了。

朱律师用了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说法：这叫把”敌我矛盾”变成了”人民内部矛盾”。

我听到这儿笑出来了。但笑完又觉得，这真是一个特别精准的判断。

后来的结果证明了这一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的院长，主动找到他们，愿意出具书面证词支持。人家跟中国没关系，人家也不用微信。人家看到的是：今天你能用“国家安全”这四个字禁掉中国人的一个 App，明天你就能用同样四个字禁掉别人的别的东西。

找原告，是最难的一关

策略定了，接下来是执行。执行里最难的一件事，是找人出面。法律上，原告得是有名有姓的真人。不能是“广大微信用户”这么一个抽象的东西。

你可以想象这有多难。

朱律师说，最开始那两周，他大部分精力都花在跟各种人聊、说服他们当原告上。中国人嘛，跟政府对着干，这个事，“都害怕嘛”。何况这是要起诉美国总统。他说，在最走投无路的时候，他跟自己太太讲：我实在找不到人了，可能要你出面当原告。

后来还是找到了。五六个个人原告，组合得特别好：

• 有人靠微信做生意

• 有人用微信组织教会活动

• 有人通过微信做慈善募捐

• 有人在微信上发表政治言论

这个组合本身就是一份证据——它证明了微信对这些人来说不是”一个社交软件”，而是谋生、信仰、公益、表达。朱律师说，后来美国司法部主动放弃上诉到最高法院，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原告组合太扎实了。

顺便说一句，那些当年害怕的人，后来怎么样了？

朱律师说：在美国，老百姓告了政府之后，反而会被政府更加尊重。五六年过去了，这些原告在美国都生活得好好的，没有任何人因为这个案子被找过麻烦。

他说：”这个在美国应该说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家里进了蚂蚁，你会把房子烧了吗

好，现在讲讲这个官司到底是怎么赢的。

政府那边的说法是：微信可能在后台收集美国用户的信息，威胁国家安全。

听上去挺吓人的，对吧？

朱律师打了一个我听完就记住了的比方：

比如说你家里进了蚂蚁，你会想办法去买蚂蚁药，或者请专业的公司来把蚂蚁除掉。你不会想到说，一把火把整个房子给烧了，来解决你蚂蚁的问题。

这就是法律上说的“手段要和威胁相匹配”。那什么叫匹配？澳大利亚给了一个现成的答案。澳大利亚政府比特朗普更早注意到微信可能有安全隐患。他们怎么做的？只禁止国防部和跟国防部签约的承包商用微信——因为只有这些人可能接触到敏感信息。普通老百姓该用用。

而美国的做法是：全国，所有人，一刀切。

朱律师说得很实在：我跟我妈聊的天、我跟我朋友聊的天、我跟我客户的沟通，不可能涉及什么敏感的军事国防信息。

所以那不叫防范风险，那叫滥用权力。

「说错话的权利」

这一段是整期节目里我最想让大家听到的。

很多人对微信是有怨气的——包括我自己。审查、封号、删帖、群被炸，这些事我们太熟了。我父母的群被封过无数次。朱律师自己有一串备用微信号，按字母排序，从 A 开始，现在已经封到 P 还是 Q 了。

所以当年美国要禁微信的时候，还真有不少人拍手叫好。白宫网站上甚至有十几万人签名支持封禁。

情绪我完全理解。但我想请大家分清楚两件事：

微信有问题，和总统有没有权力替我们做这个选择，是两回事。

朱律师在他的视频里说过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

微信是个有缺陷的 App，但总统没有权利替我们做这个选择。

言论自由，意味着是说错话的权利，意味着你是小众的，你的权利也应该得到保护。

政府不能因为一个观点不受欢迎、甚至因为觉得它是错的，就把它禁掉。因为一旦政府可以当这个裁判员，谁来保证下一个被判”错”的不是你？

一份 1958 年的中文外宣刊物，怎么改变了美国

这里有个特别妙的历史细节，我听的时候整个人都精神了。

1958 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中国政府在最缺钱的时候，办了一本全英文的对外宣传刊物，叫《北京周报》（Beijing Review），宣传社会主义建设成果。这本刊物到今天还在。

到了 1960 年代初，冷战最激烈的时候，美国国会通过了一条法律：邮局如果收到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刊物，可以先扣下来，通知收件人——你确认你真的要这个东西吗？你回信说要，我才给你。

注意，这条法律没有禁止你收，只是加了一道手续。

然后美国有个老百姓，他就想看看《北京周报》，想了解一下社会主义到底怎么回事。邮局给他扣了。

这个案子一路打到美国最高法院。

全体法官一致裁定：这条法律违宪。

理由不是”共产主义思想是对的”。理由是：言论自由也包括普通人接收信息的权利，这个权利不应该有任何门槛。

你不该在我的信封上多设一道关卡，你甚至不该打开看里面是什么。

请注意这是什么时候——是美国主流社会最反共的时候。

六十年后，微信案里，美国司法部举证说：很多人通过微信传播来自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这会腐蚀美国社会。

朱律师他们就把六十年前这个判例搬了出来。

观点正不正确，不是政府该管的事。

一百年前，胡适也说过同样的话

朱律师还讲了一段更让我感慨的历史。

1920 年代，段祺瑞政府时期，共产党和国民党一起组织了一场群众运动。游行的人群激动之下，把《晨报》的报馆给烧了——因为这份报纸经常发表反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文章。

事后，陈独秀说：烧了《晨报》没什么了不起的。

胡适跳出来反对。他的话，跟六十年后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讲的是同一件事：

我认为对的观点，将来证明必定对；我认为错的观点，将来证明也必定错。大家现在认为是对的观点，将来不一定也会对；现在大家认为错的观点，将来也不一定认为是错。所以我们要容忍这些少数意见，这个社会才有发展的空间。

一百年了。

这场辩论在中国发生过，在美国发生过，现在在我们每个人的微信群里还在发生。

一个”最基层”的法官，凭什么叫停总统

案子赢了之后，朱律师收到国内很多消息。

一类是同行律师发来的，他说，内容都是”羡慕嫉妒恨”——居然可以在一个国家告总统，还能告赢，而且还不用担心被打击报复。

另一类是体制内的朋友，问了一个特别典型的问题：

美国一个最基层的法官，为什么有权叫停总统？

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

答案是：在美国的司法体系里，法官根本不看行政级别。

总统可以任命部长，但不能任命法官（只能提名，还得国会通过）。法官判案的时候，眼里只有一件事：这个行为违不违宪、违不违法。哪怕你是总统，对他都产生不了任何影响。

朱律师说了一句我很喜欢的话：

司法的权力，就是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而且这个笼子还配了一道锁。

美国有一条专门的法律：如果普通老百姓因为受政府欺压而起诉，并且赢了，法院有权判政府赔原告的律师费。

为什么要有这条？因为美国司法部有几千个律师，而且都非常优秀。你一个普通人跟政府打官司，不是百万富翁根本打不起。所以这条法律的意思是：政府你别以为财大气粗就能拖死老百姓。微信案结案的时候，政府要求撤案，朱律师他们说：等等，案子可以停，但你得赔我们钱。

最后赔了 90 万美元。

钱他们没留

这 90 万，大部分分给了外部合作的律师。

朱律师和另一位华人律师分到的那部分，全部捐了出去，成了一个非营利组织的启动资金——华美维权同盟（Chinese American Legal Alliance）。

他们后来干的事包括：

• 起诉佛罗里达州、德克萨斯州限制华人买房买地的法案（德州甚至规定华人租房不能超过一年，你想想那些留学生和工签的人怎么办）

• 起诉美国移民局大批量撤销中国留学生签证——打赢了，所有受影响的学生签证都恢复了

朱律师说了一句话，我记了下来：

如果在佛州、在德州的华人不安全，那所有其他人也不会安全。

他还说，做这些公益案子，他从来没担心过钱的问题：

钱多我们就可以多做，钱少我们可以少做，实在没有钱我们就自己做义工，把我们自己的时间捐出去。

那他为什么告不了腾讯

好，回到开头那个荒诞的事。

他能告总统，为什么不能告腾讯？

原因说穿了很简单：美国宪法管的是政府，不是私人公司。

而且美国还有一条 1990 年代定的法律，叫《230 条款》。这条法律给了互联网平台两样东西：

1. 用户在平台上发了什么，平台不担责（不然平台早被告垮了）

2. 平台有权审查内容——它觉得你不合适，就可以删你的帖、封你的号

我们每个人下载 App 时点的那个”同意”，就是这么来的。

那个用户协议，说实话没有人看过。但里面有专业律师写好的条款：平台有权审查你、封你。

而且还有更绝的一招——很多大平台在协议里写明：有纠纷不能上法院，只能去仲裁。仲裁是私下的，过程和结果都保密，而且只对你一个人有效，不能变成集体诉讼。

朱律师说，确实有律师朋友在微信案之后去起诉腾讯，理由是封号和内容审查。没走通。

除非你能拿出特别具体的证据，证明腾讯的封号决定是中国政府直接下的指令——否则在美国法律框架下，这就是一家私营公司在行使它的审查权。

（顺便说，有一个案子是走通了的：Zoom。2020 年六四前后，有人在 Zoom 上开线上纪念会，Zoom 在中国的一名员工，篡改后台数据，伪造出这些参会者在传播儿童色情和恐怖主义的”证据”，交给美国总部，把人全封了。后来查出来，这个人是直接听从中国政府指令的——一旦证明是政府行为，性质就变了。这个人现在还被美国政府通缉。）

但事情正在变

也不全是坏消息。

这几年，美国有越来越多的律师开始想办法绕开《230 条款》去告科技巨头。他们找到的突破口很聪明：不告你审查，告你的算法设计让未成年人上瘾。

朱律师打了个比方：这就像当年的香烟。八九十年代的香烟广告，全是电影明星，把抽烟宣传成一件很酷的社交行为，但隐瞒了成瘾的危害。

今天的社交媒体在做同一件事。

就在最近，这些社交媒体公司跟美国多个州达成了一笔和解——200 多亿美元的赔偿。

朱律师说：

法律肯定是滞后的，这个毫无问题。但现在通过别的方式，已经慢慢在修改这些法律。

自由是个动词

聊到最后，朱律师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可以当这期节目的题目：

民主、自由这些词，不应该把它当成名词来看待。它是一个动词。

他说，它需要人不断地去维护、去发声、去协商、去妥协、去争取。它不是一个死的概念，不是一劳永逸的东西。

美国宪法的条文其实写得非常笼统、非常抽象。它是靠一个一个具体的案子、一个一个判例，才一步步长出血肉来的。

我在跟张洁平的那期对谈里也聊到过类似的话——自由是个越用越多的东西，你要去用它。

我还想补一个我自己特别喜欢的故事，是这次跟孩子一起看纪录片看到的。

美国最早的”景区”是尼亚加拉大瀑布。那时候是 1800 年代，没有任何法律保护。结果呢？谁先到谁占地。这块是我的，我来卖票；那块是他的，他来照相。很快整个瀑布周围全被圈起来了，每一片都是私人的，看一眼都要收钱。

当时的欧洲人本来就看不起美国，说你看这帮人多没文化——这么美的一个瀑布，被你们搞成这样。

后来才有了国家公园，才有了优胜美地。

我讲这个是想说：

如果没有一套好的法治的限制，人性其实都是一样的。

区别不在于谁高尚谁不高尚，区别在于：看到问题之后，你怎么办。

是把人都轰走、说这地方归我管、靠拳头解决；还是坐下来，制定一套关于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规则，一点一点把它推进一个更文明的框架里。

一百年前的尼亚加拉是这样，今天的算法和平台，也是这样。

尾声

我一直觉得，朱律师这个案子最动人的地方，不是他赢了总统。

是这整件事都特别小。

小到起点是一个儿子想给 90 岁的妈打视频；小到原告是几个做小生意的、办教会的、搞募捐的普通人；小到一群律师凑在一起，决定做几个月的义工。

然后这些小事加在一起，改变了一件很大的事。

朱律师在节目里说，一百年后回头看，可能会有人说，当年有个叫朱可亮的律师，也在做这些东西。

其实每个人都是一块砖。就这么一块一块堆起来的。

这期对谈的完整视频已经上线，两个小时，聊了微信案的全过程、美国的司法独立、言论自由的边界，以及技术公司的法律责任。

也欢迎移步朱律师的频道https://www.youtube.com/@clayzhu001

今年的中秋来得早，桂花还没开，窗外的风还带着些暑气。

我想起了三年前的中秋，那是和先生在东京过的第一个中秋。吃过晚饭，我们约着去小金井公园看月亮。出门时天色尚可，走到中途，却下起小雨，只好怅然而归。

先生在《东京看月记》里记下这一晚：

“中秋夜，我和友人相约一起到小金井公园看月亮。刚走出家门不久，天上下起了小雨，只好怅然而归，心想第一个在东京过的中秋节恐怕看不到月亮了。晚上十点，雨似乎没了，我走到阳台上，一抬头，发现月亮又出来了。我们赶紧下楼，去空旷无人的地方看月亮。”^[1]

二〇二三年中秋的月亮

那晚我们去的空地，是东京大学的农场。云走得很急，月亮在云缝里进进出出。先生站在那里看了很久。后来读他的文章才知道，那一刻他想到的是一百年前的关东大地震：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大半个东京一夜之间毁掉，一个在第一高等学校读书的学生写下《月亮的死相》，说那晚的月亮像一张渗满血污的脸。隔了一百年，先生看见的，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月亮”。^[1]

三年过去了，月亮年年都会圆。

今年的中秋又到了，我再次想起那晚的小雨、那晚的月亮，以及后来细碎而难忘的日常记忆。

一

最后一次送别先生，是二〇二五年六月三十日夜里。

万文兄开车，从国分寺出来，沿多摩川往东南。夜色很好，路也顺。先生一路谈好友陈平，谈眼前的人和事，也谈往后的打算。自五月回到东京，他难得有这样的兴致，声音重新亮了，脸上又有了神气。

到了羽田，万文兄把车停在路边。我陪先生进航站楼，送到扶梯口，彼此挥一挥手，他上去了。广播照常响着，拖行李的人一个个从身边过去。这样的送行，这些年有过许多回。

他是七月一日凌晨的飞机。六天以后，七月七日凌晨，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消息来得太快。快到那一路的谈兴，还没有完全过去。

人活着的时候，日子是混在一起的。一顿饭就是一顿饭，一次散步就是一次散步，打电话问要不要送伞，也不过两三句话。讲座有海报，书有版权页；共同生活里许多要紧的事，当时并没有留下这样的凭据。人一走，这些日子忽然一件一件分开了：六角地藏尊厨房里的一顿饭，神保町旧书店里的一册书，野川边慢下来的脚步，经济大学长椅上的夜谈，雨天的一把伞，十六号的书房深夜仍亮着的灯，一件件从过去的日子里浮现出来。

先生在东京留下的痕迹，许多可以查考：讲座、课程、游学，还有最后完成的《在东京重造中国》。这些有日期，有地点，有听众。我想写的是它们背后的那个东京——田无住宅区里的东京，国分寺十六号的东京，一个人病了还要自己做饭、按时上课、夜里仍想把一页书稿写完的东京。

先生的东京生活，从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一日抵达成田机场，到二〇二五年七月一日离开，前后跨过三个年头。^[2] 初来时的兴奋、写书时的专注、病中的疲惫，直到最后几个月的低落，回想起来，常常叠在一起。

我只记得，先生住在十六号。

那时，十六号原只是一个门牌。

先生的侧影，映着晚霞

二

二〇二三年秋天，我同先生借住在田无一个叫六角地藏尊的地方。房子是黄老师的，黄老师人在国内，我们初来乍到，便先住下。

田无在东京西边。这里没有银座和新宿那样的光亮，街道不宽，一户一户的住宅排过去，门前有自行车，有装垃圾的网袋，有人家种的花草，有转角处卖橘子的老妇人。电车隔得很远，听不到什么声音。东京的明亮，大抵陈列在车站、商场和橱窗里。住宅区的日子，则须一顿顿饭、一袋袋垃圾、一趟趟电车过下去。

初居异国，许多小事都要重新学。垃圾如何细分？今天丢哪类垃圾？电车在哪里换乘？怎样问路？去哪一家超市？哪种菜便宜？

我们常一起去买菜，回来时手里提着塑料袋。做饭的时候，两个人便抢着动手。所谓抢，无非谁先腾出手，谁就进厨房洗菜、起锅，谁也不肯让对方把一顿饭全包了。厨房里有什么，便做什么。菜下了锅，油烟起来，说到兴头上的话也会停一停，先去看火。饭桌上的话题，常从眼前一件小事说到一段历史，又从某个人的命运转到中国的处境。

这种时候，先生不像讲台上的先生，也不像书名后面的作者。他只是同住一屋的人。知道哪一袋菜刚买来，哪只锅还没有洗，谁今天累了，饭后不妨少走一点路。相处中的关照，常在这些小事里：伸手接过一只袋子，看见对方站起来，便说一句‘我来

吃过饭，我们有时出去散步。六角地藏尊一带入夜很快。住宅的窗里陆续亮起灯，有人牵狗，有人骑车回家。先生边走边谈时事，谈他新近读到的文章，也谈某个人说过的一句话。有时话题很大，脚下却只是一条寻常的小路。走一圈回来，开门，换鞋，烧水。刚才说过的国家、历史和未来，一齐留在门外片刻；屋里先有热水壶的声音。

那些日子，我们一起去东大，去早稻田，也去神保町买书。还到处看房。游客看东京，记住的是街景；真正打算住下来的人，则要先看车站远不远，附近能不能买菜，有没有一间像样的书房。

这两个多月里，先生做了几场讲座，也见到一些老朋友和新朋友。大家围桌吃饭，说东京，也说中国。先生谈话有一种自己的走法，常从桌上一件小事转出去，落到一个人、一封信或一本书上，过一会儿，又能回到饭桌。

六角地藏尊这段生活，是先生后来东京生活的开端。那时一切还很新，未来似乎也很长。

先生在樱花树下的照片

刚来东京时，先生说，这里是他的“桃花源”。

这话不全是玩笑。一个人走了很长的路，碰过太多的墙，忽然在异乡有了一间安静的屋子，有书，有一点不被催促的时间，便像那个渔人从狭窄的洞口钻进去，“豁然开朗”。

可先生的桃花源，从来没有“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福气。他知道汉，也知道魏晋；知道海那边每天发生什么。他每天读的、想的、谈的，仍是中国。别人进桃花源是为了避世，他到了东京，却又坐下来写中国。

三

二〇二三年的最后一夜，我们一群人在杭州银湖跨年。先生写下一段话：

“今夜我们相聚，不是为了告别，而是为了再见。翻过2023年这一页，2024年就来了，今夜，我们在这里寻找母语的桃花源，我想到的不仅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在我们内心深处应该有一片永远的桃花源，那是时间的种子化出的落英缤纷。”^[3]

说到“相信的力量”，他的声音是激昂的。

新年一过，他又动身回东京，后去台北。他说，那里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一定要去亲眼看看。

跨年时还在说内心的桃花源，转身又惦记着现实中正在发生的事，这大约就是先生了。

他研究历史，对眼前的人怎样说话、怎样选择，同样有兴趣。报纸上会留下结果，现场却还有许多结果之外的东西：人的神色，迟疑，一句没有说完的话。它们暂时没有明确的意义，却也构成事情发生时的样子。

他当然知道，一次旁观改变不了什么。可历史写久了，人会对“亲眼看见”生出近乎本能的执拗。新闻有角度，回忆会修饰。现场则有杂音，有许多暂时还说不出意义的细节。日期、数字、人的神色，一句没有说完的话，都可能比响亮的判断更可靠。

先生过去写知识分子、报人、教育家，他要翻日记、找书信、查旧报。一个人在公开场合说了什么，并不能包办这个人。他在紧要关头做过什么，在私人信里怎样解释自己，往往更要紧。

我想，他要到台北去看，同他到神保町买书、在旧报里找一个年份，是同一种求证。

先生走在浅草，一边看书

回到东京后，讲座和游学一场接着一场。二〇二四年一月底，国语书塾第一次日本游学开始，我和女儿也去了。从奈良唐招提寺起，经京都、大阪、琵琶湖、富士山，最后到东京、到上野。这些写在纸上的，只是一张路线表；真正走起来，却全是天气、体力和一群人的快慢。先生一路讲课，话说得多，走的路也多。

到富士山脚下住宿的那一晚，下起大雪。第二天去河口湖，本想看富士山，山躲在云雪后面，始终没有露面。雪后的湖很静，芦苇压着白。先生从芦苇丛里慢慢走过去，我替他拍下一张照片。

雪后的河口湖，先生从芦苇丛中走过

那天，没有拍到富士山，先生却留在了照片里。

回到东京，又遇上了雪。吃过晚饭，孩子们跑到外面，在雪地里追逐、打闹。白天的疲惫一到雪地里，仿佛都散了。先生站在一旁看着，脸上有笑。白天还围着他听课的一群孩子，这时只顾着玩雪，也顾不上听谁说话了。

第二天原定在上野公园上课，雪没有停，只能把课挪到大巴车里。车窗外是雪，车里是一排排座位，先生一开口，车厢就成了课堂。

他在《触摸人类的心灵》中说：“最好的教育就是聊天。” 他把教育理解为生命能量之间的交换，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可能进入孩子的生命。^[4] 游学中，大巴上可以讲，公园里可以讲，饭桌旁也可以讲。一段话被集合、上车或天气截断，到了下一处再接起来。孩子有没有真的看见、听见，比一堂课是否完整要紧得多。

先生在琵琶湖边

原定的行程被雪改了，课堂也跟着改变。河口湖没有露出富士山，却留下了雪和芦苇；上野的课搬进车厢，窗外的雪仍落着。孩子们这一路遇见的世界，有些在安排之内，有些不在。先生的课，也就在这些变化中继续。

二月十一日，先生在银座单向街书店讲《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读书人何为》。

讲座结束后，先生伏案给读者签书

两天后，第二次游学接着开始了。这回到上野，天空清澈。先生讲鲁迅《藤野先生》开头那一句：“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5]他把句子里接连出现的几个“的”念出来，说像上野公园里一阵欢快的马蹄声。

先生在上野公园

“的、的、的……”

孩子们笑起来。一个虚字忽然有了声音，也有了脚步。

其实鲁迅这篇文章的头一句：“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一百二十年前，那个从绍兴来的青年，看到樱花底下尽是盘着大辫子的“清国留学生”，内心对东京是失望的，不久就去了仙台。先生偏偏从这句，听出了一阵马蹄声。同一座公园，同一行字，失望的人读出失望，心里有热的人，听见马蹄。

后来我每次走进上野公园，耳边仍会响起那一阵马蹄声。记忆有时很没有道理。整堂课未必记得，一句话的节奏却附在一个地方，赶也赶不走。

两次游学、几场讲座接连下来，先生明显疲惫。他在喜欢的事情上很容易兴奋，讲到兴头上，看不出倦意；行程一结束，疲态便全回到脸上。课程顺利结束，新书发布也办成了，日程表上的事情可以一项项划去，身体却没有这样利落。

那些宏大的教育理想，最后仍要落在一个人的嗓子、脚力和睡眠上。

二〇二四年京都，先生靠着桥栏杆

四

和这些讲座、游学同时发生的，是另一件事——二〇二四年一月，我们都搬到了国分寺。我住十一号，先生住十六号，隔着几步路。

国分寺这个地名，来自一千二百多年前。天平十三年，圣武天皇下诏诸国各建一座国分寺，武藏国的那一座就建在这一带。那是日本一心向唐朝学习的年代。一千二百多年后，一个中国人住进这里，写一百多年前中国人怎样到日本来学习。

六角地藏尊留下的是初到的仓促和新鲜；国分寺才是真正安顿下来的地方。这里不是市中心，去神保町、银座、早稻田，都要坐一段中央线。公开活动一结束，他总要回到十六号的书桌前。

我们从同住一处，变成相邻而居。平日各做各的事，想散步，电话里说一声；身体不舒服，先商量；谁从国内回来，另一个便问几点到站。

写作之外，先生在东京做得最多的事，是买书。

神保町的书店过道窄，书架密，书一本挨一本。先生翻书极快：抽出来，先看目录，再看版权页，随手翻几处正文。有的放回去，有的拿在手里，不再犹豫。碰到真想要的书，他眼里会有一点孩子似的亮。一百多年前，神田这一带住满了清国留学生，他们也在这些街上找书。先生在书架前抬起头的时候，大约同他们打了个照面。

和先生买书归来

从台北回东京时，他随身的两个行李箱装的都是书，后又让朋友寄回几箱。先生出门，先算行李还能塞进几本书。书多了重，搬上搬下也费力。这些道理他都知道，书还是照买。买回来，要读，也要用。讲课时重新抽出来，写作时摊到桌上；一份新材料，有时还会逼他改掉已经形成的判断。

书房看上去是静的，里面却有许多路。一页日记从东京通到长沙、绍兴或天津，一个名字又把另一个名字带出来。读到不同的记录，路也会分岔。先生坐在十六号，往往就在这些岔路间往返。

他给十六号的书房取名“蓝书房”。

“蓝”来自一份同名杂志。一九九九年，关西地区一些留日学人在京都岚山举行诗歌朗诵，后来创办《蓝》。二〇二三年先生去大阪时，主编刘老师赠送了这份刊物。他觉得这份礼物珍贵，便把自己的书房也叫作“蓝书房”。^[6]

先生拿到《蓝》杂志后开心的样子

一个名字给房间添了一层来历。一份刊物，保存过一群人在海外写诗、办刊、谈文明的心气。二十多年以后，它来到十六号，排进先生的书架。一间新安顿下来的屋子，由此接上了另一段异乡读书人的生活。

书一册册摆进去，陌生的房间便有了次序。书桌、书架、电脑、茶杯，慢慢形成先生熟悉的生活。白天读书，写作，偶尔上网课；傍晚有时出去散步；有讲座，便准备材料，讲完再乘电车回来。进门，鞋脱，水烧起来，人又坐到桌前。

东京、旧书店、蓝书房，远远听来，全是诗意。

住在旁边，才知道屋子要收拾，饭要吃，身体不舒服时一样难熬。写不出来，人在东京也照样焦躁。先生曾说：“毕生事业是读书，著书还在其次。”^[7]买书时那一点欢喜很容易看见，读书所需的漫长工夫，却大多在无人来访的日子里。

先生站在路边读一本小册子

我有时想象深夜的蓝书房。桌上摊着几本书，杯里的水凉了。住宅区没有一点声息，偶尔有电车从远处过去。先生从一页旧报里抬起头，看一眼窗外，又低下去。

那一刻，东京不再是近代史上的一个地名。它只是一间屋子，一盏灯，一句还没有写完的话。

五

二月底，我因事回国，先生送我到车站。从住处出来，走一段路，看着人进站，再回去。当时只觉得过些日子便回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话要说。

四月初，我回到东京，行李里是先生家人托我带来的中药，煎好了，一包一包封着。回来前已知道他的糖尿病又犯了，见了面还是吃了一惊：人明显瘦了，脸薄下去，走路慢，说一会儿话，疲态就先出来。

两个月的游学和讲座，耗去了他许多力气。随身的药吃完了，没有及时去买，就这样拖着。喜欢的事一件不落，吃药这件要紧事，反倒落下了。

四月十五日，先生去医院就诊。预约以后，到医院还是等了很久。医生先开了一段时间的药，过些日子再复查。我们盼他尽快好起来，诊疗与恢复却都急不得。

等待和恢复中，他没有真正停下来。网课照上，讲座照去，书稿也照写。电脑那边的学生仍看见老师按时出现，讲座海报上的名字也没有变化。只有住得近的人知道，先生关掉电脑以后有多虚弱。

人们说起一个写作者，容易先看他的判断是否清醒，文章有没有力量。可一句话能够落到纸上，也有它不易被看见的条件：饭有没有按时吃，药有没有接上，夜里睡得怎样，第二天还剩多少力气。这些事很少进入思想史，留下来的通常只是写成了的句子。

先生写知识分子，关心他们在大时代中的选择。住在他旁边，我也渐渐看见，选择还须由一副身体承担。课程照常，书稿照常，并不说明人一切如常。有时只是事情不能再等，而人已经很累了。

那一阵子，傍晚吃过饭，先生几乎每天都会叫我出去走一走。散步差不多是他唯一的户外活动。我们常去野川，也去小金井一带、经济大学、学艺大学。春天以后，河边的草木一天一个样。路线并不固定。身体好一点，就多走一段；觉得累，便在长椅上坐一会儿。走得慢时，两个人的话也慢。偶尔有人从旁边跑过去，很快不见了。

散步对先生，不只是锻炼。一个人在书桌前坐得太久，人物、材料和问题都挤在头脑里；到了户外，脚步慢下来，话才有地方出来。开始常说琐事，走着走着，话题便远了。

春天的野川边，先生独自走着

那些日子里，我们谈他的过去，谈读书和写作，也谈那些生活被迫中断、许多话不得不收住的年月；谈许良英，谈金庸的论政，也谈书里的宋教仁、汪精卫。话题从一个人转到另一个人，从一本书转到一段往事。

先生谈人物，很少先下结论。对仍在眼前的人和事，他措辞尤其谨慎，有时半句话说到那里，便停下。他也会犹疑，会觉得几种选择各有难处。这样的谈话没有文章那样齐整，却让我听见，一个判断在落笔以前，还要经过多少反复。

先生讲起三月在明治大学的一次学术研讨会。来自不同地方的学者和公共人物聚到东京，他原是带着期待去的。他熟悉一百多年前中国人在东京办刊、结社的历史，再看一群人从各处来到这里，总是希望谈话以后，还能有事情继续。

散会以后，他的期待似乎没有得到回应。后来谈到这件事，先生说：“已经没有多少外国人会关心当下的中国。”我记得这句话里的失望。它未必足以概括所有人的态度，却让我知道，那次聚会之后，他有多么失落。

先生靠在栏杆上，若有所思

百余年前的东京，留给他许多可以回望的道路；眼前的东京，却不会因为旧事曾在这里发生，便再次给出同样的可能。人到了，话说了，会场一散，各有各的生活。怎样让一次相聚不止于相聚，比发出邀请、安排议程都难。

先生的失望，大约不只来自一次会议。他早年把许多热望放在公共生活里，后来将更多精力投入历史、教育和书写，原有的关切却一直没有放下。他可以把声音放低，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小，仍免不了期待。知道现实的限度，同不再感到失望，毕竟是两回事。

张适之曾在悼文中记下先生在书房说过的一句话：

“我的身体病痛也是时代的病症在我身上的体现啊。”^[8]

这是他对自身处境的一种感受。我能理解话里的沉重，却不愿把他的病痛都写成一个比喻。先生的血糖，他的消瘦，他在医院走廊里的那些等候，都是实实在在的。时代欠他的，不该再由他的身体来偿还。

有一天，我们从小金井走到经济大学。天已经黑了，校园里的人越来越少。我们在一张长椅上坐下，起先谈身体和书稿，后来谈到这个时代，也谈个人还可以做什么。校园里的灯一盏盏亮起来，偶尔有人从远处走过。

我们一直坐到夜里十一点多。先生说，当下也许是这一代人的“垃圾时间”，但怎样把时代的垃圾时间变成个人的黄金时间，是每一个人的课题。^[9]

“垃圾时间”原是球场上的话：比分已定，剩下的几分钟无关胜负，主力下场，看台上的人开始离席。先生把它倒过来用。胜负既然不由你定，剩下的时间，才完完全全属于你自己——一页书，一堂课，一件能做成的小事。没有观众，也就不必表演。

他谈近代企业家时，曾说他们

“不是为了一个完美的明天努力，而是为一个不完美的今天而努力”。^[10]

这句话同长椅上的夜谈，说的是一件事。完美的明天不在个人手里，不完美的今天却正在眼前。宏大的结果不可支配，一页书、一堂课、一件可以做成的小事，还在我们的手中。

这也是他晚年越来越看重“建设”的缘故。批判可以指出黑暗，不能自动生成光；愤怒能使人一时站起来，未必能让人走得很久。

他说得很平静，像是把一个想了很久的问题，轻轻放在长椅上。并没有因此轻松多少。黄金时间不是一种始终昂扬的心情，先生也会受挫，也有不想说话的日子。人带着疲惫和失望，第二天照样坐回书桌前——黄金时间在这里，不在长椅上。

夜里十一点多，我们才从长椅上起身，沿原路走回。问题还在那里。夜路很静，只剩下脚步声。

第二天，先生仍会坐回书桌前。所谓黄金时间，并不只在长椅上的谈话里。它还在第二天仍肯开始的生活里。

野川很静，两只鸭子游过

六月初，我同先生一起回国。我们到成田机场太早，办理手续的人很多，工作人员的速度又慢，队伍排了近三个小时。先生的身体比四月好了一些，仍然虚弱。队伍只是一点点往前挪，长久站着，对他并不轻松。他没有抱怨，只是随着前面的人向前挪一步，再停下来。

年表写这一天，大概只须记下“六月七日回国”。落到身体上，却是近三个小时的站立，是随着队伍挪一步，再停下来。日期只有一行，候机楼里的时间却没有省去一分一秒。

我在国内停留了两个星期，先生一直住到八月中旬才回东京。

八月份东京放暑假，我和女儿回国。月底返回时，飞机降落成田机场，外面下着大雨。先生打来电话，先问我们几点到车站，又说要来送伞。

我说不必，雨总有办法应付。他却先想到我带着孩子、拖着行李，从机场回来，到了车站会不会淋雨。

电话里不过几句话。后来每逢下雨，我都会想起。

六

从二〇二四年起，十六号的书房成为先生在东京最主要的写作现场。他在这里完成的主要著作，是《在东京重造中国》。

题目很大。容易使人想到宏论、方案和一张铺得很开的蓝图。真正写起来，先生仍从一封信、一篇日记、一个人在紧要关头作过的一次选择进入。

书里有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秋瑾，有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有办教育的蔡元培、范源濂，办报的张季鸾，办实业的范旭东，也有汪精卫、蒋介石。他们带着不同的出身、脾气和愿望来到东京，后来走向完全不同的地方。历史事后给他们分了类：革命家、教育家、学者、报人，乃至失败者和罪人。先生要回到分类以前，看他们还在找路时的样子。那时，许多人还没有成为后来那个有定论的人。

他写章太炎，也写坐在章太炎面前听课的周树人、黄侃等人。一间并不起眼的屋子里，一个满身旧学的人讲文字、讲经学，座下的青年却从中得到不同的东西。后来周树人成了鲁迅，黄侃走向另一条学术道路。人在同一间屋子里听过同一种声音，并不因此走向同一个地方。

读到这里，我会想到先生在东京的讲座。讲完以后，听众四散，各有各的日子过。哪一句被记住，哪一句一出门就忘了，讲的人无法知道。上野那几个“的”留在了我的耳边，会不会也留在某个孩子心里？教育中许多要紧的事，讲完一堂课时，还看不见结果。

他写范源濂、蔡元培，也写教育在大时代中的缓慢。一纸政令可以很快颁布，一所学校怎样办起来，一批教师怎样成长，一种新的教育观念怎样进入普通人的生活，却须经年累月。人的变化，不能按政令的速度发生。教育家做的常是“不起眼的事情”，没有雷霆，只有一寸接一寸。

先生带孩子游学，编《国语少年书系》，使我更能理解他为什么重视这些人。历史写作追问已经发生的选择，教育面对尚未长成的人。两件事看似朝着不同的方向，却都要求他耐心：既不能拿结局代替对前人的理解，也不能拿自己的愿望预先规定孩子的道路。

范旭东所做的又不同。他办实业，面对盐、碱和工厂。理想到了这里，便须经过机器、资本、技术和人的组织。书里的这些人，使“文明”显出具体的工序。事情会做成，也会失败，耗去的年月不能靠一句漂亮的话省掉。张季鸾使他回到报纸。报纸一天一天出，留下当时人所能看见的世界。先生早年同报纸、刊物和公共表达有很深的关系，后来写历史，旧报仍是他倚重的材料。

一张旧报有自己的立场，也有它不知道、不能说或不愿说的事。怎样读出它说了什么，又遗漏了什么，需要同日记、书信和别的报纸对照。张季鸾笔下的当天，到了先生书桌上，已成为需要重新辨认的历史。

他也写王国维，写学问与人的精神困境。历史不只有向外开拓的道路，也有一个人向内承受的部分。一个人在知识上推进了什么，在心里经历过怎样的迟疑，未必都能用他对时代造成了多大声响来衡量。

《在东京重造中国》不是一本英雄名册。先生并没有把那些在东京的中国人写成方向一致的一群人。他们有热，也有盲点；有勇气，也有局限。他在序言中写道，他们多从国族立场出发，追求新的政体，却对个人自由、权利和法治理解有限；清帝国的突然垮塌给了他们惊喜，随即又被复杂的矛盾和纷争取代。^[11]

先生站在福泽谕吉的画像旁

回望晚清民初，人很容易被那一代人的热情打动。先生却要追问热情没有回答的问题：旧制度倒了，个人怎样免于新的支配？权力怎样受到约束？这些问题不会因为有人为理想流过血，就自动得到解决。敬意，不能代替辨认。

一百多年前，他们在东京想造就一个新的中国；一百多年后，先生在蓝书房写他们，窗外正是他们一百多年前走过的东京。上野还在，日比谷还在，早稻田和神保町也还在。这些既是旧材料中的地名，也是先生会走到的地方。

于是东京在先生的书桌上叠了起来。一层是明治以后日本迅速成为现代国家的时间；一层是晚清民初中国人来这里寻找道路的时间；还有一层，是先生住在东京，回望他们的时间。历史材料按年月排列，写书的日子却在读书、上课、散步之间慢慢过去。同一个地名，承接过彼此并不熟悉的几代人。

大历史按年份计算，写一本书却只能一天一天坚持下来。我们散步时，他也会说起写作的进展。写得顺，话会多些，步子也轻一点；写不顺，沮丧同样藏不住。材料太多，要取舍；人物彼此牵扯，前后许多地方都要校对。一本长书没有完成，内心每天都有件事悬着。人到了野川，心思还留在书房。

有时想到蓝书房，我觉得那间屋子里像有一场尚未结束的谈话。旧报与日记各说各的话，书信里的解释也未必能彼此印证。先生沿一封信、一个年份往前辨认，也许也在辨认自己的时代。

窗外的东京已经安静，书页里的中国仍争论不休。

所谓“重造”， 因此并不是在纸上再造一个完美中国。它更像是重新辨认那些被结果遮住的岔路：当年的人看到过什么，忽略过什么，为何作出那个选择，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不是每条未走通的路都值得重新走一遍，但只有先看清，人们才有可能理解失败，而不只是重复对失败者的判词。

保存这些道路，也并非替所有失败者辩护。动机可理解，责任仍须分辨；处境艰难，也不意味着每一种选择都同样正当。先生看历史人物时的清醒，就在这种不肯省略的辨认里。

写书里的人，须记得他们走到那一步时，还不知道后来会怎样。先生坐在蓝书房里时，悬在心上的首先是这部书怎样写完。还有课，还有想去的地方，还有写完以后可以做的事。他并不知道，我后来会把这些日子称作他的最后岁月。

东京给了他一点回望的距离。隔着海，中国仍在视野里。

七

二〇二四年九月，先生在早稻田讲鲁迅和周作人，后来，又讲汪精卫。

十月二十日，先生以“我是个低调的理想主义者”为题，讲自己的人生态度。

先生讲过许多历史人物以后，这一次他把自己放进题目里。早年的热望还在，现实的坚硬也已经看清；他不肯把理想说成空话，也不愿让挫折替自己作最后的结论。这个讲题，也是他对这些年所走道路的一次说明。

他看重三个词：低调、可持续、建设性。^[12] 低调使理想不必表演；可持续使它经得住时间；建设性则逼一个人把话落到事情上。放在一起，要求其实很实在：少一些声势，事情做得久一点，做完以后，有一点东西可以留下。

这样的自我要求，说出来并不复杂，做下去却不轻松。

办一所学校，编一套给孩子的书，保存一批书信，写清一个被误解的人，都没有改天换地的声势。事情做成以后，也未必有人鼓掌。批评一件事与动手做一件事，各有各的责任；先生越来越不肯把前者当作后者已经完成的证明。它只使世界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同原来略有不同。

先生把这种做法叫作“得寸进寸”。得了一寸，不夸成一尺；只有一寸，也不轻看。

“一寸”究竟有多少，放到具体事情上，便不能只凭心里的热望来算。这很像他写《在东京重造中国》的办法。题目大到一个国家，落笔却是一封信、一个日期、一页旧报。题目可以很大，落笔仍要从材料开始，大小之间并不矛盾。

没有远方，近处容易沦为琐屑；不从近处开始，远方又只是口号。

他的热并没有消失。年轻时相信声音可以直接抵达现实，后来知道现实有多硬，便把热放进阅读、写作和教育，变成一种较低、较慢，却可以维持的温度。它也会被失望打断，需要重新积聚。

讲座结束，人群散去，他仍要乘电车回国分寺。回到十六号，开门，烧水，坐到那页没有写完的书稿前。如今回想，这些重复的动作，比讲题本身更能说明他的“低调”。

先生站在高处，远处是房屋和大海

可是身体并不总肯配合。糖尿病好转以后，先生仍然很瘦。十月又出现腹痛，确诊为疝气。预约与治疗的时间一时安排不妥，我便帮他联系能及时就诊的医院。最后，他决定回国手术，于十月三十日离开东京。

手术以后，恢复得很快。消息传来，我们也稍稍放心。

我们又想到书稿和下一次相聚。身体在恢复，事情还可以接着做，日子自然也就接着往前过。

八

先生再次回到东京，是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我和逯朴到成田机场接他。几天以后便是春节。除夕那晚，云波和优优也来了，大家围坐在一起，吃了一顿年夜饭。窗外仍是东京住宅区平常的夜，电车照常运行，便利店照常营业。几个人坐在桌边，才有了一点过年的样子。

一月、二月，先生将主要精力都放在写作上。《在东京重造中国》已到了收尾的时候。他很少出门，我们一同散步的次数也渐渐少了。

春节前后，先生曾问我，东京什么地方的梅花最好，他想去看看。我查了几处，后来知道高尾山东麓有一片梅林，很值得去。等我将消息告诉先生时，他正写到紧要处，赏梅的事便暂且搁下了。

二〇二五年三月，东京近郊的梅林

当时谁也不觉得有什么，东京的梅花年年都开，今年不去，明年还可以再去。“明年”这两个字很方便，凡是今日来不及做的事，都可以暂且放进去。

从前在杭州，梅花盛开时，我曾数次随先生去孤山、灵峰看梅。他在《梅花如雷，是梅的智慧》中，记过少年时代的一次阅读：

“我想到自己少年时第一次遇到全祖望的《梅花岭记》，因为排版之误，读到的不是‘梅花如雪，芳香不染’，一直以为是‘梅花如雷’，甚至惊叹于作者想象之奇妙。心想——梅花如雷，是要唤醒整个春天吗？如果按正常的思维，谁能将梅花与‘雷’连在一起。母语的奇思妙想有时候竟需要一次误排来引领。而一个人少年时的相遇，将会进入生命的深处，化为一生的精神源泉。”^[13]

这段话我一直记得。

一处误排，使一个少年从梅花里听见了雷。后来知道了原来的字，那一声雷仍留在心里。读到这里，我也会想到上野的“的、的、的”：先生对母语的兴致，有时就从一个字的声音里出来。少年时的一次相遇，过了许多年，还会在他给孩子讲课时显露出来。

因此，先生说想去看梅花时，我知道，那是他喜欢了许多年的东西。孤山、灵峰看过了，这一次原可以到高尾山下看看。

当时只觉得书稿要紧，花可以稍后再看。一本书接近收尾，总有几处需要核对，总觉得再多留一点时间便能做完。散步少去一次，赏梅往后放一放，都是日常中很容易作出的安排。后来想起，难过的也正在这里：当时每一件事都安排得有道理。

二月底，先生终于有了一点闲暇，我们同万文、云波一起去了福生市清岩院。天气清冷，墓园很静。胡兰成的墓在一角。先生随身带了几本胡兰成的书，一本本摆在墓前。

清岩院里，先生在胡兰成墓前

他说，胡兰成的文字极美。

胡兰成的是非，先生自然清楚。他说，看胡兰成，平视最好。文字之美与人格之失可以同时存在；才华不能替人的选择免责，错误也不必使真实的才华变成不存在。

这很像先生看历史人物的方式。

从清岩院回来以后，先生仍忙于书稿。这是那两个月里为数不多的一次外出。书一页页收了尾，梅花却没有去看。

写书与看花，原本都在他的生活里。那时我们只是以为，先做完这一件，另一件还来得及。

三月初，先生又回了杭州。月底，我也在杭州，在他家中见了一面。那天，他刚拿到《寻找母语教育的另一种可能》的样书，拿在手里，一页页翻看，喜悦明明白白写在脸上。看着他那样高兴，东京没有看成的梅花，似乎也还可以留待下一次。

五月十七日，先生又来到东京。我开车和云波去机场接。导航带错了路，车绕了许久，夜越来越深，回到国分寺已近晚上十一点。先生一路疲惫，下车，搬行李，开门，回到十六号。

这次回来，他的情绪低到了少有的程度。

从前吃过晚饭，我们常去野川散步。这一次，他更多是到我家来，坐在我的房间里。说话声低了，脸上也没有从前的神气。有时说几句，有时很久不说。相识这么多年，我很少见他这样。

先生谈历史人物，常能从一件事说出前因后果；轮到自己的境遇，有些话却说到一半便停住了。道理未必不明白，只是明白以后，人仍在事情里面，还得承受它。

写文章时，他却始终清醒，材料和判断各有各的位置，不肯随心绪一起含混过去。生活里的先生有犹豫，有矛盾，也有无奈。我不觉得这两面需要彼此取消。一个人能看清许多事情，也仍会被其中的一件事难住。

那时，我能做的，只是坐着听。

五月十八日，先生给北明和郑义写信，说自己每年来日本小住，“权当休息，读书，写作”。^[8] 他给东京的愿望仍然朴素。只是这一次，人回来了，休息却没有随之到来。

五月二十一日，我开车带先生去了伊豆半岛。

先到大室山，再去城崎海岸。离开东京住宅区，路边的景色一点点开阔。那天先生的话比前几日多，脸上终于有了笑。大室山的风很大，人的衣服被风吹动；到了海边，海水撞向黑色的礁石，声音一阵接一阵。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城崎海岸

先生在礁石上坐了很久。

我没有问他在想什么。一个人面对海，并不一定需要别人替他配上思想。他也许什么都想，也许只是累了，愿意坐一会儿。海水撞向礁石，涌上来，又退下去。

我只记得，那一天他难得开心。

回程时，他仍有些兴致。天色慢慢暗下来，车又开回国分寺。往后的事情还要面对，可这一天，他确实轻松了一些。

这就够了。

九

二〇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在东京重造中国》由东京读道社出版。^[14]

书送到十六号，先生终于看见它成了一本可以拿在手里的书。他签了许多本。写过这么多书的人，拿到新书仍然高兴，这一点，我在杭州也见过。书还在电脑里时，似乎总有一处可以再改；到了纸上，才开始有它自己的去处。版权页写着书名、作者、出版社和日期。写书时的病，野川边的散步，没有去看的梅花，都不在上面。读者会从第一页开始读，很少知道，在第一页以前，一个人已经过了多少日子。

六月七日，先生在早稻田作《在东京重造中国》系列的第九讲，也是总结的一讲，以蒋介石为中心。他已经瘦得很明显，熟悉他的人一眼就看得出。他坐在那里，仍从材料讲起，一层层辨清来龙去脉、选择与责任。自己心里排解不开的东西，他没有带上讲台。

那是先生在东京的最后一次讲座。

当时没有人知道“最后”二字已经落在这一天。生活从不替正在发生的事情标注最后一次。最后一次见面，仍像普通见面；最后一次散步，也可能只因累了而早些回来。

六月三十日晚，车沿多摩川开向羽田机场。我和万文兄送先生回国。这一路，他又有了久违的谈兴，还说，如果快，半个月便回来。

半个月很短。

短到谁也不会认真告别。

到了航站楼扶梯口，我们挥了挥手。他转身上去，我也转身出来。没有回头再看。

七月一日凌晨，航班起飞。

从羽田回国分寺，路还是来时的路，多摩川照常向东流，十一号和十六号仍在原处。东京没有因为一次送行改变样子。

六天以后，那句“半个月便回来”，忽然没有了下文。

十

先生离开以后，许多人写文章纪念他。

有人写他的书，写他三十年来保存的记忆，写他对报人、知识分子和教育的研究；也有人写他在东京讲过的课，买过的书，一起吃过的面，走过的路。

资中筠先生的悼文《天妒英才——痛悼傅国涌》

张适之把这段生活称作先生的“东京时间”。他记得先生谈过，一个人有肉体的时间，也有自己创造的精神时间；精神留下的痕迹，可能越过个人的年寿。^[8] 先生在《论时间》中也谈到，人在创造中生成时间。^[9] 他离去以后，这句话有了我从前没有体会到的分量。书已经印出，讲座留下记录，那段日子的一部分，确实越过了他本人，还在同后来的人相遇。

可我也不愿把他的东京，写成一个早已安排好的最后一章。他来时不知道自己还剩多少日子；会兴奋，会失望，会计划下一本书，也会问哪里可以看梅花。病了，有时把买药的事拖下来；写到紧要处，又把散步搁下。六月三十日去机场，他还打算很快回来。

那时的“东京时间”，就是这些未必安排妥当的日子。早晨读书，下午写稿，傍晚叫我散步；身体不好，要去医院；朋友回来，遇上雨，又想到送伞。

讲座、书和课程可以一项项列出来，照料身体、吃饭、同朋友说话，却未必留下记录。它们原在同一天里发生，互相支撑，也彼此占用。我也不愿只按写了多少书、讲了多少课来衡量他的时间。人病了，歇下来，或者同朋友坐着，说不出什么完整的话，那一天也不因此失去分量。如今我所怀念的，恰有许多这样没有成果的时刻。

他常说，东京是他的桃花源。

《桃花源记》的结尾，从前读书时总是一眼带过：渔人出来以后，处处做了记号，再回去找，“遂迷，不复得路”。 ^[15]如今再读，才知道那是全篇最重的一句。十六号的门牌还在，蓝书房的窗户还在，那条路，我却再也找不回去了。

先生研究过许多没有成为最后胜利者的人。有些人的学校消失了，有些刊物停办了，有些名字长期无人提起。他仍一页页去找他们。因为历史的价值并不只由当时的结果决定。一个人在结果不可知时仍肯认真，所做的事也许很小，却不因此等于没有发生。

先生自己也把许多事情做在角落里。

十六号就是一个角落。它不在东京的中心，甚至不在国分寺最热闹的地方。电车到站以后还要走一段路。可几代人的热望、歧路和失败，就在那里的一张普通书桌上，重新有了声音。

一个人无法重造一个时代，却可以完成一本书；无法替所有人找到出口，却可以把前人走过的路讲清一点；无法阻止身体衰弱，却仍可以在朋友回来遇到雨时，打来电话，问要不要送伞。

如今东京下雨，再没有人打电话来问了。

后来我再经过经济大学，那张长椅还在。夜里校园很静，灯从树影间落下来。野川也照常往前流，春天有新草，到了冬天，两岸又显得空。熟悉的地方并没有少一条路，只是有些话，再也不能沿着那条路慢慢说完了。

全祖望的《梅花岭记》，写的是一座衣冠冢。史可法死在扬州城破之时，遗骸找不到了，后人把他的衣冠葬在梅花岭上。^[16] 先生少年时从那篇文章里听见了雷，却没有等到东京的梅花。

我写下的这些琐事，大约也只是一座衣冠冢。里面没有先生，只有他在东京穿过的日子：买菜，做饭，散步，看病，买书，送伞。

人离开以后，记忆总想替日常添上意义。先生写历史，常说虚构要不得，可读性只能从更好的角度、更饱满的细节中来。^[10] 今天写先生，我也提醒自己记住这一点。不知道的，不替他说；已经发生过的，尽量写清楚。

我不知道他坐在伊豆的礁石上究竟想了些什么，也不知道最后走上羽田扶梯时，他有没有回头。我只知道先生在东京住过，在十六号读书、写作，也从那里一次次走出来，同我们买菜、吃饭、散步、去医院、到车站。

这些事情没有标题。如今，它们成了我记住先生的办法。

先生住在十六号。

那原只是一个门牌。现在我从那里，重新看见他的东京。

又是一年中秋。小金井公园的月亮，大概会照常升起。三年前那张照片，还在我的手机里。

先生那篇看月的文章里，抄过黄遵宪在太平洋船上写的两句：“大千世界共此月，世人不共中秋节。”^[1]黄遵宪说的是东方和西方。今年再读，我读成了生与死。

那晚他写：“我们赶紧下楼，去空旷无人的地方看月亮。”当时只是写实，记一场小雨停后匆匆去做的小事。如今，倒像是他先我们一步，去了一个更空旷、也更无人的地方看月亮。

月亮不记得谁曾站在它下面。

我却记得。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傅国涌：《东京看月记》，公众号文稿，二〇二三年十月一日。文中所及石田英一郎《月亮的死相》、“温良恭俭让的月亮”及黄遵宪《八月十五日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诗句，均据此文。

[2] 本文所涉傅国涌先生在东京的抵离日期、居所、讲座、游学、就医、散步、买书、送行等第一人称生活细节，主要据作者亲历、照片及同期记录。

[3] 傅国涌：《寻找母语的桃花源》，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杭州银湖跨年活动发言稿。

[4] 傅国涌：《触摸人类的心灵——以历史的眼光看教育》，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二日在苏州三中演讲，据录音整理。

[5] 鲁迅：《藤野先生》，收入《朝花夕拾》。

[6] 刘燕子：《一代人：使命未达——悼念傅国涌弟兄》。

[7] 傅国涌个人微博，二〇二一年一月九日。原文：“所以，我常说：‘毕生事业是读书’，著书还在其次。”

[8] 张适之：《一个悼念：傅国涌老师的“东京时间”》，二〇二五年七月八日；北明：《傅国涌域外琐记》；谢志浩：《子规夜半犹啼血：追念傅国涌先生》。参见上述文章，并据作者亲历订正。

[9] 傅国涌：《论时间》，未结集文稿。文中关于“垃圾时间”“黄金时间”及“在创造中生成时间”的表述，据此；经济大学长椅夜谈部分，据作者同期记录。

[10] 《全历史专访：历史学者傅国涌》，采访提纲及答稿，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11] 傅国涌：《在东京重造中国》，东京：读道社，二〇二五年五月三十日。本文对书中人物的叙述，以及关于国族、政体、个人自由、法治的讨论，参见该书相关章节及序言。

[12] 傅国涌：《重造文明：民国教育家的思想力》，讲演整理稿；傅国涌：《王人驹：低调的理想主义者》。文中“低调、可持续、建设性”及“得寸进寸”等表述，据此。

[13] 傅国涌：《梅花如雷，是梅的智慧》。

[14] 傅国涌：《在东京重造中国》，东京：读道社，二〇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傅国涌“在东京重造中国”系列讲座日程，二〇二三年十月至二〇二五年六月，共九讲。

[15] 陶渊明：《桃花源记》。

[16] 全祖望：《梅花岭记》。

后记：

读完大吕文章还意犹未尽的朋友们，也可以去我的YouTube视频看这些节目。我做了两期节目关于傅老师的节目，在我的会员视频里，也读过傅老师的作品。

我会在节目里，从像我一样的文科小白的切身经历出发，介绍普通人应该如何阅读和进行高质量的清晰思考的。期待大家订阅，也欢迎大家加入会员频道。

文末有《心力自测与防漏修复工作手册》，这是一本可以打印、可以写、可以反复用的小册子，配合《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解读一起使用——用来找出你的油箱漏在哪里，然后一个一个把它堵上。

一、 开启一本“被误解的教育大书”

许多人听说罗伯特·M·波西格（Robert M. Pirsig）的《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以为这只是一本写骑行跨越美国或探讨修车技术的哲学游记。然而，当人们跨越漫长的人生阶段重读此书时，往往会被深深吓一跳——这根本不是一本简单的修车指南，而是一本极其深刻的“教育大书”。

在今天的教育与育儿现实中，我们极其熟悉这样一套逻辑：制定目标、拆解课程、设定考核参数、用分数量化能力。到了 AI 时代，我们又在热衷于探讨如何用算法进行“个性化提效”。

然而，波西格在五十年前就提出了一个直击灵魂的底层问题：到底是什么，让一个人真正开始学习？

是考纲？是绩效？还是排名？

答案都不是。真正驱动学习与成长的，是一个被现代教育指标严重忽视的词——Quality（良智 / 道） 。

二、 真正的学习，发生在所有理性评价之前

在波西格看来，Quality（良智）并不是某种客观的“质量指标”，而是一种发生在所有分析、推理和逻辑评价之前的直接体验。

• 就像一个三岁的孩子，在路边第一次捡起一块不知名的晶体矿石，他根本不知道它的化学成分或地质演变，但他能直接感受到“这个东西真有意思”；

• 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师走进教室，尚未开口，就能瞬间感知到今天课堂上那股不一样的蓬勃生机；

• 就像一个刚完成作品的孩子，你不需要拆解 200 个参数逐一打分，就能直观地感受到这个作品身上迸发出的生命力。

这种对“好”的直觉感知，就是 Quality。它是《道德经》中所说的“道”，是居于一切知识与生机中心的源头力量。

然而，现代教育最大的痛点，在于我们太习惯用“拆解”与“评价”去打量一切。

波西格强调，任何对 Quality 的哲学或理性解释，都注定是残缺的。因为理性的过程是一个“分析”的过程——是把整体拆解为主语和谓语；而 Quality 太简单、太直接、太当下了。一旦你试图给它下定义、建模型、打分数，你所定义出来的，就已经是一个比 Quality 本身小得多的东西了。

当一个孩子对世界的原始感知被强行替换成“考不考”、“占多少分”、“老师喜不喜欢”时，他内在那个最值钱的整体，就被散落的参数撕碎了。

三、 警惕“降维投影”与“心力陷阱”（Gumption Traps）

为什么今天的孩子（甚至是我们自己）越来越容易感到倦怠与厌学？我们可以从书中的两个核心概念中找到答案：

1. 别把“降维投影”当作教育的全貌

我们在学校或家庭中使用的结构化指标、打分体系与规则，本质上都只是生命整体在低维度上的一个“降维投影”。 这就好比一个立体的锥形体，在灯光照射下会在地面投下一个正方形或圆形的阴影。阴影的长宽是可以被精准测量的，但阴影绝不等于那个立体的几何体本身。如果我们过于沉迷于测量底下的投影（分数、排名、履历），就会彻底遗忘那个真正重要的、立体的“人”。

2. “心力陷阱”正在不断偷走孩子的精神汽油

波西格提出了另一个关键概念——Gumption（心力 / 精神燃料）。它是一种让人愿意持续尝试、不断修改与坚持下去的生命能量。

每一个孩子出生时，原本都充满了问不完的“为什么”和旺盛的好奇心。但随着他们进入传统的评价体系，各种“心力陷阱”（Gumption Traps）便开始悄悄出现：

• 过早的评价与横向比较：将孩子置于统一的衡量尺码中，扼杀了探索的乐趣；

• 只认标准答案与惩罚犯错：让孩子不敢提问，因为害怕答错；

• 焦虑陷阱（Anxiety Trap）：焦虑是自大的反面。自大让人以为自己什么都行，而焦虑让人极度确信自己会把一切搞砸，从而害怕得不敢采取任何行动。许多孩子迟迟不愿开始或拖延，根本不是因为懒惰，而是源于这种害怕失败的心理瘫痪。

这些心力陷阱，就像在孩子原本饱满的精神汽油箱上不断打洞。当心力漏光了，再宏大的教育规划也无法驱动一颗疲惫的心灵。

四、 如何在家庭与日常中守护孩子的“内在良智”？

面对被指标挤压的现实，作为父母、教育者或自我创作者，我们该如何帮孩子（以及我们自己）重新聚拢心力？来源中给出了几个极其温暖且扎实的路径：

1. 超越世俗指标，真正去“看见”一个人

不要只用学历、成绩或世俗标签去打量孩子。试着去看到他眼神里的光、他内在的精气神，以及他在遭遇困境时表现出的真实生命力。当一个人被不带偏见地“看见”时，他内在的自愈与生长机制就会被唤醒。

2. 止住“第二支箭”，用“腻子”糊住漏油点

当孩子或我们在生活中受挫时（发生了难受的事情，这是“第一支箭”），最忌讳的是叠加自我评判与自责（“第二支箭”）。第二支箭是可以选择不射的。 意识到自己在自我攻击或焦虑时，及时用觉知这层“腻子”，把汽油箱上漏油的窟窿糊上，集中精力把伤口处理好。

3. 重新守护并信任“敏感”与“直觉”

在追求效率与钝感力的时代，我们往往觉得孩子“太敏感”、“想太多”是一种负担。但请重新相信：敏感从来不是负担，而是巨大的天赋。 那些能够因为一片月光、一幅画而停下脚步的感知力，那些无法立刻用逻辑解释的直觉，正是保住 Quality 与好奇心的核心底牌。

4. 从“心、头脑与双手”（Heart, Head, Hands）做起

世界的改善与教育的回归，从不需要漫无边际的宏大废话。 波西格写道：改善世界的起点，是一个人的心、头脑和双手（Heart, Head, Hands），然后从这里开始一步步向外做出有 Quality 的决定。

站立在自己觉知火车的车头上，看清前方的轨道，迎接到来的一切。哪怕只是今天陪孩子进行一次不带评价的对话，哪怕只是在当下完成一件微小但专注的事情——一个一个独立个体做出的良智决定，就是通往更好教育与世界的唯一通路。

💬 写在最后： 你或你的孩子，最近是否也感觉陷入了某种“心力陷阱”？在日常育儿或工作中，你是如何守护那份不受指标绑架的 Quality 的？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与思考。

心力自测与修复工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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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做了一期很长的节目，讲哈维尔。

说实话，在这之前我对他的了解，和很多人一样——听说过这个名字，听说过他的几句所谓的金句，知道他是个剧作家，坐过牢，后来当了总统。就这些。

真正坐下来把他一生最重要的那几篇文章读完，我才意识到一件事：他一辈子真正在琢磨的，不是政治，是两个字——恐惧。

而他讲恐惧的方式，是从一个卖菜的人开始的。

读完这篇，如果你想自己往下读他，我在文末放了一份三页的

《活在真实里・哈维尔使用说明》：

• 他一生五篇核心文章该从哪篇读起

• 1989 年公民论坛那八条《对话守则》（这一页可以打印出来贴在墙上）

• 以及十个把这套东西对回自己身上的问题。

想直接拿的话，可以先翻到最后。

那张标语真正在说什么

1978年，哈维尔写了一篇叫《无权者的权力》的文章。开头的设定简单到近乎无聊：

一个卖菜的店主，每天像往常一样，把一张标语摆到橱窗里，摆在洋葱和胡萝卜中间。上面印着官方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他相信这句话吗？

哈维尔说，绝大多数店主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那些标语、那些海报，是连着洋葱和胡萝卜一起从总部发到他手上的。他摆进去，因为多年来一直这么做，因为所有人都这么做，因为就应该这么做。如果拒绝，可能会有麻烦，可能会有人说他不忠诚。

他这么做，是因为一个人想在这个世界上过得去。

——一直到这里，我觉得中国读者不需要任何注释。

然后哈维尔问了一个很狠的问题：如果让这个店主把橱窗里那句话，换成他真正想说的意思，会怎么样？

他真正想说的意思是：

我害怕，所以我无条件地服从。

他摆不出来。

不是因为不许，是因为他受不了。他是个人，他有尊严感。他没有办法把一句对自己屈辱处境毫不模糊的表白，摆到橱窗里给所有人看。

所以他需要换一个说法。一个在字面上显得高尚的说法。

于是那张标语帮他做了两件事：把他自己顺从的根子藏起来，也把权力的根子藏起来。藏在一个体面的门面后头。

那个门面，叫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不是让人相信

这是哈维尔最反直觉、也最锋利的一个判断。

我们通常以为，一套宣传的目的是让你相信。哈维尔说不是。它的作用不是让人相信，而是给恐惧和顺从递上一块比较体面的遮羞布。

他的原话是：

意识形态是一块面纱，人们可以躲在它后面，遮住自己堕落的存在，遮住自己的将就。

它是一个人人都能用的借口。

从卖菜的把”怕丢了生意”藏在”关心全世界工人团结”后面，一直到最高层的官员把”想保住权力”裹进”为工人阶级服务”的说辞里——每个人都在用同一块布。上下通用，一块布遮所有人。

所以这套东西真正的地基，不是信念，是恐惧。

而且不是被枪指着那种戏剧性的恐惧。是很日常的那种：我不想丢掉工作，我不想丢掉我的位子，我怕孩子上不了大学。

我们每个人都有可以被威胁的、可以失去的东西。

所以不需要真的动用暴力，人就把自己管住了。

哈维尔给这样的社会起了个名字：后极权。意思是它不再靠赤裸的暴力，而是靠一套精细的、日常的、人人配合的仪式来维持。

「他们就是这个体制」

接下来是我读到时起了鸡皮疙瘩的一段。

哈维尔说，人们不必相信这一切，但他们必须表现得好像相信：

他们不必接受这个谎言，只要他们接受了与它共存、在其中生活就够了。因为正是凭这一点，个人确认了这个体制，实现了这个体制，制造了这个体制。他们就是这个体制。

他们就是这个体制。

所以在这套东西里面，那条冲突的线，并不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哈维尔说：

这条线事实上是从每一个人身上穿过去的。

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既是这个体制的受害者，又是它的支持者。

他举的例子特别精确：那个卖菜的店主，和一个在办公室走廊里贴标语的女职员，可能互相对对方的标语视而不见。但这种互相的无视是假的——他们各自的顺从，正在替对方的顺从背书。你看，我也这样，所以你这样是对的。

连总理也不例外。位置不同，只是卷入的深浅不同。卖菜的卷得浅，但他手里的权力也小；总理权力大，卷得也深得多。

这一段是1978年写的。写这段的人，那时候是个刚被禁掉的剧作家，在啤酒厂打过工，用打字机偷偷敲出这些文字。

那么，一个无权的人能做什么

《无权者的权力》——这个题目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无权的人有什么权力？

哈维尔的答案只有一件事：活在真实里。

他还是回到那个卖菜的人。他说，有一天，我们这位菜贩心里有什么东西断了。

他不再仅仅为了讨好而摆那些标语。他不再去那些他明知是闹剧的选举里投票。他开始在会议上说自己真正想说的话。他甚至找到力量，去声援那些他的良心命令他去支持的人。

然后哈维尔紧接着写——账单来得不慢。

他会被免去店长，调去仓库，工资会降。他本来想去保加利亚度假的指望会泡汤。他孩子上大学的路会受威胁。上司会刁难他，同事会对他侧目。

就为了不摆一张标语。

可是哈维尔说，正是这么一件小到不能再小的事，在动摇整台机器。因为他说出了皇帝没有穿衣服。而正因为皇帝的确没有穿衣服，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发生了——

这个菜贩用他的行动对整个世界说话。他让每个人能够往幕布后面看一眼，让每个人看到，原来可以活在真实里。

这是哈维尔跟一般意义上的”反抗”最不一样的地方：他说活在真实里是一件道德的事，不是一次政治算计。

它不为自己捞好处，而且它不许诺你会赢。他写得很清楚：当一个人试着按良心行事，试着说真话，试着像个公民那样行事——哪怕在公民身份被践踏的处境里——这不一定会带来什么结果。但它可能会。

不一定，但是可能。

代价不是修辞

1977年1月6日，七七宪章发布，首批242人签名。

这份文件做的事，说出来朴素到让人失望：请你们遵守你们自己签过字的法律。

它引的全是政府自己的东西——本国宪法、1975年赫尔辛基协议里的人权条款、联合国的人权公约。签署者对自己的定性也很低：一个松散的、非正式的、开放的人的联合体。

三位发言人之一是哲学家扬·帕托契卡，胡塞尔的学生。签这份东西那一年他69岁，身体已经不好了。病倒之前，他写了一篇短文，题目是《我们能够从七七宪章期待什么》。里面有一句话：

有些底线是值得为之受苦、甚至付出代价的。一个社会要是连一样值得牺牲的东西都不剩，那才是真正垮了。

1977年3月3日，秘密警察把他叫去审讯，一次审了十个小时。当晚他就病倒。3月13日，脑溢血去世。

一个快七十岁的哲学家，因为一份”请你们守自己的法”的声明，被审到死。

签字的人付出的代价也是真的：丢工作，孩子不许上学，流亡，吊销国籍，被抓，被审，被关。

哈维尔自己1979年入狱，坐了四年——这是他最长的一次。在狱中他每周可以给妻子奥尔加写一封信，规矩很严：不许谈时事，不许幽默，不许涂改。他就在这个限制里写哲学，后来集成了一本《致奥尔加的信》。

42天

1989年11月17日，布拉格一场官方许可的学生游行走到民族大街，被防暴警察堵住、打散。传出一个谣言：有个学生被警察打死了。（后来证实并没有。）

11月19日，哈维尔和一批演员、异见者开始组织公民论坛。剧院罢演，学生罢课。

20日，街头人数从20万涨到大约50万。

24日，共产党整个政治局包括总书记集体辞职。人群里开始流行一个动作：掏出钥匙串，一起摇。哗啦哗啦——意思是，该开门了，你们该走了。

27日，全国两小时总罢工。据报有约四分之三的人口支持。

28日，共产党宣布放弃一党专政。

12月29日，联邦议会全票选举哈维尔为总统。街上喊了一个月的口号是：哈维尔上城堡。

从警察在民族大街打散学生，到哈维尔进总统府，一共42天，几乎没有流血。

为什么这么快？

因为一旦足够多的人同时不再害怕，那台靠恐惧运转的机器，就没有燃料了。

它的燃料，一直是我们对它的恐惧。

当总统第三天，他说的第一句话

大部分故事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囚徒变成总统，慷慨激昂，翻开新的一页。

1990年1月1日，当总统第三天，哈维尔做了第一次新年全国致辞。

他没有说“我们胜利了”。他开口是这样的：

四十年来，在这一天，你们从我的前任嘴里听到的是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奏：我们的国家如何繁荣，我们炼了多少百万吨的钢，我们多么幸福，我们多么信任政府。我猜你们提名让我做这个位子，不是为了让我也来对你们撒谎。

然后是最重的一段：

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被污染的环境里。我们道德上生了病，因为我们习惯了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不是一回事。我们所有人——当然程度不同——都要为这台极权机器的运转负责。我们没有一个人只是它的受害者，我们同时也都是它的共同制造者。

这跟他十二年前写那个卖菜小贩，讲的是同一件事。

所以那不是胜利者一时的谦虚。他1978年就已经想清楚了。

他做了总统，没有去清算，而是去提醒。

他后来还做了一件更难的事：为捷克斯洛伐克在二战结束后驱逐苏台德德意志人的暴力向对方道歉。用”活在真实里”对自己的民族，比对敌人难得多。

希望不是乐观

最后回到那两个字：恐惧。

我觉得哈维尔真正厉害的地方，不是他后来当了总统。是他一辈子都说自己是个无权的人，却证明了一件事：当足够多无权的人不再假装，权力那一边反而是先撑不住的。

而他做这些事的时候，是看不到希望的。他眼前就摆着帕托契卡——审讯十个小时，十天以后死了。

所以他对”希望”的定义，是这样的：

希望不是乐观。它不是相信某件事会有好结果，而是确信某件事有意义，无论结果如何。

这是我读完他之后最想留下的一句话。

它的意思不是”你要相信明天会更好”。它的意思是：不要去等那个信号。先去做一件你眼前能做的、你自己觉得有意义的小事——哪怕只是不摆那张标语。

它是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有了它不一定成，但没有它，一定不成。

之后会发生什么，很多是留给历史的，是偶然的。

但我们至少可以先做那些必然要做的事。

活在真实里 哈维尔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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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精神也有同样的需求，我们却很少这样说。

在国内那几年 发现自己如果几个月不出来，泡在被监管的信息里，就会各种不适， 从精神到身体。 说起来也有吃有穿有事做， 但就是很难受，说不出来的憋闷。像在关着窗的房间里待了太久，

后来给自己诊断， 这就是精神窒息。

我们习惯认为，对一个人的伤害得是肉体上的，要么就不算伤害。但精神窒息同样是摧残和创伤，它只是不流血，所以很难被看到——包括被自己看到。

而一旦你给它起了这个名字，事情就变了。你不会再觉得“是我自己不行”，你会知道：我需要氧气，我要去找。找书，找信息，找一个能说真话的小空间。

命名，是我们睁开眼睛的基本工具。

一件事你说不出它叫什么，它就一直是一团模糊的难受，长在你身上跟你分不开，久了你会以为那就是你。你一旦给它一个名字，它就从你身上分离出来——变成一个你可以辨认，进而可以处理的东西。

“精神窒息”是这样，下面这些这几个也是。 那天直播让大家打在弹幕上， 在大家最有共鸣的词里， 我选了十个：五个向内，五个向外。

向内的五个

一、工具人

被提到最多的一个词，尤其是女性读者。很多人说，看到这三个字的一瞬间就醒了。意识到：在一些本来就不平等的结构里，自己被安排的主要功能，其实就是有用。有用，所以被留下；不好用，就被指责。不是没有爱，是爱被折算成了功能。

当你意识到你是在做工具人的时候，你就醒过来了。

醒过来不解决全部问题，但它是全部问题的起点。

二、颠倒的世界：having / doing / being

我们看到的几乎全是 having——谁有房有车，谁的孩子上了什么大学。整个社会的评价体系架在这一层上。

但 having 之下是 doing：一个人做过什么选择，才有了那些拥有。doing 之下还有 being——生命的状态。如果你心里装满恐惧，机会摆在面前，你的反应大概是”我不要碰它”；于是你没做那个选择，于是你没有那个结果。

世界颠倒在：所有人都在追最表面的一层，很少有人回头看最底下那一层。

三、泉眼与清淤

我老家是济南，济南有七十二名泉。趵突泉往上顶出一大股水，别的泉只冒细密的小泡，姿态各不相同。可这些泉之所以千姿百态，不是因为水不一样，是因为泉眼不一样——底下是同一片地下水。

人也是这样。人和人看起来那么不同，无非是泉眼不同。那修行做什么？做清淤。

我一直不太接受”这个人性格就是这样”。我们叫做”性格”的东西，很多时候是淤堵的形状——雅鲁藏布江上游河床堆满泥沙，水只能拐来拐去地流，你只看水，会说这条水的性格是弯的；泥沙清掉，水就直接冲下去了。

一个人极度在意某样东西，往往不是天性，而是那样东西曾在他生命里制造过巨大的恐惧。恐惧散了，他就不在乎了，那个”性格”也变了。

四、精神窒息

就是开头那一个

五、压在普通人身上的千层饼

这个词是一位诺友讲出来的。他是骨灰级诺友，第一天就来了，九年。

她家在河北农村。小学有天他起晚了，妈妈的第一反应是抓起书包砸他；他往学校跑，妈妈在后面捡起鸡蛋大的石头砸过来。她现在四十多岁，那个恐惧还在里面。更让人心疼的是后半段：她妈妈正在对她的女儿做同样的事，并且觉得自己完全正确。

还有一位社区里的朋友。她是女儿，家里后来有了儿子。晚上父母和弟弟在有电视的那间屋看电视，她睡在旁边——一张农村的大床，两头从床面一直堆到房顶全是粮食，她的床是粮食堆中间留出的那道缝。晚上能听见老鼠啃粮食的声音，怕得睡不着。

七八岁的小女孩。

她还怕打碎碗要被打，于是养成一个习惯：碗碎了，就到院子里找棵树把碎片埋进去，碗就”找不到”了。她说他们家院子里埋满了这样的碗。

在很多叙事里，这样的人生被压缩成一句”农村孩子，挺惨的”。可我想的是：一个小孩需要穿过这些长大，那她真的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一层一层的东西压在每一个普通人身上，是千层饼。 我们今天这些看起来挺自由的中年人，一面是工作和家庭的压力，另一面还压着从原生家庭带来的、非常古早的东西。

看见自己身上的千层饼，会带来一个很珍贵的结果：你会对自己充满慈悲。 我听这些故事时常想，换成我可能活都活不下来。能活下来，已经是巨大的奇迹。

这里还带出三个常被提到的词：五个为什么（一件事往下问五层，你会看清哪些是结构的问题、哪些是你能做的不同选择）；自动驾驶（”我也不喜欢，但 this is the only way I know”，像梦游一样跟着走）；陀螺上的红点（把红贴纸从陀螺上揭下来，哪怕只离开两厘米，你就知道那无非是个陀螺）。

向外的五个

六、中间层

这个概念来自彼得·德鲁克。我们通常把他当管理学家，他自己说他是社会生态学者；他最有名的书《经济人的终结》，副标题是”极权主义的缘起”。

他分析纳粹时说：一个社会不能只有国家和市场。 中间什么都没有，占据那一层的就一定是极端主义——要么种族主义，要么乌托邦式的狂想。

中间层是什么？是市民社会，是社区。作为普通人，我们能做的是主动去找、或者搭起自己的中间层。

这在佛法僧里是同一件事：佛，每个人都可以醒来；法，有方法，”命名”就是方法的一部分；僧（Sangha），一群人在做类似的事。一个人靠自己醒很难，有法、有僧才走得下去。

七、黑暗只是没有光

黑暗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它只是没有光，是 lack of light。

不存在一个叫”黑暗”的实体，有形状、有重量。房间再黑，你把窗帘拉开一条缝，黑暗就没有了；划一根火柴，也没有了。因为它本来就不存在。

所以看那些黑暗的东西时要记住：光一进来，它就荡然无存。我们能做的就是让光进来。

紧挨着的还有一句：让我们恐惧的东西，它力量是我们的恐惧赋予它的。

最典型的是皇帝的新衣。那个人什么都没穿，是所有人的恐惧赋予了他威严。然后一个小孩走出来说：这个人啥也没穿。小孩没有恐惧，所以小孩就是一束光——一下子，全部荡然无存。

八、行动带来希望，不是希望带来行动

很多人说：看不到希望，所以我不想做；做了也没希望，那我为什么要行动。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错误的因果。

不是因为有希望才行动，而是因为行动，才能有希望。

所以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问自己的不是”还有希望吗”，而是”我能做什么“。一旦开始找，你会发现能做的事多得惊人。

我曾问秦晖老师：你研究历史，看的全是让人窒息的材料，怎么保持乐观？他回了八个字：见缝插针，有空就钻。

一点也不高深，但讲得极好。坏的东西也堵不住所有的缝。我们不赞美窒息，那确实很糟；但窒息不是全面的，不至于一口气也喘不了、一个手指头也动不了。

九、永远不要怀疑一小群人

我们常有一种想法：改变是自上而下来的，需要有人踩着七彩祥云出现。但去看历史，历史从来不是这样被改变的。

Never doubt that a small group of thoughtful, committed citizens can change the world; indeed, it’s the only thing that ever has.

——玛格丽特·米德

从来不是”大多数人都醒了”，而是有一小群人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不停地做，然后世界就变了。而且，没有别的路。

十、维持谎言的成本，远高于说真话

哪怕一个谎言能维持很久，说真话、面对真实，永远是成本最低的。

你在自己生活里就能验证：撒了一个谎，你得做很多事去掩盖。哪怕没被发现，你已经付出了成本——有时是金钱，更多时候是精神和注意力，你的心力每天在琢磨这件事。

一个撒谎的人是很累的，一个撒谎的体系也是很累的：它需要庞大的机制去掩盖、去重写、去让你看不到。所以它看着无坚不摧，其实在持续消耗自己。

最后一个，把前面这些全部收起来。

这来自我和傅国涌老师的一次聊天。他引了一位捷克哲学家的话，大意是：改变一件事，最好的路径不是硬刚。

硬刚你确实会死。当一方掌握了远远更多的资源，大部分人就是”命如蝼蚁”。那对蝼蚁来说路在哪里？这就是弱者的反抗，而它最重要的工具，是哈维尔讲的 living in truth——活在真实里。

请注意它和上一条的连接：活在真实里，恰恰是最省成本的活法。 而它的好处远大于表面——它会变成你家庭传承的一部分。回到千层饼：你在你这一层，就改写了那张饼。

你不要想”我以前怎样怎样”。要意识到：我在任何一个时间点，都可以决定从此用这种方式生活。

就像前面那位诺友，他可以对妈妈说一句：我不允许你这样对我的女儿。这看上去是鸡毛蒜皮的家里小事，但你正在改变千层饼的结构——从现在开始，你的女儿不在这张饼下面了。

而当每一个人都开始做的时候，就到的第二个概念：平行城邦（parallel polis）。我们一想到 城邦，就觉得那是要拿签证才能去的地方。不一定——人是可以选择自己精神生活状态的，不管肉身在哪里。

它有两个作用。第一，我并不知道那个庞然大物什么时候会变，但我至少可以说：我这一生没有浪费在按照你的规定生活上。第二，如果它真的倒了，你认可的价值观、人和人交往的方式，已经有了，可以在废墟上做重建。

两份 PDF，随手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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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话， 是梅光迪在100年前写的，我在100年后读到，感觉说的简直就是现在的我！

这一期是「普通人如何阅读」系列的第二篇。

👉 系列第一篇在此：《一个「高学历没文化」的人如何开始读书》。

完整视频在上面 👆，下面是文字版。

傅国涌老师的《百年寻梦》，国内还是可以看到的，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在几个层次上：

第一，它让我看到了一个「好像知道、但完全不熟悉」的时代。它基本上讲的是 100 年以前，也就是民国时期，当时的社会环境。里面有很多很多非常详实的史料——什么人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发生了什么——我曾经觉得很模糊的那个时代，一下子就特别具体、特别立体了：是有人的，有名有姓，有前因后果，他可以带你进去看到那个时代。

第二，傅老师有一种重新看历史的视角，一下子拉近了跟普通人的距离。我就是个普通人，我想我们每个人如果看了，都会受到跟我一样的启发，去理解——历史，对每一个普通人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第三，他有一种非常亲民的叙事方式。一方面，他的工作里有大量的考据——我经常感叹，看傅老师的书，你看三行，就能想象后面有多少考据的工作要做。而且这本书应该是 2014 年写的，那时候没有什么AI，都要靠自己去做史料的研究。但另一方面，他又能把这些研究写成——像我这样的历史小白也能看懂，不仅能看懂，还觉得「哇，很有趣」，还能把自己带入进去。他的文字一点也不晦涩，非常亲切、非常清晰，又能让我们把不同的事情产生联系，发现——原来历史是可以互相连起来的。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所有你能找到的傅老师的书，每一篇你看到都会觉得非常有收获。

黑暗里找到那些“地灯”

讲这个「普通人如何阅读和构建思考体系」的系列，我特别像——我们要在黑暗里去看到路，你要去看那些闪闪发光的地灯，或者蜡烛。一开始你会觉得看不见，因为可能白光特别刺眼，或者天特别黑。但是，一旦你有机缘看到之后，会发现，哇！其实这些点点烛光是一直在的——在每一个时代，其实都有那些点燃蜡烛、点灯的人。

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一旦因为合适的机缘踏上这条路，就会找到这些灯。

找到之后，它其实起三个作用：第一，照亮历史——你会发现历史到底发生了什么，它不是模模糊糊的一片，而是很具体、很鲜活的，是你可以用常识去理解的；第二，照亮当下——因为我们会在历史里找到跟当下非常多相似的地方，历史其实不断地在重复；第三，也是更重要的，照亮未来——因为我们理解了历史、理解了当下，也就知道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阅读这件事其实是零门槛的，一本书又不贵。当然它也有一些「没说出来的前提」：你可能得愿意读书，或者有机缘——但这个机缘，我觉得每个人不一样，它是会发生的。

傅老师这本书的序题目叫做——《历史是一个民族的心灵》。

那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胡适没说过

傅老师第一部分讲：「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是以讹传讹。

这句话流行了很多年，很多人以为真的是胡适说过的。但其实这是「三人成虎」、以讹传讹。早在 2003 年，谢泳就已经发表文章，说胡适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傅老师的结论是：实际上，是在 1952 到 1955 年批判胡适的政治运动中，主要是启功、冯友兰等人，使得「胡适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种说法流传开来，并且以讹传讹，一直到今天，影响还消除不了——很多读书人一谈历史，动不动就搬出这句话。

所以这句话不是胡适说的，而是 1951—55 年那个批胡适的运动里，那时候留在大陆的人编出来的。

胡适的进化论史观

第二部分，傅老师开始讲胡适的进化论史观。你读了就会发现，傅老师其实是不同意的，我觉得我也能同意他的判断。

简而言之，胡适的历史观深受进化论的影响——也就是「要越来越好」「越变越好」这个意思。进化论在胡适生命里的烙印非常深：少年时候他在上海就开始读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连「胡适」这个名字，其实也来源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句话。他在美国留学七年，接触到的思想也都和进化论有关。

这里又牵扯到另外一个人——他在美国读书时的好友梅光迪。梅光迪那时候就对胡适过度信奉进化论深为不满，他们之间很多年有很多的书信往来。

历史应该是人类求不变价值的记录

这就进入了我最喜欢的这部分——历史应该是人类求不变价值的记录。

傅老师说，几年前他第一次在乐黛云为《梅光迪文存》写的序言中，看到这番话。乐黛云是汤一介的夫人，汤一介是汤用彤的儿子，乐黛云自己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后面一期我们会讲到汤用彤。

乐黛云写道：

胡适从进化论出发，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弃旧图新的历史；梅光迪却认为，历史应是人类求不变价值的记录。

《梅光迪文存》本身也很有意思——梅光迪主要是用英文写的。大家想想，100 年前这些中国的留学生，包括胡适、包括上次提到的陶行知，很多都是完全用英文写作的。

傅老师说他深受启发。1917 年，梅光迪在英文的《中国学生月刊》上发表了《我们这一代的任务》，陈述了他对历史的看法。原文虽然已收入《梅光迪文存》，却一直没有译成中文，于是傅老师托朋友把原文译了出来。开篇他就指出了进化论带来的负面影响，然后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何面对现实和历史：

在有能力应对现在或者未来的生活之先，我们必须理解并拥有通过时间考验的一切真善美的东西，如此历史才具有活泼的生命力。

这写得多重要。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特别会说「哎呀，你把现在的日子过好就行了」，但其实那时候梅光迪就提出来了：历史，实际上是为了让我们把当下的日子过好的，它不是一个闲着没事去翻故纸堆的事情。他接着说：

有且仅有如此，我们方可期望得着明确的标准，用以衡量人类的价值，判断真实与谬误，辨别必然或偶然。因此，对生命的阐释，无论是我们自己的还是西方的，都应该建立在健全的历史基础之上。

「对生命的阐释，无论是自己的还是西方的，都应该建立在健全的历史基础之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以后会讲到——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断地陷入某种轮回，为什么大家有时候会觉得「社会该怎么改变」。其实改变的前提，就是更多人知道健全的历史。你如果没有对健全历史的了解，是不可能有真正对生命的阐释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工作坊里，会给大家讲社会学、讲政治学、讲政治、讲「到底发生了什么」。想想，这是梅光迪在 100 多年以前写的。他还说：

以历史的角度来解释两种文明的优缺点，然后我们才有资格来选择接受或者拒绝，因为没有什么事物的价值能以一时的成败来判定。

那梅光迪的这些思想，是受什么影响的呢？如果说胡适是深受他老师杜威等人的影响——我们讲过杜威，陶行知也受他影响，其实那一代很多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受进步主义、受杜威影响的。而梅光迪的这些见解，同样深受他老师的影响。他老师是谁？叫白璧德（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一位比较文学的学者，也是当时一个思潮的代表，这个思潮叫「新人文主义」（New Humanism）。梅光迪在《人文主义和现代中国》（Humanism and Modern China）一文中指出——这句话我特别喜欢，直击心灵，敲黑板：

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变革。现代中国人，至少其中严肃认真的一部分人，也正忍受着一种思想空白和精神领域的尴尬境况所带来的煎熬。这种煎熬，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无法体会与了解的。

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把它画出来，还专门加了一个星号，特别受震撼。大家想，100 年前想到现在，是不是也有这种感受？他后面接着讲：

在中国，这种突如其来的人生观的改变是前所未有的，也具有不同寻常的悲剧色彩。在此之前，中国是一个优秀而保守的国家，它对古人的尊崇、在国家政权和家庭结构里对法定权威和中心的依赖，已经到了一种近似宗教的痴迷。这个国家的人民，在面对因陌生的突发状况而必须做出快速变革和调整时，总会因为准备不足而显得茫然然、不知所措。他们自然而然地转向了西方，以寻求光明和向导，因为是西方人使他们脱离了祖训，并遭遇突然性的变革。

然后他讲到白璧德：

白璧德的理念和价值观，包含着开阔的历史眼界，能极好地解放人们的思想，他能将你从现代社会狭隘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撇开了只注重近代、而对西方文化史进行随意划分的做法。在他的世界里，只有几位零星地分布于各个时期的伟大人物……伟大人物的标准是永恒的，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步。

也就是说，历史是基于不变的价值的。后来梅光迪、白璧德的学生们回国后，一块参与做《学衡》这个杂志——那是民国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杂志——后来又赶上五四，就开始去思考所谓的「进步主义」和「不变的价值」。

历史是一个民族的心灵

第四部分，我觉得也是最震撼的一部分——历史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历史是什么？傅老师说：

有一天，我在古罗马奥古斯丁的传世名著《忏悔录》中，遇到这些话，我的心又一次被开启。

在读这句话之前，我又要插播广告了——奥古斯丁是谁？《忏悔录》在整个西方文明里是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奥古斯丁基本上也是公元三四世纪的人。而这个人，跟我们以前讲过的一期节目有关系：就是「不思考是一种恶」那期。安娜·阿伦特的博士论文，其实研究的就是奥古斯丁——题目是《Love and Saint Augustine》（奥古斯丁与爱），1928、1929 年她在海德堡大学研究他，原文是用德文写的。

她当时为什么研究「爱」呢？因为奥古斯丁里的「爱」有三重含义：第一种爱，是渴求和欲望，就是我们想拥有；第二种，是造物主和造物的关系，就是人对上帝之爱；第三种，是「邻人之爱」，就是我们对所有世界的爱。拉丁语里分别是 Amor、Caritas、Cupiditas。

傅老师引用了奥古斯丁《忏悔录》里的话：

奇怪的是，记忆就是心灵本身。因为我们命一人记住某事时，对他说「留心些，记在心里」；如果我们忘掉某事，就说「心里想不起来了」，或者说「从心里丢掉了」——称记忆为心。

记忆，就是心灵本身。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消除掉一部分记忆，其实是让我们的心不完整了；或者，如果那是糟糕的记忆，它其实在侵蚀我们的内心。所以记忆本身是有巨大价值的，而历史，当然就是关于记忆的。

我为什么会总讲疫情？我觉得疫情就是我们不应该忘掉的，疫情里面大量的悲剧是不能忘的——就像文革、大饥荒都不能忘一样。因为如果你忘掉的话，其实你是对不起你自己的心灵的，你也不可能有一个健全的历史。傅老师接着引用：

人类的愿望、快乐、恐惧、忧愁，这些概念并不从肉体的门户进入我心，而是心灵本身体验这些情感之后，交给记忆，或由记忆自动记录下来。记忆的力量真伟大，它的深邃、它的千变万化，真使人望而生畏。但这就是我的心灵，这就是我自己。

这是《忏悔录》里写的，周士良翻译，商务印书馆 1963 年出版。1963 年那时候还有人在读《忏悔录》。傅老师后来还写了一本很厚的书，叫《一报一馆一大学》，讲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需要有三种自由：报，就是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馆，就是印书馆、出版自由；大学，就是学术自由——当时讲的是燕京学堂。所以这个商务印书馆，也是另外一条可以去讲的线索，是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然后傅老师讲到 1948 年钱穆——大家知道钱穆是史学大师——他在《湖上闲思录》中认为：

动物只有知觉，不能说有心，直到人类才有心。心是从记忆来的，并通过语言文字得以确定。生理学上的心，只是血液的集散处；生理学上的脑，是知觉记忆的中枢——这都不是此处说的心。他指出的这个心，是超个体的、非物质的。人类的心能已经跳出了他们的头脑，而寄放在超肉体的外面。这一个心，是广大而悠久的、超个体而外在的，一切人文演进，皆由这个心发源。

傅老师说：

相聚 1500 多年，这位信奉儒家文化的东方历史学家钱穆，无意中得出了与古罗马神学家相似的结论。这不是偶然的巧合，实在是道出了历史的本相。我由此想到——历史，不就是一个民族的心灵，也即是人类的心灵吗？它承载着不同民族的记忆，进而成为人类的共同记忆，凝结为人类的心灵。

后面这一段特别好，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个普通人接触历史的一个「正门」：

历史从来不是一堆抽象的概念，更不是一堆横七竖八的材料。人类的生命一代代在时间中延续、相接而成为历史，正是历史构建了人类的心灵。这一点，中国早有人悟透了。文天祥可以在生死关头轻生重史，因为他相信「太史简、董狐笔」，相信「留取丹心照汗青」；雷震在铁窗加身之际，可以对家人说出这样的话：「我自信方向对而工作努力，历史当会给我作证明。」

雷震是在整个台湾民主化里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的人物。现在大家如果去台湾，可以看到他的故居。以后有机会，我们也可以讲雷震，以及在台湾解禁、民主化过程中的一系列人物。傅老师接着讲：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认同一句古老的谚语——「时间吞噬一切」。在时间的压迫下，一切都会变老；在时间的流变中，一切都会被遗忘。但是，没有一样事物通过时间可以变新或者变美。时间、变化和瞬时性，都是同义词。而因着记忆、因着历史，人类超越了无情而不可抗拒的时间流变，抗拒了肉身的衰老和死亡。在历史中，人类的心灵不仅得以留存，而且可以保持常新常美。在物理时间之外，还有心灵时间：一个民族的生命延续数个世纪乃至几千年而成为生命，是因为该民族与其全部历史、与自己保持了同一性。

这一句他引自挪威的托里夫·伯曼《希伯来和希腊思想比较》。）傅老师还说，他少年时的挚友张明，二三十年前写过一句诗，他至今还记得：

短暂在永恒上跋涉，这就是做人的光辉。

现在到书的最后两段，我觉得也是特别特别精彩：

一旦我们真实地领悟到「记忆是我们的心灵、可以超越个体和肉体」，进一步明白历史的宝贵——它是一个民族的心灵，也是人类的心灵——我们就可能更准确、更深入地理解历史上的幽暗时代，在读史时多一分同情之理解、更多一份理解之洞察，不仅看见历史的不同侧面，而且更多地看清历史的复杂性。对历史而言，真相永远是第一位的。在历史的真相中，我们可以更深地认识人类、认识自己，也更清楚地走在真实的土地上。

古往今来，历史并不是直线进化的。在真实而复杂的历史面前，进化史观显得太单薄、太简单了。不是研究历史的梅光迪，却以其对人类恒久价值的肯定和追求，摸到了历史的门槛。他明白，历史的真正价值在于真实的记录，并彰显人类对那些永恒价值的追求。这是白璧德对他的启发，也是他长期思索得出的结论，并与奥古斯丁、钱穆他们心意相通。

落款是「2014 年 6 月 6 日—7 日携于杭州」。这就是他的前言，是不是很震撼？可惜这本书应该是不能有新版了，但大家可以买到旧书。而且这只是个前言——书里整个的故事非常丰富。

这本书里还有什么

书的第四部分里，最后一篇叫《哈维尔的意义》——哈维尔讲的是「活在真实中」（living in truth），其实跟刚才讲到的梅光迪、跟傅老师序里讲的是一样的。

这也跟我以后会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有关——怎么样改变命运。

其实改变命运最重要的一步，就是面对真实。当我们破除那些谎言、把那些不可说的秘密晒在太阳下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开始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哪怕我们用最自私的方法去想——只是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们都应该去真实地了解历史；更何况，我们了解历史，也能够有助于构建一个更文明、更美好的、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

一个普通读者的纪念

最后我想说：今年是傅老师去世一周年，可能会有各种纪念的活动。但作为一个普通人，我觉得最好的纪念，其实就是去读傅老师的作品。大家如果能找到的话，可以静下来读一读——我相信你都会像我一样，有巨大的收获。

有什么想法、想讨论的议题、想听的话题，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次再见。🌱

———

📺 上一期的视频在这：

📚 这一期提到的书：傅国涌《百年寻梦》《一报一馆一大学》；《梅光迪文存》；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钱穆《湖上闲思录》。

如果这个「普通人如何阅读」系列对你有用，欢迎点赞、留言、订阅，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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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网上可以查成绩啦。

考试那天时间超长， 一共四个小时，中间休息两次，分三段考的： 文法， 读解， 听解，据说成绩过半就算及格。

考试现场，让我秒回当年高中教室！一个教室里一排排坐几十号人，监考的三个人，都是白上衣黑裤子（所有监考老师都是这穿着）。桌子上只能放2B铅笔橡皮和机械手表。是不是很高中！那个念考场规定的是最年轻的男孩子， 每次都是边念边擦汗， 感觉比我们来考试的还紧张。

我考完就知道及格应该没问题， 但是考多好没把握。

结果一看成绩， 妈呀， 俩满分呢！

听力还不行，差不多错了一半！继续努力啦！

回想2026年开始的时候，做了一套N3题， 发现妈呀，一个都不会！

这半年，做了很多还不能吹牛的工作， 处理了很多事，买了很多菜， 做了很多饭，刷了很多碗，照顾了仨青春期孩子，跑了很多步，从零开始了SUBSTACK，开始了油管……在这一切的缝缝里面学日语，还得了满分！

真是了不起的自己呢！：）

刚过去的暑假， 安迪16岁考过了路考， 也拿到驾照啦。感觉我离解放不远啦！

谢谢亲爱的你的支持， 看文章， 看油管，谢谢你订阅， 加会员，谢谢你的留言点赞。都收到啦！剩下的几个月，我要再接再厉啦！

当然还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我录的48岁学日语的吹牛视频， 不需要下架了。哇咔咔。

视频在这！

磕磕巴巴日语视频：

下回再见啦！

2002年， 杜聪和高耀洁医生在河南

如果问你，高耀洁，张国荣，梅艳芳， 白先勇，有什么共同点？

其中一个答案就是， 他们都是杜聪的朋友。

下面这些文字，是智行基金会的创办人杜聪2018年口述，2019年成为一篇微信文章，当年有很多传播。智行在中国内地的工作于2002年起步，最初向127名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提供助学支持。至今基金会累计支出超7亿元人民元，从最初帮扶一个村到现在服务地域遍及全国28个省份；累计资助服务超43,000名困境孩子，持续推动受助群体从“受助”、“自助”到“助人”的转变。

2026/8/25日亚洲晚上， 8/25日美国早上的时间， 我和杜聪会见面，做一次对谈。讲讲他这将近三十年的路， 面对的那些常人无法想象的困境，内心的痛苦，和作出的选择。

下面链接可以预约直播。墙内的朋友们可以ZOOM参加。信息在文末海报上。

杜聪的故事 （口述于2018年）

我今年五十多岁了,开始做智行基金会的时候才三十出头。我没有结婚,但是我儿孙满堂,拥有 23000 多个孩子,如今孙子孙女也一大群了。

这种成就感和满足感,金钱买不到,令我觉得一生没白过,死而无憾。

2002 年初的那个冬天,寒风像刀一样割在脸上,我跟着“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老师到河南一个艾滋病村,走进一间间低矮破败的房屋,眼睁睁看着里面绝望而痛苦挣扎着的生命,亲眼目睹艾滋病村触目惊心的惨状。我就知道,我的人生被改变了。

这是一个和我的生活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上吊身亡的农妇已经死去多日,而她两岁半的孩子正哭喊着“下来!下来!”饿得发慌的孩子有些哭不动,就用嘴啃噬着母亲的后脚跟。身亡的农妇和她的孩子都患有艾滋

这个孩子的父母都死于艾滋病

一个瘦小的男孩,吃力地推着木头车,带他患有艾滋病的父亲去晒太阳。

一个妇女坐在床上无助地哭泣,地上铺了几个麻袋几件破衣服,上面躺着赤身裸体,骨瘦如柴,濒临死亡的患病孩子......

好多好多个村子,都是这样的情况,每 10 个成年人中就有 4-6 个感染了艾滋病——阴暗破陋的房屋,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年轻身体,伴随着疱疹、痔疮、腹泻及发烧......还有感染者因为绝望而自杀!

我站在那个充满着贫穷和苦难的村庄里,想起了电影《辛德勒的名单》里这样一个镜头:商人辛德勒站在山上,看见山下无数正遭纳粹军队凌辱的犹太人,内心无比触动。

我看到很多与我几乎同龄的农民。他们和我一样聪明,只是因为出生在贫穷的地方,所以命运和我完全不同。我意识到,很多东西的得来,并不是因为你有多聪明,而是因为你幸运。我觉得应该用自己的幸运,去帮助比我不幸的人。

2

我在香港出生,14 岁跟着父母移民美国。18 岁那年,我以全年级第二名(一个年级 600 多人)从美国三藩市高中毕业,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到哈佛大学读完硕士,我进入华尔街投行工作,27 岁任瑞士银行的联席董事。29 岁,我在法国一家瑞士银行做副总裁,年薪百万美元。

我的梦想是成为华尔街最出色的银行家。

公司有四架私人飞机,平常出差可以乘坐,上下班有豪华专车接送。我工作第一年就在纽约买了房子。每天出入各种名利场所,财富地位都不缺,人生一路顺风顺水。

虽然我没有在内地长大,但我十六七岁时就已经一个人走过内地很多地方。在哈佛大学,我师从儒学家杜维明,待得最多的就是燕京图书馆,我非常热爱中华传统文化。

1995 年,我被银行派驻香港,经常要到内地来洽谈投资项目。因为我的高中老师死于艾滋病,我一直关注艾滋病,但让我惊讶的是,内地很多人连“艾滋病”这三个字都没听说过!

1998 年,我拿着 100 元港币在香港开了一个银行账户,注册了“香港智行基金会”,开始在内地和香港做一些艾滋病预防宣传和安全套发放工作,用业余时间参加政府和联合国举办的一些艾滋病工作会议。

“智行”的意思是,把智慧付诸于行动,去帮助人。如果光有智慧,没有慈悲,不去帮助人,智慧就白白浪费了。如果你的智慧只是为自己一个人所用,那也不是大智慧,那是很自私的行为。2001 年下半年,我在北京参加一个艾滋病研讨会议,遇到来北京看病的河南父子俩,经老家的医生诊断,他俩得了艾滋病。

一问他们家里的情况,我就很好奇,在那么偏僻的农村,没有红灯区、也没有商业性行为,也不可能吸食毒品,怎么会有艾滋病?他俩却说“村里很多人都得了这病,很多人都死了......”听到他们说村子里的人都卖血,我才知道怎么回事。

2002 年 1 月,我和大陆“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老师,第一次去了父子俩所在的河南某艾滋病村。我看到一个奶奶抱着两个孙子,小哥俩骨瘦如柴,都感染了艾滋,孩子的父母已因艾滋病去世。奶奶跟我说:“等我两个孩子都走了,我也该走了。”

我还见到一个因患艾滋病死在家里的人,没有人敢进去抬他的尸体;有一个小孩在屋子里跟着死去的爸爸,饿了两天,大家都怕接近这个孩子,怕会带来噩运......即使是健康的孩子,也因为家庭的贫穷辍学在家,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我看到的是巨大的苦难,我们同生为人,我无法转过头去。走访完艾滋病家庭,连续失眠几天之后,我决定从艾滋遗孤入手。我想,再过 20 年,爷爷奶奶那一代人,会慢慢地自然死亡,卖血的青壮年,会因艾滋病离开。农村唯一的希望,只有靠这些孩子了。

这些孩子从出生起就被异样的眼光包围,他们内心受到的创伤无法评估,我要去关心他们,让他们知道,每个生命都是有尊严的。我要帮助他们考上大学、走上正道,变成一个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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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祖籍广东,曾祖父时举家搬迁到上海做生意。虽然祖父是富二代,依然学习很刻苦,考进

了上海交通大学。我的家训是:不管贫穷还是富有,对后代、对孩子来说,排在第一位的事就是接受教育。只要一场战争或一场天灾人祸,财产再多都会灰飞烟灭,但受过的教育和学到的技能是任何人都拿不走的,这才是孩子受益终生的财富。当时祖父可能也没想到,这条家训的价值这么快就得到了验证。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被日军攻陷,我们一家先搬回了广州,很快广州也没守住,我们又逃难到香港。都是一穷二白的难民,没文化的人就只能靠体力谋生,甚至体力活也找不到。我祖父是大学毕业,还会英语,很快就找到了工作,在香港重建家园。

当我第一次来到河南艾滋病村,面对这么庞大的艾滋病群体,我就下定决心帮助艾滋孤儿读书、接受教育,让他们的人生可以自立,也是受到杜家家训的影响。

这个世界少了一个银行家,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这些艾滋孤儿没人帮,他们未来的命运,只能是一代代悲苦的轮回。我决定放弃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救助艾滋遗孤的行动中。

除了妈妈苦口婆心地劝我,还有更多的人说我傻,很笨。他们觉得我疯了,大好的前程不要,却让自己陷入可怕的艾滋病泥沼。但也有很多做金融的朋友和同事,尊重和支持我的选择,觉得金融圈子里能有人去做这样的事,值得敬佩。我妹妹也很支持我,对我很照顾,知道我平时比较忙,我的衣服都是她帮我买的。

我之所以那么决绝地辞职来做这件事,除了强烈地感觉到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现实困难。募集不到资金,前两个学期的助学金都是我拿出的个人积蓄。

为了保护孩子们的隐私,我连最基本的善款去向公开、使用透明都没法做。不能公开受助人信息,也不能说这些人在哪里,没有资助名单、没有贫困证明、没有学费发票或收据......筹款的难度可想而知,只能靠大家对我个人的信任,相当于你把钱捐给我,只是你信任我去做善事了。那真是很艰难的一段时光,我自己的钱花光了,全靠金融界的朋友毫无怨言慷慨解囊。

当地政府觉得,我这样一个华侨过来帮忙,肯定是有动机的,要么是来传教宣传西方文化,要么是来骗钱的。刚到河南时,飞车跟踪、礼貌驱逐、悬赏缉拿等都遇到过。只要政府得到“线报”,马上就会派工作人员出来拦截,把我们堵在村里,然后送我们到县城。有时也会跟我们礼貌地说,“艾滋病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你们的好意,别再来了。”然后就送我们上车,礼送出境!

刚开始的大半年,我几乎都是和当地政府在打游击战,刚被他们撵出来,看他们走远了,我就想办法再回去。有时候是在农民的带领下去寻找孩子。有时候则是通过当地学校与孩子取得联系。或者和村医联系,村里谁发病,村医一定知道。

有一些官员很善良,他们也想解决问题,除了摩擦,也有交流,还有观察。有一个县,我前两次去都被送上大巴赶出境,到了第三次他们才接受我们过去发放物资,同意在他们的监督下开展工作。

我能一直坚持到今天,无论遇到什么阻挠都没有放弃,得益于我在银行积累的经验:永远要懂得换位思考,永远站在客户的立场,懂得如何满足对方的要求。为了做成某件事,愿意用尽所有角度探索问题的症结所在,直到目标达成一致。

哪怕今天谈不成,我保持一个友好关系,下星期再来谈,直到双方互相妥协。后来跟官员打交道较多了,他们说:“杜老师啊,以前你来时,我们对你有冒犯,是因为我们不相信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人,居然会完全无所图、不求回报地去做好事。”

2003 年,“非典”疫情爆发,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很多务实派官员来处理流行病的问题。从此

以后,智行基金在河南、安徽等地的身份终于公开获得了承认,再也不用偷偷摸摸、东躲西藏地开展工作了。我们在艾滋病村资助的孩子第一年 127 个,第二年 200 个,现在已经资助 23000 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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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办智行基金会之前,我曾跟着香港一个公益组织来内地发放过助学金。我拿着能资助50 个孩子的助学金,却发现那里有 70 个孩子需要帮助。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他们会在资助人面前斗穷、斗惨、斗可怜。

所以去河南艾滋病村之前,我就想好了,那些孩子已经够惨了,不用他们再通过斗穷、斗惨来获得帮助。我到第一个村子,就跟他们说,不设限额,只要符合“艾滋病孤儿”这个客观标准,我就有足够的钱保证这个村的每一个艾滋遗孤都能受到资助。

这个原则一直沿用到现在,如果我们新开发一个项目,也绝不会提前预设名额。从那时起,我还给自己立了个规矩:我本人必须跟每一个智行资助的孩子见一面,到每一个孩子家里去家访。

2005 年开始,改为跟资助的大学生见面,现在一年资助 300 多名大学生,每一个我都会跟他们面对面交流。很多孩子后来都跟我说,我的谈话让他终生难忘。

我是跟恒生银行的创办人何先生学的,他们有一个发放奖学金的基金会,对受助人来说这是一笔巨大的款项,但他们最难忘的,其实是在去哈佛前,何先生与基金会主席亲自与他们一起吃午餐。他们觉得很受重视,也倍受鼓舞,更不会辜负基金会的期望。

所以无论我有多忙,也会亲自跟他们见面聊天,了解他们的兴趣爱好,关心他们父母的情况以及艾滋病对家庭的影响,家里有无需要资助的弟弟妹妹等。

我想让孩子们不仅仅是得到金钱的救助,还要让他们感受到,除了物质帮助以外的人文关怀和精神力量。

2007 年开始,智行跟德鲁克合作开展为期 6 天的创业培训班,已经累计办了十多届。大学毕业后想回家创业的,我们可以提供小额贷款,如果愿意读硕士、博士的,智行也愿意供读到底。

为了让那些已经走出大学校园的艾滋孤儿更好地成长,我还成立了一个私董会,组织他们每年聚会三到五次,我有时间都会尽量参加。私董会就像一个 CEO 的综合教练,教给他们如何克服困难,面对挫折,树立自信,以及如何去服务社会。

清明节带孩子去拜祭他们的父母,以前答应了父母照顾孩子,我总算没有辜负他们。

很多孩子的父母都因为艾滋病去世了,我就是他们的亲人,他们的“爸爸”,每一个孩子,我都不能只是资助他们,我必须陪伴他们一路走下去,看着他们长大,结婚生子,帮助他们在事业、爱情、人生和家庭等方面更好地发展,有一个更快乐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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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帮了那些在学习上有天赋的孩子,对于不想读书的艾滋遗孤我也不能不管,“海上青焙坊”是智行与上海慈善基金会合作的项目,专门为来自困难家庭的 17 岁至 23 岁的中国青年提供无偿法式烘焙培训。

我们在上海南京西路注册成立了 village127 法式面包坊,除了为“海上青焙坊”学员提供就业,赚取的利润三分之一做助学,三分之一支持海上青焙坊,剩下三分之一用于 village127自身发展。现在已经培养了两百多位西点面包师。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河南农村我们还有一家环保袋厂。曾经有一家爱心企业捐助了二十万元,如果分给每个家庭,一下就花光了。农村有很多艾滋病妇女,她们干不了农活,也不能外出打工,我想让她们能自力更生,有尊严地活着。

所以,我把爱心企业捐助的二十万建了一家环保袋加工厂,让她们通过自己的双手自食其力,这对她们的家庭,她们自己的生命品质提升都意义重大。这家小厂解决了十多个艾滋妇女的就业问题,她们觉得比领救济金更有尊严,自己更有存在的价值。

十多年前,我们最初资助的大学生,陆续毕业了。有人说:“你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没必要再去管他们了。”其实这才是我们新关系的开始,以前是我们照顾他们,那他们大学毕业了,我还得继续培养他们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让他们去帮助更多的人。社会也应让受助过的人出来,为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公益服务。

第一,有这么多社会资源帮他们走出了困境、脱离了阴影,他们应该站出来现身说法帮帮其他人,这也是履行社会责任;

第二,只有他们的内心愿意面对真实的自己,面对过往的经历,才算真正的强大。我才放心。我告诉孩子们:不要害怕别人的歧视,你们要克服自己的心魔,内心强大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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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是智行最有创造力的一年,也是工作进展最大的一年,我个人却在这一年走进了

精神状态的谷底。我每天不是在农村一户户走访,就是在开会、募捐或演讲......在这些工作的间隙,还要面试学生、接受采访、参加孩子们的活动,每天从早上八点一直忙到凌晨 3 点左右休息......

每天都是这样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没有喘息。以前我做的都是几十个亿的项目,现在不得不为了让大家捐几十,一百地到处奔走、演讲。我得忍受生活环境的巨大落差和不习惯。每次进村走访、发放助学金和物资都要好几天,不得不住在村民家或路边小旅店里。

在河南农村,我人生第一次见识并用了蹲坑这样的厕所,特别是排大便时,我蹲在那里,就有两条狗在我后面等着,我刚拉出来,它们就会凑上来抢食,我就会觉得很别扭、也不安全,只好挪动下,它们吃完会马上跟过来再抢,我就只能再挪动......

那边很多厨房和厕所都是挨着的,苍蝇刚踩过大便马上又来踩食品,细菌、病毒很容易传播。我经常会教育孩子们,大便前后要洗手,现在我还编排了很多生理卫生课,给他们远程视频教学。

2004 年上半年张国荣自杀,年底梅艳芳也走了,他俩都是我的朋友,也是智行的支持者,参与了智行的很多活动。我好像也开始徘徊在抑郁症的边缘。

我做的家访太多,看到的惨剧实在太惨了,有时我觉得自己就是个艾滋孤儿,他们经历的苦难就像发生在我身上一样。慢慢累积了很多负能量,那时的照片我没有笑容,经常会变得很愤怒,并握紧拳头。我开始怀疑人生,经常在睡觉时做噩梦,半夜无缘无故地哭着醒来。

以前从来不会为钱发愁,现在总是为钱发愁,孩子们的学费常常没有着落。中国的艾滋遗孤有几十万,我感觉自己的力量太过渺小,救不完。我开始失眠,暴饮暴食折磨自己。

我觉得人生很乏味,就像一场牌局,已经知道胜负,或者明白知道哪几种结局,可预见已经没惊喜了......我不停地问自己,怎么办,怎么办?

那时,还有一个写南京大屠杀的作家,叫张纯如,住在美国,因为写南京大屠杀时代入感太强了,诱发抑郁症后自杀了。

既然人生已经没有个人的意义,为什么我还要充满热情地活下去?我开始探索宗教,提醒自己说决不能跟她那样,不能“能医不自医”。

好友白先勇安慰我:“尽管杯水车薪,但只要帮助了一个人,就已经是功德无量了。”我猛然顿悟,是啊,这就好像海滩上成千上万,快要干死的海星,我们只能一个一个把它抛回海里。

虽然我们救助的也许不到万分之一,但对被救助的那个海星而言,就是百分之百啊。

幸运的是,我能在有意识时用天然的方式来处理抑郁症,从来没有服用过治疗抑郁症的药物,靠自己一点点敏感的意识和毅力,慢慢走出阴影。

因为我把生命的意义已经从个人生存变为服务别人,帮助更多人,我不是为自己活,有那么多的艾滋遗孤需要我。这是我的责任,我要快快乐乐地陪伴孩子们成长。

我把我的孩子们都叫做“小海星”。过年,小海星们来拜年。我这空巢老人还担心下大雪没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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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行陆续推出了很多项目,最早资助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2005 年开始资助大学生、研究生。十几年来,我审阅过上万份学生申请。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中国的贫穷问题和重男轻女问题太严重了,艾滋病更是让这些家庭雪上加霜。

17 年来,智行基金会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河南、安徽、云南、广西等地设了 14 个办公室,我走遍全国 100 多个县的贫困村家访,募集资金两亿多元,帮助的艾滋遗孤 23000多名。孩子们陆续长大,现已成为各个岗位上有用的人才。

去年,我带着志愿者下乡,看望智行基金会资助的家庭,看到他们如今的生活,我万分庆幸自己的坚持。一个农村如果有几个孩子考上大学,都高兴到要放鞭炮了。智行资助的孩子们,除了要面对贫穷,还要遭受艾滋病带来的心灵创伤和周边人的歧视,学习很不容易。我们资助的其中一个村,人口 2300,有 95 个孩子考上大学。

这些年,我们资助的孩子有 4000 人考上大学,不少考上北京大学、交通大学,中山大学等,

自己拿到奖学金,在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地读书的也有。今年还有清华大学的博士后呢。前几个月,智行曾经资助的一个学生,如今已经工作,他特意到智行办公室退还资助学费4000 元,另外又捐款 2000 元。我很感恩他懂得感恩。

智行还成立了各种通过艺术手法帮他们疗伤的培训班,希望他们成长为行为自立,心理强大的社会人。举办艾滋孤儿的夏令营,带他们出去看世界,让他们有人生的奋斗目标。

一天跑一个城市,为了参加多个夏令营,差点中暑,见到孩子们后,又精神起来了

智行不仅把这些孩子送进高中、大学,针对那些无法接受正规教育的孩子,我们还会帮助他们完成,从职业技能培训到就业的一条龙计划。

2016 年,我们的“海上青焙坊”培养的三名毕业生及面包师傅代表中国队,闯入法式面包世界杯总决赛,打赢了日本、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面包强国,获得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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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大了,我又要操心他们的终身大事。智行会定期组织适龄单身男女派对,帮他们牵线搭桥,组织家庭。我见证着一个又一个幸福的小家庭诞生。现在我早已经荣升爷爷啦。

我到处当证婚人。两万多个孩子,光是发红包已经够我破产。快乐的破产着。

我至今没有结婚,就当那 23000 多个孩子都是我的孩子,我的使命就是要把他们一个个培养成材,不仅要自力更生、生活幸福,还要知恩图报,回馈社会。

我每年有四五十场演讲,过去十几年可能讲了 600 多场,现场听众超过 30 万人。

一方面是想培养年轻人要有社会责任心,不能只为自己而活,要用自己的专长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去做对社会有用的事。

现在智行基金的员工,有 70%是受过智行资助,再回来服务社会的海星们。

另一方面,我想推行公益生活化。未来的公益事业,不应该靠人家单纯地捐钱,也希望公益

能融入大家的生活。比如,你让每个人捐 20 元钱给智行,可能比较难,如果让他每天来智

行的慈善咖啡店或社会企业 village127 买杯咖啡或买个面包,就比较容易。

智行基金会从小资助的两个海星,大学毕业后,喜结连理,产下龙凤胎。杜爷爷开心到整晚

睡不着觉。

曾经我也和很多人一样,想着退休前要赚够多少钱。智行基金会的工作,让我看到很多病苦和死亡,但这些负面的东西、没有把我变得悲观消极,反而让我更懂得惜福感恩、看淡名利、积极快乐的过好每一天,每天都有如过生日。

我跟孩子们开玩笑,以前我是富爸爸,现在我是穷爸爸。我没房没车没存款没家庭,但是我

有你们,两万多个孩子的爱。我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爸爸。

饱、暖、美食、名牌带来的是“肉体的快乐”;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游走天下是“精神快

乐”;而我追求的快乐是“灵魂的快乐”,那是付出、奉献后,让他人因为你的存在而变得更

好的快乐!

褚时健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是经历过“活了今天就没有明天”的人,过去如何、将来

如何,都不重要,现在、目前,就是一辈子。做人的魅力在于,你是否是真实的自己。

我很幸运,我不用在意别人眼中的我是否成功,我一直在活真实的自己。

我觉得自己很幸福,没有白活。

看完你大概会明白，我为什么把它当成一份很重要的教材——以及为什么后来我又把这个故事背后的账一笔一笔查了出来。

片子从数据开始：美国的黑人儿童里，64% 游泳能力较弱或完全不会游泳；每年溺水而死的孩子里，黑人占很大比例。

然后提到一个人。2014 年 5 月，南卡罗来纳州一个叫 Hollywood 的小镇，13 岁的 Genesis Holmes 在附近池塘溺亡。那天他喊了救命，但他不会游泳。

这个片子聪明的地方在于，它没有停在悲伤上，而是去问“为什么”。

一百年的泳池史

最开始是没有种族隔离的。 片子采访的历史学家 Jeff Wiltse 说，1900 年前后美国城市的公共泳池就是给底层人用的大澡堂。一战之后经济好起来，泳池变成了娱乐，男女开始混用。也正因为男女在一起了，才有人开始说：黑人男性有可能和穿着泳衣的白人女性待在一块。

种族隔离是从这里开始的。 于是有了 “Whites Only” ，从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将近四十年——南方有法律，北方靠暴力和恐吓。

最刺眼的一幕在 1964 年。马丁·路德·金在佛罗里达州圣奥古斯丁的 Monson Motor Lodge 前抗议种族隔离被捕。不到一周，一群黑人和白人抗议者跳进那家旅馆写着 “Whites Only” 的泳池，旅馆老板拎起一桶盐酸往里倒，想把水里的人赶出去。那一幕被拍了下来，照片引起众怒，一直烧到白宫。片子里说，有人认为正是这件事推动了约翰逊总统——不到一个月后，他签署了《1964 年民权法案》。

接着片子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这个进步来得太晚了。

二战以后白人大量搬去郊区。白人一走，城市就不再花钱修公共泳池；等到黑人终于可以合法进入那些泳池时，大部分已经关了。而郊区冒出成千上万个私人俱乐部泳池，谁能来、谁不能来，它自己说。

决定你会不会游泳的，从“你是什么颜色”变成了“你有没有钱”。 全美一千多万个私人泳池，公共泳池只有三十万个。而像 Genesis 住的南方乡下，从来就没有过。

一个母亲的决定

Genesis 的妈妈叫 Jennifer。

她满脑子都是“要是当时给他上过游泳课就好了”。但她做了一个决定：既然我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我能做点什么？我要让更多孩子——特别是黑人孩子——学会 water safety。

她自己去考了救生员的证，开始筹钱，先筹到一万五千多美金，把游泳课免费给到镇上的孩子。

我在工作坊放到这里，自己也掉了眼泪。因为 Genesis 13 岁，我家老二今年也是 13 岁。

但光靠善良，变不出一个游泳池

我讲过看任何一个问题都有四块：事实、逻辑、前提、情绪。 放完片子我问大家：除了感动之外，能不能看到这个故事里那些没有说出来的前提？

因为你想想：一个失去孩子的黑人妈妈，在南方乡下建起一个游泳池——这件事换成你来干，你怎么干？ 钱从哪来？地从哪来？谁批？建完谁运营？谁付救生员的工资？

她当然了不起。但光靠善良，变不出一个能连续运转十年的公共设施。 这个故事放到简体中文环境里，很快会变成“一个了不起的妈妈”的故事——而把它讲成“一个人的了不起”，恰恰会让我们看不见真正起作用的东西。

那天大家在屏幕上打字，很快就把答案打出来了。

前提一：孩子死了，这件事可以被报道

中国农村溺亡的孩子也非常多。我接触过很多农村老师，一到夏天他们也做游泳安全。但一旦出事，第一反应不是报道，而是第一时间封口：老师被通知不能说不能谈，家里人要摁住，不能传播。这些我在老师的微信里看过。不止溺水，也包括孩子自杀。

所以这个简单到不值一提的前提，并不是所有社会都有。

前提二：它可以被持续追踪

从出事到泳池建成过了五年，这五年里它一直有报道——一个母亲的个体悲伤，被公共持续地看见了。 而且说话的人、帮她说话的记者都是安全的，还会被当成社区英雄。到 2023 年 8 月，出事九年之后，当地电视台 Live 5 News 还在跟这件事。

反过来的例子太多了。铁链女现在怎么样了？当年去看她的那些很勇敢的女生，现在在哪都不知道。能报道，和能被持续报道，是两个不同的前提。

前提三：社会的不公，是这个社会自己出钱挖出来的

再想想那位历史学家 Jeff Wiltse——他是一位白人教授。 研究黑人所受的不公，更多是非黑人学者在做。按社会达尔文那套想法，这些人根本不需要研究这些问题。

而且研究不光要有人愿意做，后面得有钱。我在工作坊里专门查过这条账，做成了一页：

图注：这些社会不公被谁研究？靠什么体系与经费支持？（一诺三阶工作坊材料）

美国联邦层面每年投进“社会科学与不平等相关研究”的钱，大致是这个量级：NIH 约 37 亿美元／年（健康不平等、少数族裔健康）、NSF 约 10 亿（社会与行为科学）、IMLS 约 2.66 亿、NEH 约 1.7 亿、DOJ 约 7 亿以上（种族公平与司法公正）。合计大约 58 到 60 亿美元一年——而这只是联邦层面，还没算各州、地方、私人基金会和大学的配套资金。

研究的题目，就是这个国家自己的黑历史。而且这不是一个封闭的圈子——谁都能申请，Census／BLS／CDC／DOJ 的数据谁都能用。

换句话说：这个国家出钱养一批很棒的研究者，专门去挖自家的家丑。

我跟秦晖老师对谈时，他提过一个很重要的视角：我们总说“你看美国也有这么多坏事”，但要问一句——那些坏事，是美国的学者研究出来的，还是中国的学者跑去挖出来的？ 美国那些黑历史，没有一件是外国学者挖的。美国的坏事是美国自己出钱、请自己的学者研究的；中国的坏事是从强压的缝里冒出来的。

这套体系为什么重要？三句话：言论自由与学术自由，让真相得以被研究与发表；公共资金支持研究公允，是民主社会自我纠错的基础；透明、开放、可问责的体系，让每个公民都能参与并受益。

资中筠老师讲过一句话我一直记得：一个社会最重要的，是它的纠错机制。 它出错我们不害怕，但你不能没有纠错机制——就像人为什么要照镜子：你不照，是真的看不见。

前提四：钱的来路和去处，是公开的

回到那个泳池。片子里只说了“有基金会给了钱”。这笔钱到底怎么来的？我后来专门去查了——而且查得到，这本身就是重点。

图注：这不是一笔捐款，是一个有预算、有结构、有问责的公共系统（一诺三阶工作坊材料）

四份材料，每一份都在网上。

一、基金会的章程。 Charleston County Parks Foundation 下面设了 Genesis Fund，写明是“为纪念 Genesis Holmes 而设立，提高查尔斯顿县农村社区儿童获得游泳课、水上安全教育与水上活动的机会”。三条腿：水上安全项目、可移动泳池项目、游泳教学奖学金。目标和项目都写在明面上。

二、县财政的年报。 CCPRC（查尔斯顿县公园与娱乐委员会）2018／2019 年报写着：West County Aquatic Center 由 Charleston County Parks 出资建设，基金会通过 Genesis Project 筹款支持这里的项目运营，预计每季最多服务 10,000 人。分工特别清楚——县财政的钱建池子，基金会的钱养项目，一句话就把公共财政和民间慈善的边界划开了。

三、一份正式的协议。 2017 年 12 月，Town of Hollywood 和 CCPRC 签了合作备忘录：本协议在镇与县公园娱乐委员会之间建立伙伴关系，用于 West County Aquatic Center “Genesis Pool” ）的建设、运营与维护。

请注意“运营与维护”这四个字。一个游泳池不是建完就完了——每天要清洁，要请救生员，要发工资。这些也都写进协议里了。

四、效果的数字。 到 2023 年，每年夏天大约提供 300 个游泳课位，其中约 100 个通过 Genesis Swim Safety Fund 免费提供。

这些为什么查得到？因为美国所有政府的预算，不管 city 还是 county level 都是 public 的。像 parks and recreation 这样的专项区，钱来自当地居民的房产税——县议会每年通过条例，从每一块钱房产税里切出千分之几，专款专用，挪不走。 预算一整本挂在网上谁都能下载；每个月开一次公开会议，全程直播，你就算是个路人也能去旁听、发言；背后还有一条法律：你有权查政府的任何一笔账，它必须给你看。

留个作业给你：在地图上随便挑一个美国的县或城市，名字后面加上 budget 搜一下。

注意，关键不是“这个地方领导比较开明、愿意给你看账”，而是有法律规定他必须给。换谁来都一样。 你的钱来自我，你的存在是为我服务的，那这钱怎么花的，我当然有资格问。

前提五：一个普通人的声音，能进到这套体系里

这是最后，也是最难的一个。

先说一个细节。出事之前的 2014 年 4 月，管县里游泳池的委员会开例行公开会议，总结时有人说了一句：

今年夏天会有一个孩子淹死，很可能是个黑人孩子，只是我们还不知道他的名字。

不到一个月，Genesis 淹死了。他有了名字。

也就是说，主管机关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把它当成一个必须解决的公共问题提了出来。那时候，这个体系已经在预热。

后面这五年是怎么走的：

图注：从一次溺亡，到一个公共项目：个人悲伤 → 公共系统 → 社区安全

• 2014 年 5 月｜悲剧发生。 13 岁的 Genesis 在 Hollywood 附近池塘溺亡。

• 2015 年 2 月｜公共议题化。 CCPRC 推出 “Genesis Project”，让农村地区孩子能进入有救生员看护的泳池。不到一年，这件事就从一个家庭的悲剧，变成了县里的一个立项。

• 2017 年｜合作框架。 镇政府与县委员会签署备忘录。从“一个好项目”变成“一份有法律效力的文件”。

• 2019 年 6 月｜公共泳池开放。 6,000 平方英尺的 Genesis Pool 开放，每季最高服务 10,000 人。

• 2021 年至今｜持续机制。 Genesis Swim Safety Fund 支持水上安全、可移动泳池和游泳课奖学金；Jennifer 本人持续在服务委员会里。

最后这一条，是我觉得整件事里最动人的地方。

她不是“感动了大家一次”，然后被感谢、被表彰、被请去讲两句话，然后退场。她进了委员会，成了这套机制的一部分，一直到今天。

所以这五年不是一个伤心的妈妈在坚持。立项要过会，签协议要过会，募款、拨款、审计，每一步都要过会、过账——是一套法治的机制，加上一位母亲一点一点磨出来的。

用工作坊那页 PPT 上的话说：这不是“一个妈妈有善心就够了”的故事，而是一个人的痛苦，被地方政府、基金会、媒体与社区一起接住了。

如果放在中国：难过的妈妈多了去了。可大量跟孩子相关的悲剧，第一步就被摁住了——更别说持续报道，更别说立项、签协议、进预算。

所以我们缺的，不是伤心的人，也不是好人。缺的是中间那条我们平常看不见的通道。

制度，就是不用靠某一个好人也能运转的东西

五个前提放在一起：坏事能说；不公能被自己的体系花钱曝光；钱的用处是公开的；普通人的声音能进入体系，并且留在体系里。

没有一条是靠某一个好人——不靠哪个记者特别伟大，不靠哪个学者胆子特别大，也不靠哪个领导特别开明。它靠的是不管谁坐在那个位子上都能运转的东西。

这个东西说出来就变得很沉重，就是制度。我想给它一个非常朴素的定义：制度，就是那种不用靠某一个好人，也能够运转的东西。

一件好事的发生，无非两种做法。一种是靠人：位子上正好坐着一个善良又能干的人，事就做成了；可他一走就翻车，甚至还要“倒查二十年”——不可预测，也不可复制。另一种是靠规则：不管做事的是谁，都有流程、有法律、有公开性、有言论自由，那这件事就会按它本来应该发展的方向去发展。前一种叫人治，或者干脆叫“人不治”；后一种才叫制度，叫 rule of law。

199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Douglass C. North 说，制度就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the rules of the game。他一辈子在证明一件事：一个国家的兴衰，翻到最后是那套看不见的规则，而不是这片土地上的人是不是聪明、善良、勇敢、勤奋。

图注：从个人悲伤到公共改变：“中间层”在接住、推动、放大她的行动。

再回头看这个泳池：Jennifer 不必认识谁，不用送礼托关系，也不用承受体制的打压和骚扰，就能把个人的悲剧变成公共预算的一部分。她靠的是那套不认人的规则。

而这件事既不在 state 层面，也不在市场层面，而是夹在中间那一层——中间层，也就是市民社会。 托克维尔当年观察美国、认为美国的民主有活力，指的正是这个。这套体系证明的不是“它不会发生悲剧”，而是它有相对强大的纠错能力。

看见空气，是一种能力

我在工作坊讲这个例子，是因为看任何案例都可以有这个视角：去看那些没有说出来的前提。 它有点像空气——你不会感谢你呼吸的空气，但没有它的时候，你就知道有多痛苦。

最后一个小彩蛋

你可能会想：听着挺好，可我们在简体中文世界里没有这个东西，怎么办？

给你一个人：哈维尔。他生活在集权统治下的东欧，原来是写荒诞戏剧的剧作家，因为坚持说真话在捷克斯洛伐克入狱；1989 年天鹅绒革命之后，他成了捷克斯洛伐克总统。

他有一篇特别有名的长文《无权者的权力》，问的是：如果你没有权力，你还有什么？

他的答案是：你是 powerless 的，搞不了革命，也做不了宏大的对抗。但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件事——从拒绝参与谎言开始。 我可以不上街，也不跟你正面硬刚，但我可以不参与。你胡说八道，我可以不点赞。他给这件事起了个名字：Living in Truth，活在真实中。

不要小看这个起点。前面讲的那套制度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哪个圣人立好的——那份 2017 年的备忘录、那本挂在网上的预算、那个每月直播的会议，都是从一个个很小的、低风险的、真实的共同生活里，一点一点长出来的。

所以不要觉得“社会这么大、这么难，我什么都改不了”。社会的改变，反而就是从一个人、一群人开始不说假话、开始活在真实里开始的。

这篇文章里提到的几篇旧文，原来都发在「奴隶社会」公众号上。2025 年年底，因为一土学校的事情牵连，「奴隶社会」的公众号被封了，十年间发过的几千篇文章，也就都看不到了。

所以我把这次视频里提到的三篇，重新整理成了可以打开的文档，放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拉到底就能看到。

也想请你在评论区留一句话：如果你曾经是奴隶社会的读者，写下你是从哪一年开始看的。

非常感谢你又找到这里。

今天，我想讲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看上去很难、但其实也没那么难的话题：作为一个普通人，该如何阅读，如何建立自己思考的体系。

「阅读体系」「思考体系」这两个词一放出来就挺吓人的。而且大部分人第一反应是：我又是个普通人。我不是学历史的，也绝对不是什么专家。面对浩瀚的人类历史——中国古代史、思想史，西方从古希腊开始的各种思想——那是普通人根本吃不下的东西。

我完全理解这种感觉，因为我也是这么走过来的。我现在也还是普通人，只是真的从零开始，慢慢通过阅读把一些东西搭起来了。

所以我想，我们一起做一个寻宝之旅。我相信每一个普通人，都有能力、也有资源，去建立一个自己的思考体系。

有学历 ≠ 有文化：我是怎么从零开始建立阅读体系的

起点：不是求知欲，是难受

我真正开始思考和阅读，大概是从 2015 年开始的。但这件事真正进入快车道，是 2020 年疫情开始之后。

大家还记不记得，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每天都有大量让人愤怒或者心碎的事情。我那时候看新闻经常看到掉眼泪，特别难受。

但后来慢慢回过神来，我发现我这么难受，一大部分原因当然是那些人间惨剧本身，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去理解它们。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问问题：这背后的背景是什么？以前发生了什么，才导致了今天这样的现状，导致那么多普通人经历这些？

从那时候到现在，就一直没停下来。

先把起点说清楚：一片惨白

那个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七零后，不读书》。拉到文末有文章链接

这个标题不是自谦，是实话。

我是七十年代末出生的，表面上看学历还不错——从山东保送去清华，又去美国读了博士，后来在麦肯锡做合伙人。按世俗标准，在「学习」这件事上我应该算是挺厉害的。但大概到了 2015、2016 年，我才开始意识到：学历好和有文化，完全是两码事。

我读的专业是生物，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一套，当时觉得很实用。对所谓的社会科学，那更是非常无知的。

我讲这段，是因为我想让你感觉这是一件没门槛的事。

一般人想到读书、读历史，会觉得哇，这是学者的事、读书人的事，这么浩瀚，我一个普通人怎么下手、怎么下嘴？特别是我又不考试，我读它干啥？

后来我一旦开始看书，就发现我这个经历也没那么独特。说白了——我的无知也没有那么出色，无知的人非常多。

大家都知道刘瑜，政治学者，现在也是清华的教授，《民主的细节》《观念的水位》都非常畅销，我以前在北美做的工作坊还请她做过嘉宾。她 2011 年有一个演讲，讲自己怎么从不读书到读书。有人给她那段经历总结了一句话，我一直记得：说她是稀里糊涂、一片空白地长大，然后忽然有一天发现「擦，世界原来长这样」，然后在没有大师带的情况下，一路瞎嗅着读，读到哪算哪，悟到什么算什么。

我当时看完特别想笑——这不也就是我吗？

而且我比她还惨。刘瑜好歹是学文科的，我是学理科的；她年纪比我大一点，我上学比她还晚。所以如果她那时候是「一片空白」，我顶多算是「一片惨白」。

她自嘲说高中时候看的书就是习题册，四大名著、武侠言情一概没看过，以至于上了大学，同学以为她是在国外长大的。

我也差不多。我真正读武侠也是上大学以后。我记得在清华的时候有一个很文艺的师兄来做阅读调查，问大家都读什么书。我那时候正在准备 GRE，就舔着脸问：我的 GRE 阅读算不算？因为我只读这个。

其实那个也不是阅读，那都是为了刷题去读的。

刘瑜后来还说了一句更狠的：其实说「一片空白」也不准确，应该说是负的。因为「空白」已经是一种美化了——空白至少证明你没中毒。

这句话我想很多人都能心有戚戚焉。我们记住的那些跟社会、历史相关的东西，后来真去读书再看，很多都是很无语的。

我讲这段不只是为了自嘲，我是想说一个可以让我们每个人松绑的事实：我 1996 年上大学。我觉得中国高等教育真正的小阳春，大概是 1978 年到 1989 年之前那十年。那之后，我们受到的教育基本都差不多——很窄的一部分。

所以起点对齐了，都很差。那就聊一聊怎么开始读。

第一条线：因为要工作，撞上了资中筠

2015 年我离开麦肯锡去盖茨基金会。公益慈善这个领域我是完全的外行，完全没干过。

那怎么办？读书呗。

我想，在中国研究美国慈善最权威的是谁？很快就知道是资中筠老师。她那时候有一本《散财之道》，讲美国那些慈善机构整体的发展历史和他们做的事情，那绝对是我的入门书。

读了才知道，资老师的经历远远超过我看到的那一本书。她 1930 年生，国际政治和美国研究专家，资深学者、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曾任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美国研究》杂志主编。1951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早期做民间外交，后来在国际政治、美国研究和中西思想文化方面有大量著述。她的先生陈乐民写的是与欧洲、法国相关的研究。

于是我顺着摸到了她另一本更重要的书——《二十世纪的美国》，是《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之一。后来在诺言读的《认识世界，认识自己》，是她的一本晚年文集。她的随笔集《夕照漫笔》上下册也非常好看。

这个过程说白了就是：闭着眼睛摸到了一块石头，然后顺藤摸瓜摸到第二块。

《认识世界，认识自己》里有一段序，是 2013 年春节写的，我觉得讲得特别好。她说，这些文章按最初发表的时间排序，大概能看到作者的思想历程，但——

贯穿始终的是独立思考和求真的精神，是我多年以来形成的人本观，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看待中外历史和现实的坐标。

「独立思考和求真的精神」，「人本观」，「看待中外历史和现实的坐标」。你看这几个词。

她接着说：

近年来日益强烈地感觉到我国人在爱国的口号下所滋长的虚骄之气和狭隘的国族主义（我现在觉得「国族主义」比「民族主义」更恰当），恰恰是民族振兴之大碍，因此对他国的兴衰利弊的分析也是一叶障目，多有偏颇。

这是 2013 年写的，那时候这些书还能出来。现在回看，非常一针见血。

而《二十世纪的美国》里有一段话，后来变成了我理解世界一个很重要的地基：

纵观 20 世纪的社会变迁，归根到底有两大动力：一个是求发展，一个是求平等。前者导致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突飞猛进，后者导致改良和革命。

她说，社会发展的进程从几千年前就已经开始，但那种激烈竞争、不进则退、速度就是生命、扩张为本能的发展方式，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特点；这种方式不始于 20 世纪，却在 20 世纪达到最大的覆盖面，把所有独立国家都卷入其中。而平等的需求，并非自古以来就有——人总是向往更幸福美好的生活，但各个时代、各个阶层心目中幸福的标准不同。在旧王朝的制度下，以血缘为基础把人分等级、权力也按等级分配，被视为天经地义，平等并不被列入基本的幸福观。直到 18 世纪欧洲启蒙思想提出天赋人权的观念，即每个人都生而具有一些相同的、不可转让的基本权利，这才把追求平等提到日程上，并且成为革命的动力。

就这一段话，当时对我震撼特别大。

我才发现，那些看上去无比复杂、交织的社会思潮和历史，只要有一个好学者的指引，你会突然找到一个抓手。

「求发展」和「求平等」，这两个动力一定程度上是互相矛盾和制约的：发展太多了，导致不平等；为了追求平等，好的话带来制度变革，不好的话带来革命和暴力。有了这一组坐标，再去看整个 20 世纪，就完全不一样了。

顺便说一句，那时候我已经在麦肯锡工作了十年，世界各地飞来飞去，也算所谓的国际人才，觉得自己已经看过世界了。到了盖茨基金会才发现一个我完全不熟悉的世界——联合国的多边机制怎么运作，全世界范围内公共卫生、贫困、经济、发展这些问题长什么样。我才意识到，我以前看到的无非是市场可以起作用的那一小块世界；而且因为客户都是跨国大客户，连那一小块里我看到的也只是最顶上的一小部分。

所以特别感谢资老师，也希望她身体健康。

第二条线：因为要办学校，撞上了陶行知

我的第二个入门也很有意思——现在想想，都是被推到我眼前的，根本不是自己去找的。

2015 年接了盖茨基金会的工作，2016 年回到中国，那时候是无知无畏，觉得我在美国看了很多小而美的学校，一间屋子八十平米，几十个孩子，两三五个老师就够了，这不难嘛。然后就开始做一土。

还是那句话：因为不懂，所以读书。

在常识层面大家都知道，中国近代最著名的教育家是陶行知。他今天在中国也被非常正面地认可，被称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自己办过晓庄师范，可以说是平民教育的一面旗帜。

我后来才意识到一件事：他践行这些理念的时候，是 1946 年之前，也就是民国政府的时候。

我开始读他的文集。他 1924 年写过一篇《半周岁的燕子矶国民学校》，写南京的一所学校。里面提到一位丁校长，在关帝庙里办学，庙里的神像占了大半个课堂。要腾出教室，就得把关公「请」出去——但当地村民不同意。

于是这位丁校长带着学生们去跟村民认识、社交，最后一起办了一场非常隆重的开光仪式，把神像神座洗刷得焕然一新，恭恭敬敬地行礼，再把其他杂神请到隔壁庙里安顿妥当，也行个礼。村里人一看，觉得可以，不但不反对，还夸校长能干。就这样，在一座破庙里腾出了一间能用的教室。

我当时读到这段，非常被震撼。

因为那时候我们正为一土找场地头疼。刚回国的时候很傻，觉得中国这么大、北京那么大，还找不到一个八十平米办学的地方吗？后来才发现非常困难——各种所谓的合规，就是不可能。

所以读到这篇文章我就想：**这篇文章是 1924 年写的，放到一百年以后，绝对不可能。**丁校长再能干，他这个学校也是违规的，可以马上让你关门。

我最大的感受是：一想到一百年前的中国，我们脑子里都是「落后」「混乱」「军阀混战」这些词。但那时候社会首先很开放，民间社会非常活跃，而且政府的手没伸那么长，不去管那些根本不需要它管的事情。

我非常羡慕当年的那个燕子矶国民学校。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思考：**为什么现在这些看上去都非常合理的规定，反而让一百年前可以做的事情做不成了？**而且那件事一看就非常符合教育规律——教育就是要跟社会发生联结啊。带着学生去跟当地村民行礼、去构建关系，我觉得这是教育最高级的一种形态。

后来读陶行知文集，我还发现了一个宝贝：他 1916 年写的一封信，那年他 22 岁，申请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奖学金。原文是英文，收藏在图书馆里，中文版网上能看到，一共一页纸。

后来他读了金陵大学，又去了伊利诺伊大学。信里说，三年前他就选定哥伦比亚大学作为留学美国的最终目的地，但因为经济能力不够，没能及时就读。

信里有一句我印象最深的：他说他的梦想，是通过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个民主国家。

他还提到一个细节：「我矢志以教育为毕生事业，是去年夏天在日内瓦湖促成的」——当时基督教男青年会（YMCA）的夏季大会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

信的倒数第二段，是写给当时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 J. E. 罗素的保证：

我愿意向您以及利文斯顿奖学金的捐赠人保证：在斯特雷耶教授（Prof. Strayer）和其他科系教职员的教导下，经过两年多的深造，我回国以后，将与其他教育工作者合作，为我国人民组织一套有效的公共教育体制，以使他们能步美国人民的后尘，发展和保持一真正民主制度。它将是唯一能够实现正义与自由的理想之国。

这是 1916 年写的。我读到它的时候，正好是 2016 年，一百年以后。

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的震惊。他那时候面对的问题和困难，一百年之后，我觉得不仅没有改善，其实变得更糟糕了。所以他当时的目标，到现在看，还是一个正确的目标。

而这封信，就在国内出版的陶行知文集里。你能从中看到一个真实的人，当时的思想脉络。

一个普通人的方法：追一个人，问「他是怎么出现的」

我讲这两个例子，其实是在说，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是怎么读书的：因为工作要做公益，就去读这个领域的经典；因为要做教育，就去读陶行知这个「常识级」的名字。

一旦开始读进去，你不只是读一个概念，你读他的故事，读他核心的思想，然后一扇新的大门就打开了。

比如开始读陶行知之后，你就会知道他的导师是杜威——进步主义教育很重要的思想家。杜威还有个学生是胡适。你再往下读，就会知道民国时期还有好几位教育家：

• 陈鹤琴，中国现代幼儿教育的奠基人，也是杜威的学生。

• 晏阳初，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巨匠——但我们现在讲得非常少了。

然后你会发现一件事。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能比较正面、比较广泛地了解陶行知？其实是因为一种不幸。

因为他 1946 年就去世了，才五十几岁。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我记得做了一百场演讲——那时候的演讲都得真人到场，工作量是巨大的。就是过度劳累，人就走了。

因为 1946 年就去世，他没有赶上后来的政治运动。所以他成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可以被安全纪念、可以写进教材的名字——他抨击的社会现象都是国民党时期的社会现象，那似乎就是可以的。

陈鹤琴不一样。他活下来了。建国以后在各种运动里被反复批斗，还被逼着去骂自己的老师杜威是「反动权威」，也被劳改了很长时间。等到再复出，已经是 80 年代，能做的事情就非常少了。

晏阳初 1949 年离开大陆，把平民教育带到了菲律宾，带到整个东南亚，后来在美国离世。

**所以你看，就算是这三个人，我们顶多知道三分之一。**而这后面还有更多其他的人。陶行知能够被我们知道，也是一个偶然。

从这个角度讲，这就是我作为普通人读书的一个方法，说起来非常简单：

1. 你发现一个人。

2. 你问：这个人是怎么出现的？——原来他是教会学校毕业的。那说明当年在一个安徽闭塞的农村，孩子也能受到教会学校的教育；那当时整个教会学校是什么样的趋势？连农村都覆盖到了。他那时候能拿奖学金去美国读书，这一代人当时的志向是什么？就写在他那封信里。

3. 你接着问：跟他同时代的还有谁？同一个老师还有什么样的学生？

4. 最后你问：这些人为什么我们不知道？

你会发现，有的是真的命运很糟糕。命运糟糕你又会问为什么——为什么陈鹤琴会遭遇这些？为什么晏阳初后来就没人提了？

这就是一个「小白」了解历史、通过读书去构建自己思考体系的、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方法。

📄 视频中提到的三篇文章（原载「奴隶社会」）

1.《七零后，不读书》（2022-11-02） 本期视频的起点。刘瑜的「一片空白」、我的「一片惨白」、从资中筠和陶行知开始的读书之路，最初都写在这篇里。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YvTpo2vvRIEbj58t8KW3RN9KfAFkqn04VcSI7txJd9U/edit?usp=sharing

2.《你也为孩子上学发愁吗？》（2016-04-01） 一土的第一篇文章，发在愚人节。视频里讲「为什么开始做教育、然后开始读陶行知」，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LiKr0JJ5-OP-hPQy2Tyiz-C7wxRMVvyAAfGc0nRj7jk/edit?usp=sharing

3.《只有社区参与，才可能真正改变教育》（2019-08-14） 三年后的回望。文章里也写了燕子矶国民学校那个关帝庙的故事——一百年前的教育，和今天的对照。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FiNJJLBsiax3NgGc0GbY3KiG5YAweVZVSmhx8wdUemw/edit?usp=sharing

留言区想请你写一句：如果你曾经是奴隶社会的读者，写下你是从哪一年开始看的。非常感谢你又找到这里。

那就发一个文字版吧。

今天丰盈俱乐部的一位朋友在云南民宿，看到了《呼吸》杂志，里面有我的一篇老文章。她发了一张阳光下的杂志里的文章图。

我都快忘了那篇文章了，搜了一下，是2020年7月3日发在当年的奴隶社会上的。那时候我充满了愤怒（6年后的现在也没有好多少， 但理智的愤怒也不是件坏事）。

把这篇文章重发一下。想看杂志图片的，可能要去上一篇，或者“推广”邮件箱找一下了。

文章在这：

最近我要搬家，但还没做什么安排。

我想想需要做的所有准备，要一个人开车带着孩子和妈妈搬家，收拾这边，安顿那边，以及应对路上的不确定性，我不由得感到焦虑。

想到要离开这片熟悉的地方，一草一木、孩子们踢球的操场、走回家的小路，我又觉得非常伤感。还有几个认识二十年的朋友，大家天天聊天，虽然因为疫情平时见面不多，但是想到要离开，不知道何时再见，我突然非常难过。

我们都四十多岁了，想想人生其实很短，我们被很多不重要的事情羁绊，总觉得有明天，但也许终不会相见。这一切加在一起，是一种巨大的孤独感。

我想起去年此时，”一土学校”的一位年轻老师离职，要回老家无锡，他是一年级孩子班的助教。孩子们为老师准备了一个送别的小仪式，最后的”礼物”，是那首《别董大》：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当时，教室里童声响起，我止不住流泪。

离别，让”孤独”这两个字从所有试图压抑和打扮它的情绪里冒出来，毫无遮拦地站在你的眼前。

但是，离别仅仅是引子。其实，我想这几个月来最大的感受，就是孤独，虽然它常常被压抑和打扮。

理性的声音，孤独。

真实的声音，孤独。

做正确的事情，孤独。

当我看到各种令人匪夷所思的新闻和后续，在愤怒和震惊之后，最深刻的感受，也是孤独。这么违反常识的事情，却在天天上演，是社会有问题，还是我有问题？

只有我一个人感到愤怒吗？只有我们这几个人感到愤怒吗？

孤独，说到底是什么？我想是感受不到爱。

这里的爱，是广义的爱，是接纳和认可。当我们感受到世界的撕裂，本质上是因为我们感觉自己在这个撕裂的世界之外。我们不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但又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接纳和认可从哪里来？是靠世界认可我们吗，还是靠一个我们认可的伟人出现？

我想都不是。因为这些，我们都无法掌控。

那答案在哪里？

我想还要回到孤独。我们感受到孤独、不被接纳，是因为隔离。和什么隔离？和朋友，和世界？其实都不是。我想真正的孤独，是因为我们和自己的连接断开了。我们感到孤独，是因为感受不到自己内心的光，因而不断在外面寻找认可自己的声音。找到的时候，我们兴奋；听不清楚的时候，我们迷茫。为了抵抗孤独，我们寻找同路的朋友。

孤独的反面，是有朋友吗？是在一起吗？

我想其实不是。我今天听到最有启发的一句话是：

The opposite of loneliness is not togetherness with others. It’s courage.

孤独的反面不是在一起，而是有勇气。

当我们没有了勇气，觉得内心没有了力量和方向时，才会感觉孤独。

勇气让我们能面对真实的自己，让我们获得成长、治愈、爱，让我们愿意服务他人，直面自己的恐惧。

当我们和自己重新连接，找到内心的光的时候，哪怕我们孤身一人，也不再感到孤独。

我想是的，让光进来——高适的《别董大》，还有一首，没有收到一年级的诗单里：

六翮飘飖私自怜，一离京洛十余年。 丈夫贫贱应未足，今日相逢无酒钱。

让我们通过重新建立和自己的连接，抵抗孤独。

上面是旧文，

最近诺言社区9周年，一定程度上， 可以说诺言是孤独的人的社区。

孤独的人，在一起， 才不孤单。

最近的中女盒子，是为了9周年做的。社区里可以见到。也可以从这里链接过去。

进窄门，走远路， 见微光

wen.yinuoli.org

今天在丰盈俱乐部， 大家晒了一下最近收到的我写给大家的信。

丰盈俱乐部是参加过我工作坊的朋友们愿意继续每月有线上线下的活动而加入的一个群。

有一位群友， 今天在云南一个客栈看到了我在疫情期间给一个杂志写的一篇文章。让我回想起来，那时候有多愤怒….

那篇文章是关于孤独的，我把群友发的阳光下的文章贴在这里吧。

这个月， 我们做了一款“中女盒子”，有100多位诺友已经收到了，100%好评：）链接在这里。周五在诺言社区还有健康相关的直播。

后续我们会持续推出中女好物，包括理想国和诺言的定制款书和文化产品！

我自己都很期待！ 同好的各位可以扫码进群

AI最好的用法，不是替你学习，而是帮助你理解、练习和复习。

🎬 点击观看本期YouTube视频

48岁开始从零学一门新语言，是什么体验？

记忆力不如年轻时，一个词反复背还是会忘；明明已经记住了，真正听到时却认不出来；同一个语法，放在课本里似乎看懂了，换一个句子出现，又觉得陌生。

成年人学语言，难的不只是时间不够，也不只是记忆力下降。更麻烦的是，学习过程中总会出现很多很小的问题：一个词不认识、一个助词没弄懂、一句话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说。它们看起来不大，却会像一颗颗小石子，让学习随时卡住。

过去一年半，我一直在用ChatGPT辅助自己学日语。我逐渐发现，AI带给我的不只是效率的提升。它更重要的价值，是让我形成了一套适合成年人的学习方法。

他可以是一个随时可以提问的老师、不会不耐烦的陪练，以及不断帮助我复习的助教。

一、让AI立即解决那些“很小，却很碍事”的问题

过去学语言，遇到不懂的地方，我们通常要查字典、翻语法书、搜索网页，或者先记下来，等下一次上课时再问老师。

可等到下次上课，当时的语境往往已经忘了，学习也早就被打断了。

现在，我在街上、公交车上或商店里看到不懂的词句，可以立刻拍下来发给ChatGPT，接着问：

• 这个词怎么读？

• 汉字怎么写、怎么注音？

• 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 一般在什么场景中使用？

• 它和另一个相近的词有什么区别？

• 这句话的结构如何拆解？

这时得到的就不只是一个翻译，而是一位老师针对当下语境所做的讲解。

AI对学习最大的帮助之一，就是能立即回答那些非常小、却会阻碍理解的问题。它可能只需要几秒钟就能解释清楚，但如果当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就会一直横在学习的路上。

二、做题时，不只问“答案是什么”

我上网课时，经常把课本、练习题或截图直接发给ChatGPT。但我不会只问正确答案，而会继续追问：

• 为什么选这个答案？

• 其他选项分别应该怎么用？

• 这道题到底在考什么？

• 如果换掉其中一个词，句子会发生什么变化？

• 能不能再给我几个类似的句子？

我们平常做题，很容易只关心答对还是答错。但AI真正有价值的地方，不是帮我答对，而是帮我理解：我为什么会答错。

有时是没有认出动词原形，有时是混淆了助词，有时是不理解副词，还有时每个词都认识，却没看懂语序。

把错误原因说清楚以后，一道题就不再只是一道题，而会变成一个可以反复迁移、反复使用的知识场景。

当然，这里也有一个危险：一看到题目就立刻发给AI要答案，很容易产生“我已经会了”的错觉。

所以我现在会提醒自己：先自己想，先做出判断，再让AI检查和解释。 AI可以帮助我们学习，但不能代替我们完成学习。

三、学一个词，我会连续问六个问题

过去查单词，我最关心的往往只有一件事：它是什么意思？

但后来我发现，知道中文意思远远不够。同一个中文词可能对应多个日语词；同一个日语词放在不同场景里，语气和感觉也不一样。

现在学一个新词，我通常会问六个问题：

1. 怎么读？ 有汉字时必须标注读音。

2. 最核心的意思是什么？ 先给我一个简单解释，不要一开始就堆很多复杂含义。

3. 它是什么词性？

4. 用于什么场景？ 是书面语还是口语，正式表达还是朋友之间的说法？

5. 它与近义词有什么区别？

6. 能否给我几个真正用得上的例句？

第六个问题尤其重要。

我会提前告诉ChatGPT：我学日语不是为了应付复杂的语法考试，而是为了在日本的日常生活中使用。因此，它给我的例句应该尽量与我的生活有关。

比如学习表示“忍耐”的词，例句可以与运动、疼痛或学习有关；学习表示“赶快”的词，例句可以与坐车、上班或回家有关。

一个词只有和自己的生活发生连接，才更容易真正留下来。

四、让AI把复杂语法拆成小步骤

日语语法难，不只是因为要记一个公式。同一个句型可能包含原因、推测、态度或情绪；第一次听解释时好像明白了，换到新的句子里又认不出来。

遇到复杂语法，我会要求ChatGPT按以下顺序讲：

Read more

我用CLAUDE，发现最重要的，

不是先让它替我想，而是先让它记住我。

因为我以前写过不少东西， 我让它帮我找回自己想过、写过、说过的东西，把散落在不同地方的内容重新整理起来，再结合新的材料进行放大。

换句话说，我想让AI装进去的，不只是一堆知识，而是一个尽可能完整的“我”。

也就是所谓的“第二大脑”：它不替我思考，能替我记忆；不替我做决定，能调动我过去十几年积累的经验，帮助我把今天的问题想得更深、更完整。

下面是我使用Claude协助工作的五个步骤， 希望对大家有参考意义

第一步：别让它每天“失忆”

第一件事，是为AI建立一套关于我的记忆：

• 我是谁，正在做什么；

• 我有哪些长期项目；

• 这一年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 不同项目目前的优先级如何；

• 我经常使用哪些词，它容易写错成什么；

• 我不认可哪些表达方式；

• 我曾经纠正过它哪些问题。

这些内容被一条条写下来，存成AI每次工作前都可以读取的文件。

这样，纠正过一次的错误就不必再纠正第二次。我要做的，不是反复“培训”它，而是不断完善合作规则。

现在，我的这套记忆已经有几十条。每次开始工作，它会先读取这些信息，不需要我重新自我介绍，也能理解我的项目、偏好和基本表达风格。

所以，如果你希望AI真正帮到你，第一件事不是学习多少提示词技巧，而是让它知道你是谁。

第二步：先向内捞，再向外查

这些年，我积累了大量只属于自己的内容：3700多条结构化问答、470多篇课程逐字稿、好百万字的工作坊录音转写、200多篇过去发表的文章、几百篇散稿，以及书稿和其他材料。

把这些内容整理成语料库，最初确实是笨功夫：

• 录音要转成文字；

• 散稿要归档；

• 长篇答疑要拆成一条条问答；

• 不同来源的资料要放进统一结构。

但这些基础工作只需要认真做一次。

当资料库建好以后，过去十几年散落在各处、连我自己都想不起来的旧文件，就变成了可以随时调用的内容资产。

以后要写一篇文章，我不会立刻让AI上网搜索，而是先问：我以前谈过这个问题吗？当时是怎么说的？相关课程、问答和文章里，还有哪些值得重新使用的段落？

有不少我曾经讲过。而且，过去在某个真实处境中说出的话，可能比今天临时想出来的更准确、更有力量。

这种感觉很奇妙：AI像是在帮助今天的我，与过去的自己重新对话。

我们每个人的旧文件、聊天记录和笔记里，都藏着大量曾经认真想过、甚至已经想明白，却被自己忘掉的东西。AI最大的价值之一，不是立刻把它的知识给你，而是先帮你找回自己的东西。

第三步：我给它100，不要还我10，要扩成1000

很多人习惯让AI做减法：

• 把长文总结成三点；

• 把会议提炼成纪要；

• 把复杂内容压缩成一页。

减法当然有用，但如果只让AI做减法，就太可惜了。

我更多时候让它做加法。我会直接告诉它：

我给你100，不要给我总结成10，要帮我扩成1000。

我经常只有一个念头，甚至只是一句话。AI要做的，是把这句话和我过去写过、讲过的内容连接起来，再寻找新的研究、案例和资料，最后给我一个更丰富的材料库。

这个“扩”的过程本身就是学习。

我可能突然发现，自己过去的一种直觉，已经有科学家做过相关研究；也可能看到某个理论、案例或论文，为原有想法补上新的结构。我的任务不是照单全收，而是在这些材料中继续判断、连接和思考。

先把内容变得丰富，再为最终表达做减法，有时一次工作结束，我甚至觉得自己像又读了一个硕士学位。

第四步：把AI当研究助理，而不是答案机器

AI不会自动成为理想的工作伙伴。你必须明确告诉它，应该往哪里查、查到什么程度，以及最后如何交付。

比如，我曾经制作一期关于黑人儿童与游泳的节目。我先发现问题、形成初步框架，再要求AI沿着几个具体方向做研究：公共预算如何通过？媒体怎样报道？一个悲剧如何推动制度改变，最终形成新的社会现实？

如果我只说一句“你去查查”，它返回的往往是一堆宽泛的信息。但当我给出清楚的问题和研究方向，它就能像一个研究助理一样，快速扫描资料，补充材料，帮助我修正或丰富原来的框架。

这里有一个重要前提：你自己必须先有基本判断。

AI可以提高研究效率，但研究方向和深度还是由用的人决定。它能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有没有提出真正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五步：不仅要记住你的内容，还要长出你的声音

AI内容最常见的问题，是“AI味”太重：铺垫过多、喜欢喊口号、动不动就说“这很核心”“这非常重要”，一句话能说清楚的事情，偏要拉成一大串。

我非常不喜欢这种腔调。

所以，除了让AI读取我的文章，我还会持续告诉它：哪些表达像我，哪些不像；哪些地方太空，哪些地方太啰嗦；怎样减少评论，多给事实；怎样不靠口号，而是让读者从事实中形成自己的判断。

更有效的方法，是把AI给出的初稿和我修改后的终稿同时交给它，让它逐项比较：

• 我删掉了什么；

• 我保留了什么；

• 我调整了哪些顺序；

• 哪些词被换掉了；

• 我的句子节奏和它有什么不同。

然后，让它把这些差异总结下来，下一次继续靠近。

经过几轮训练，它的输出会越来越像我。但即便如此，我仍然会亲自修改。因为文章和内容最终是人与人交流的媒介。人的风格、不确定性，甚至某些不那么“完美”的地方，本身就是表达的一部分。

第二大脑不只要记得你的内容，也要逐渐长出你的声音。否则，它写得再多，也不是你的文章。

AI是助手，不是权威

用AI的朋友也应该都清楚它的危险。

AI会瞎编。它可能记错年份、张冠李戴，甚至一本正经地给出一条根本不存在的引用。更危险的是，它写得很顺、很专业、细节丰富，看上去特别像真的，于是人反而更容易放松警惕。

因此，我给AI立了一条硬规矩：

凡是事实、年份、数字、人物言论和引用，都必须核对权威原文；一个字一个字地对。找不到可靠出处，就不许写，更不能编。

我还会要求它把来源列在下面，方便我逐一复核。

这很像指导研究生：你不能只说“认真一点”，而要给出清楚的研究规范、来源要求和核查标准。要求越具体，输出质量才越有可能提高。

但无论规则多完善，AI都只是助手，不是权威。

第二大脑再好用，最终为内容真伪和判断负责的人，永远是我，不是它。

目前，第二大脑的天花板，仍然是第一个大脑

我目前主要用Obsidian搭建内容仓库，把资料保存成Markdown文件，再让Claude读取、检索和处理这些内容。整个系统的基础包括：资料库、记忆、表达风格，以及明确的研究与核查规则。

有人可能会问：这样一来，AI的天花板不还是我吗？

的确如此。

但在和AI工作的过程中，它会高效地整理信息，帮助我看见原有框架下的新材料；我也会在判断、修正和连接这些材料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第一个大脑的水平。

理想的合作不是让AI取代我，而是让它保留我的真实性、声音和思考，同时承担一个优秀研究助理擅长的工作。对于内容创作者而言，它甚至可以帮助完成约70%的前期准备，而真正重要的判断、取舍、核实和最终表达，仍然由人完成。

所以，不要急着让AI替你想。

先让它记住你，理解你已经积累了什么，再用它帮助你找回、连接和放大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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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定震级 7.1，最大震度 7——震度 7 是日本地震烈度表上最高的一档，再往上没有了。木造的房子、寺庙成片倒，嘉岛町那个永旺梦乐城也塌了一角。到 7 月 31 日中午，首相高市早苗公布的死亡人数是36 人。搜救还在继续。

2010 年的海地，因为同样是七级上下、震源很浅、就压在城市底下的地震，死了二十二万到三十一万人。一个震级，死亡差了将近一千倍。

这不是运气，后面是几十年一点一点堆出来一套体系。

今天我们来拆开， 从四个方面看看日本的防灾体系：

1）秒级的地震预警

2）日本怎么把每一次灾难写成一部法律

3）学校的防灾教育

4）普通公民和社区；一些你根本想不到的应急细节

这套体系一点不神秘，，而且每次升级都是用一场大灾难换来的。 灾难发生，找出到底是什么在杀人，再把这个教训写进法律、写进习惯。

一、秒级地震预警

地震波分两种：一种跑得快、破坏力小的 P 波；一种跑得慢、但真正能把房子晃塌的 S 波。秒级预警，就是就是抢这两种波之间那一点点时间差。

这套系统叫”紧急地震速报”（緊急地震速報）。全国一千多台地震仪，一探测到跑在前头的 P 波，就自动算出震源和大小，赶在破坏性的 S 波到达之前，把警报推到电视、广播、每一部手机上。新干线一收到信号就自动刹车；工厂的产线、医院正在做的手术、正在运行的电梯，都能在这几秒里做紧急处置。这套系统 2007 年 10 月就正式面向普通人运行了。2011 年 3·11 那次，东京在剧烈摇晃到来之前就收到了预警，气象厅后来说，它”救了很多人的命”。

二、把每一次灾难，写成一部法律

看日本防灾发展的历史，最核心的一条经验是：每有灾难和教训，就补一部法。

1959 年，伊势湾台风夺走 5,098 条人命。两年后，1961 年日本出台《灾害对策基本法》（災害対策基本法），规定从中央到地方，灾难来时各级政府各自要干什么、谁指挥谁。这次熊本，7 月 28 日傍晚，日本政府启动的正是这部 1961 年的法律：依照它，设立了以首相高市早苗为本部长的”非常灾害对策本部”，连夜指挥。

再看一部更专门的：《建筑基准法》（建築基準法）。因为地震本身不杀人，是倒下来的房子杀人。关键的一年是 1981 年。这一年 6 月起实行的”新抗震标准”，把对房子的抗震要求整个抬高了一大档。它的效果是被 1995 年阪神大地震用人命验证的：那场地震里，1981 年新标准之后盖的楼损伤明显轻；按旧规矩盖的、顶着两吨重瓦片的老木屋，很多整层压塌。一查才发现，塌掉的房子当年很多是”合规”的，问题是那套老规矩本身已经过时。于是 2000 年，木造住宅的抗震规定又强化了一次。

这次熊本又一次印证了同一件事。京都大学防灾研究所初步分析：这次地面晃动里有一种周期两到三秒的成分被放大，专门打抗震能力弱的老旧木屋，倒的主要就是这些房子。

而且日本的法律不只管新房子。1995 年阪神之后又立了《建筑物抗震改修促进法》，专门推动已经盖好的旧房子去检查加固，学校、医院、人多的楼是重点——这就是为什么等一下你会看到，日本的学校校舍能在二十年里从”一半不达标”改到”几乎全部达标”。日本人管这叫“用血买来的建筑规范”。

那这套法律，灾难来时怎么转起来？这次熊本就是活教材：陆上自卫队第 8 师团以大约 3,600 人展开救援，用无人机钻进倒塌的商场内部探查——自卫队这种快速”灾害派遣”，也是被阪神逼出来的，那次出动太慢挨了骂，之后才拿到几乎自动出动的权限；还有一个词叫”推送式支援”（プッシュ型支援），中央不等灾区一样样开口要，先把水、食物、厕所主动推过去，因为经验是灾区最初几天连自己缺什么都报不清楚。

把这些串起来，日本每一次大灾难，就会成就新的修法：伊势湾台风换来《灾害对策基本法》，阪神换来抗震改修促进法和整个响应机制的大改，3·11 换来海啸对策、推送式支援和学校防灾教育的升级。灾难，找出什么在杀人，把答案写成法条——这就是这套体系不断升级的方式。

三、“不叫奇迹的奇迹”

学校在日本防灾里有两个身份：平时保护上课的孩子，灾时是全社区的指定避难所。所以国家在学校抗震上下的是死功夫。

先看一组数字。日本公立中小学校舍的”抗震化率”——能扛住震度 6 强的比例——2002 年只有 44.5%；到 2025 年 12 月，文部科学省最新调查是 99.9%，全国没加固完的只剩 93 栋。二十多年，从不到一半做到几乎全部，是拿钱一栋楼一栋楼砸出来的。

但比钢筋更关键的，是训练——而且训练是法律规定的。日本有一部《学校保健安全法》，第 27 条规定：每一所学校都必须制定并执行一份”学校安全计划”，这是法定义务，把避难训练排进全年课程，反复练。训练也不只是”排好队走出教室”。很多学校会做”交接训练”（引き渡し訓練），演练怎么一个一个安全地把孩子交回爸妈手里；孩子椅子上平时就垫着一顶”防灾头巾”，地震一响直接扣到头上护住头颈。

正因为把这些练成了身体的本能反应，才有了下面这件事。

2011 年 3·11，岩手县釜石市是重灾区，全市死亡加失踪超过一千人。但那天在学校里的中小学生——全市 2,926 个孩子，除掉请假在家的 5 个——几乎全部从海啸里逃了出来。

外界把它叫“釜石的奇迹”。但主导这套防灾教育的群马大学片田敏孝教授，一直反对”奇迹”两个字。他说这不是奇迹，是训练的结果。他们教给孩子“避难三原则”：第一，别被预设困住，别以为海啸地图上画的淹没线就是极限；第二，尽你最大努力往高处跑；第三，做第一个带头跑的人。地震一来，中学生没等大人指挥就自己往高台冲，小学生看见中学生跑也跟着跑，一路还把老人、把幼儿园的小孩都带上了。这个第三条我觉得最震撼， 做第一个带头跑的人， 不要等！

对比一下，2008 年 5 月 12 日，四川汶川，8.0 级大地震，六万八千多人遇难，将近一万八千人失踪。2009 年 5 月，一年以后，官方才第一次公布地震中死亡或失踪的学生人数：5,335 名；据报道，大约有 7,000 间校舍倒塌，那些校舍是”豆腐渣工程”——学校垮了，旁边的楼却都还立着。学校成了最不安全的建筑。后来失去孩子去政府追责的家长，被拘留！相比之下，何止天壤之别！

四、一场地震，怎么让全体国民变成”救灾的人”

时间倒回 1995 年 1 月 17 日，阪神·淡路大地震，6.9 级，是日本战后城市防灾的转折点。这一场死了六千四百多人，近 40 万栋建筑受损，也暴露了政府一开始反应很迟钝——头几天，最先把物资送进灾区的，反而是便利店的供应链。

但这场惨剧催生了两样一直用到今天的东西。

一样是志愿者文化：震后头三个月，大约 120 万志愿者从全日本涌到神户，1995 年因此被叫做日本的”志愿者元年”，政府把 1 月 17 日定为”防灾与志愿者日”，从那以后救灾在日本就不再默认只是政府的事。另一样是政府响应机制的大改，自卫队的自动出动权就是这时候来的。

在这之上，防灾还是日常的”肌肉记忆”：每年 9 月 1 日”防灾日”（来自 1923 年关东大地震）全国搞演练，社区里有居民自己组织的”自主防灾组织”，很多家庭常备防灾用品包。它不是一次性的口号，是刻进日历、刻进家庭习惯里的东西。

另外日本地震一来，整个社会的日常基础设施会自动切换成”救灾模式”。

先说你可能听过的：地震时不要钱的自动贩卖机（災害対応型自動販売機）。日本街上到处是自动贩卖机，其中有一类专为灾难设计——大灾一发生，运营商远程把它切成免费模式，饮料无偿放出来；2023 年的新型号更是能在地震发生时自动免费供应。

很多便利店也被指定为”灾时返家支援站”，交通瘫痪时给几百万被困在外的人（日语叫”帰宅困難者”）提供水、厕所和歇脚的地方。

所以， 看看几年来的数字： 2026 年这次熊本，7.1 级，死亡约 36人；2016 年上一次熊本，7.0 级，直接被震死的是 50 人；1995 年阪神，6.9 级，六千四百多人；2011 年东日本大地震，9.0 级，官方约一万九千八百人——但这里面 90.6% 是因海啸而死。 而且有个政府调查说明问题：听到海啸警报立刻往高处跑的人里，只有 5% 被卷走；没听警报的人里，49% 被卷走。跑和不跑，是十倍的生死差。

最后、人活下来之后，有没有被好好接住

有一个词——灾害关联死（災害関連死）。

日本官方把地震死亡分成两类。一类叫”直接死”：房子压塌、海啸卷走，是灾难当场夺走的命。另一类叫”关联死”：不是当场死的，而是在灾难之后、在避难生活里，因为身体扛不住、因为原有的病加重、因为环境太差而死。日本会专门把这一类单独统计、单独认定。

光是”专门去数它”这件事，就已经是一套成熟系统的标志。因为它承认了一件事——救人，不是把你从废墟里挖出来就结束了。你活下来之后的日子，同样是防灾的一部分。

而这组数字往往比直接死更吓人。2016 年那次熊本，直接被震死的是 50 人，关联死却有 225 人，是直接死的四倍多，占了总死亡的八成。2024 年能登半岛地震也一样，关联死超过了直接死。也就是说，在今天的日本，地震真正的杀手，已经不是那一下摇晃，而是摇晃之后的那几个星期。

关联死怎么发生的？这次熊本正在发生的事就是最好的例子。很多人怕余震、怕挤避难所，就睡在自己车里——日语叫”车中泊”。在狭窄的车里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腿上的静脉容易结成血栓，血栓跑到肺里就是”经济舱综合征”，已经出了死亡案例。再加上七月三十五度的高温，避难的老人特别容易中暑。日本的社会福祉士这两天在灾区反复喊一句话：“别忍着不上厕所，别不敢喝水。” 因为很多人为了少上厕所就不喝水，结果反而加重了血栓和中暑。

所以日本防灾最新的战场，是一些听起来特别”小”的事：避难所里的厕所干不干净、够不够用；有没有地方降温；能不能别让人睡在车里。就是这些”小事”在决定生死。

尾声：救灾后面的制度基础

而这个”更少伤亡”，说到底，其实都是按照常识行事， 但常识可以变成社会现实，因为日本是民主法治社会， 有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所以一次又一次灾难的教训，公开透明，写进了法律、写进了校舍、写进了日历，甚至写进了一台台自动贩卖机里。

进窄门，走远路， 见微光;

一诺的中文写作平台 wen.yinuoli.org

起因是我给自己找了个事：今年七月我去考日语 N3（N1 到 N5，N5 最低、N1 最高，N3 是中间），就想试着用 N3 水平的日语，讲一讲我在日本三年的感受。录完又想，我不少日本朋友也学中文、读英文，那就干脆用中文、英文各再讲一遍。

你现在读到的是中文版。文末有我用日语和英语讲的同一期视频——想听我N3水平日语的，欢迎去看。文末有链接😄

我是 2023 年来日本，那时候并没有计划长待，所以也没学日语。后来大概一年半以前，觉得在日本做的事情越来越有意思，那就学吧——也确实觉得非常难，日语真的还是一门很难的语言。

我把内容分成了上下两集：一集是让我感动、特别震惊的三个方面，一集是我觉得相对还蛮有问题、可以做得更好的三个方面。这是上篇

• 中文版（完整视频）：

一、儿童友好的城市环境：安全，以及安全背后的自主性

大家一想到日本，可能想到寿司、神社，好吃好玩。但我当时来日本最震惊、到现在也非常震惊的，其实是对孩子来讲一个安全的环境。

我刚到日本，的时候三个孩子是 9 岁、11 岁和 13 岁。因为那时对日本完全不了解，也没打算常待，就住在一个朋友的公寓里。当时查那个地方到孩子们临时会去的学校大概 45 分钟。

周一开学。周日我们去探路一遍，坐电车（就是地铁）从房子到学校走了一遍。周一早上问他们，要不要我还是跟你们一起去？他们毕竟也都是第一次在日本上学，都很紧张，说妈妈你还是来吧。我就陪他们去了。

结果一上车就发现，车上有好多小孩，都是一个人，没有一个是妈妈带着的。我们去探路到时候因为是周日，没这么多上学的孩子。中间要转车，之后开始上来一些穿着他们学校校服的人——很多个子比他们还矮。孩子们这时候就都“站”不住了，跟我说，妈妈你下去吧。我就这样被半路轰下来了。

当然很快，你就会发现，早晨起来，下午放学的时候，电车上、公共汽车上、路上、全都是一个人上学的孩子。最小的可能只有五六岁。我小时候也是这样的， 但后来在很多地方生活过、也去过很多地方，现在还能做到这样的大城市，我觉得世界范围内屈指可数。而日本全境基本都是这样的，非常安全。

路上随处可见的独自出门的小孩子

2026年7月某个早上的实拍小视频

但我觉得它更大的意义，不在于只是安全——安全当然已经非常厉害了——更重要的，从教育的角度，是孩子在这个过程中的一种自主性：我想去哪儿，我就拿着我的地铁票去了，不用等妈妈有空开车送我；我跟朋友约好了出去玩就去了（当然要跟我们说一声，但从来不用”等妈妈有空”）。孩子的这种自主感，其实是无价的。

教育里有一个概念：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要远远大于”这个人的老师说了什么”。老师说你们要自主，如果周围谁都不自主，孩子也做不到；反过来，老师就算不说，孩子从小就看到”比我大一点的孩子可以自己背包去上学”，那我也可以——每个人都会这样。可以对比一下美国，美国叫 land of the free、自由之国，

但除了几个大城市，美国的公共交通都很糟糕，周末， 或者平时如果孩子们想约一个“PLAT DATE” 没有家长开车， 是不可能的。孩子自由受限，司机（也就是家长）也基本上要搭进去。

在美国的时候，我一个人送孩子们上学、回来、再去送踢足球训练、比赛。有一天我坐在车里，算了一下我在车里的时间， 一天就有8个小时。是一份全职工作了！

这让我想起我对谈过的一位社会学家Arlie Hochschild。她有两本书翻成了中文：第一本《The Second Shift》，中文叫《职场妈妈不下班》；第二本《The Time Bind》，中文叫《时间困境》。《第二班》第一版我记得是 1989 年，那时她自己是伯克利的一位女教授。她讲整个职场是为”一个家里有老婆的男性”设计的：女性不仅要上第一班（first shift）去上班，回家还有一个第二班（second shift）——在家里也是一份工作，而这份工作是没有报酬的。三十多年后她再版这本书时说，其实挺伤心的——回去看当年写的东西并没有过时，改变非常非常慢。《时间困境》里她也提到，在职场工作的女性、尤其是当妈妈的，她们的时间是被隔成一块一块的，灵活性非常低。她起了一个词叫 Time Poverty——时间贫困：我的贫困不是来自没有钱，而是我的时间被拿走了。

这真的非常常见。就像我自己当妈妈、同时又在工作、做工作坊、写书的时候——幸亏我的工作比较有灵活性，我还可以；但我一天困在车里，接送孩子、买菜，这些加起来的八小时，相当于另一份全职工作，只是没报酬。从这个角度讲，日本因为安全、很好的公共交通和公共服务，给妈妈省下了大量时间。我在日本就是这种突然富有起来的感觉：早上7点多孩子出门之后，到孩子自己放学回家的4点多， 中间所有的时间都是我的了！ 可以写书了，做研究、做事情，我的《笑得出来的养育》就是在2024年这样写成的。

但这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对大部分日本女性来说，省下来的时间又恰恰投进了那个第二班——无偿的家务和育儿。所以有了时间，也不一定就自由。这个话题挺复杂的，下一集讲女性困境的时候我会再细说。（另外，跟 Hochschild 的对谈是英文的、有中文字幕，在我的 YouTube 频道能看到，诺言社区里也能看到。）

二、历史的保留：世界第一

第二条是关于历史。中国人可能都会觉得，日本都是学中国的，中国历史那么长，日本也都是从遣唐使开始学中国的。但我到日本之后才发现：日本的历史可能和中国比不是那么长，但日本对历史的保留，我觉得是世界第一的。

不管是对建筑物的保留，还是对典籍的保留，我觉得都是整个东亚文明里做得最好的，让我非常惊叹。比如佛教里的东大寺——很多唐代的建筑，只有在日本能找到。不仅当时建得很用心，后来这些年的修缮保护也是世界一流的。

典籍也是。比方说我写到过的增上寺，有大量典籍和规模很大的藏经阁。2025 年他们有一批佛经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当时有一个展览，我就去看了：一千年以前从浙江湖州印出来的典籍，还有一批也是从中国印的、经由韩国到日本的，一千年前的东西就放在那儿，你就可以看。可惜不能照相。但站在千年前的纸张前面， 给人感觉是非常震撼的。各种美术馆里的书画展也非常非常多，喜欢的人就会知道。

另外，日本的寺院神社在城市乡村也比比皆是。寺院里一般都有墓地，中国人可能觉得墓地比较晦气，比如买房不想在墓园旁边——但在日本，墓地是一个非常崇高的地方，完全不影响房地产价格，祖先在那儿是件大好事。所以你会看到大量名人的墓。比如离我家不远的善福寺，里面就有福泽谕吉的墓——福泽谕吉相当于日本版的梁启超，他的墓就在那，每个人都可以进去看，也不用票。很多我们知道的有名的日本作家的墓都能找到，还有专门带你去看这些墓的导览。你就能站在这些历史人物面前，那种感觉。我推荐过的马国川老师的日本三部曲：《国家的启蒙》《国家的歧路》《国家的重生》。《启蒙》里就讲了很多他刚来日本时，在各个地方看这些墓园都留得非常好。包括去大学里，日本的大学基本上都有他们创始人当年的故事、留下的石碑和墓，都在那儿，非常普遍、保留得非常好，也很”现代”——意思是它保留的技术，和现代的建筑、现代校园无缝地融合在一起，无处不在。

不仅如此，日本有无数的“祭”（matsuri，中文写成”祭”那个字），就是各种节日。这种节日在大城市小城市都非常多，基本每个月都有，夏天特别多。会有市集，matsuri 的时候大家穿上那个叫”法被”的衣服，抬着神轿，喊着号子，还有传统乐器，打太鼓——我也是从去年开始打太鼓，你还可以参加发表会。历史不只在书本里、不只在叙事里，它就在你的生活里，处处可见。而且这些活动，不是说你得是什么文艺团体才能参加，市民都可以参加，哪怕是外国人也可以报名。历史不是一种很抽象的、必须在殿堂里、博物馆里的东西。当然博物馆也很多，但是在日常生活里，历史也是随处可见，可以感的。

三、市民社会：最好的东西是公共的

美国的公共设施也很多，但一般说某个地方是 public 的，有某种默认家它不是最好的；好的肯定是 private 的、私人的。在新加坡、香港就更是这样了，各种各样的 club，你花钱进到某个 club 里。

而在日本，最好的、最大的 facility 都是 public 的，这点我觉得很了不起。各个地方的市民中心、区域里的运动中心，都是最好的。也有很多 private GYM，但都很小，因为地方不大，基本都在租在楼房里。我们所在区域的那个公共运动中心，有八层楼高，里面有羽毛球场、篮球场、跑道，还有一层是游泳池，设施一流，用的是最棒的木材，设计也非常好。旁边就连着他们的公立小学，学生（比如我孩子在这个城市上学）进去，高中生以下都是一次 100 日元，相当于 4 块钱人民币；大人像我去也是 500 日元，也就二十来块钱人民币。不是区居民的费用800日元，都可以进。当然如果用打球场地你要去预约、去抽签，网上操作，——但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公共的不就该这样吗。

而且不仅这些，还有各种会议室，场地居民可以借，包括演出的场地、大礼堂都可以借。那种大礼堂租下来一天可能才一万日元，相当于几百块人民币。上次我们去开会，借了一个区里专门的会议室做20个人的活动——市民中心都可以租——一天从上午到下午租下来是 1600 日元。

不仅市民设施好，市民参与的渠道也很多、很日常。每年城市的预算，花了多少钱、收了多少钱，会寄到每个人家里，都看得到；地铁里的墙上也常能看到各种面向市民的说明会、听证会的通知，谁都可以去，也可以线上参加。参与社会，不只是投票的那一天，平时就能表达意见、参与进去——这在这里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另外一个，就是政府给出去的补助，也非常大方。我记得刚来日本时，因为带着三个孩子，很快就收到信，说要给你发钱，因为你有孩子。我当时想，我是个外国人，在这儿也没有收入，怎么会呢？就是每个人都有的。包括孩子——只要是 18 岁以下的孩子，在东京都所有医疗都是免费的，一分钱也不用出，包括外国人的孩子（当然前提是有合法的长期签证）。大人像我，好像是付 30%，根据保险内容不一样，但整体质量很好、也很便宜。如果是家里有重病、有特殊情况的——我们有些诺友，孩子有这种特殊的疾病，得到的福利就更多了。当然这是很不幸的事，但至少社会在这个层面的保底和服务，非常非常到位。

还有你会经常收到政府的“道歉信”。对不起，我们最近物价又升高了，让你的生活困难了——就给你发钱，给你家里的孩子，孩子越小发得越多，因为你需要支付的多。如果是小宝宝，我知道像我们有诺友家里刚生了孩子，就会发各种券去买奶粉、买尿布，基本上不用花钱，让你免费用（当然你可以选什么牌子、在什么店）。

所以从公共信息的公开，到公共设施齐全，到这种市民服务——这个叫公民福利、或者居民福利——这方面的安排非常严密、严谨，又非常细致到位。这是让我非常震惊的第三个。

下集预告

这次先讲这三个。下一集我会讲三个我觉得还是蛮有问题的地方，以及背后一些原因的思考：

第一个，过度竞争的教育——虽然整体环境很好，但你要想去好的大学，这里面的竞争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很难，有些甚至是病态的，我以前也写文章批评过。

第二个，害怕失败的文化——这在日本人里非常普遍，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日本人的英语这么多年都很差，因为学外语你就会失败。（我动心思录个日文视频，其实就是逼自己在失败中成长一下：）但我也想讲：这并不是日本文化里真正固有的东西。看历史，明治维新那批人，我觉得非常有现代性，所以这不是日本的传统，而是时代和环境造就的，加上很大的 peer pressure、必须跟别人一样。

第三个，日本女性地位低下的问题——中国人都知道上野千鹤子老师，她写书并不是在批评中国，而是在说日本。日本其实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以父权为主的社会，男女平等的排名一直到现在都很低（148 个国家里排到 118 左右）。这么多年讲下来，好像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我们也会聊一聊为什么，以及我的一些想法。

日语版、英语版在这：

日本語版：欢迎发给你会日语的朋友检验一下初学者的日语 ：）

• 📺 English version《3 years in Japan: Three Things That Surprised Me (1/2)》：

进窄门， 走远路， 发微光

一诺的中文写作平台: wen.yinuoli.org

嗯，今天刚拍的，8公斤

说正事， 上面这张照片， 因为诺言里带大家练上肢力量。引体向上营早结束了，但是， 你们的上肢还在练吗？ （我…..最近没有练，这张是摆拍）

最近文章和视频高产， 因为我这个月，没孩子，有（给我送包子的）（小）老婆。

但是你们瞧，这缝缝里挤出来的生产力，都可以手搓原子弹！

要是我也是个有固定能干的老婆， 那早就解放全人类了！

好吧，借这滔天的气概，讲讲吵架。

上一篇，我讲了思维这个”利器”，讲了我为什么把它叫”思维的脊柱”。有人问：思维清楚，到底有什么用？今天我想给一个特别实际的答案——它能帮你吵赢架。

因为吵架这件事，表面上是在吵，实际上是两种思维在对决。 吵架的本质，不是把对方压住，不是你死我活。是把这件事想清楚，“吵”清楚。这才叫赢。

视频全攻略在此：

还附赠一诺帮你吵架神器，已被很多人亲测有效。链接在这里
「思维的利器」
👉 https://righthere.co/tools/siwei-liqi
「吵架神器」
👉https://righthere.co/bangnichao

如果吵赢爹味的爹

雪博女儿八九岁，周末去打了一场乒乓球赛，打得不错，但没拿冠军，拿了亚军。回来以后很不开心，哭了。

这时候爹味爹说了一句话：自尊是建立在努力的基础上的。如果你没努力、没赢，你就没有资格哭。

这句话是不是听上去挺义正词严，可你又觉得哪里不对？

雪博来问我：这个我该怎么怼回去？

我说，这句话看着只有二十几个字，其实藏了四个坑。

它先把”自尊”这个词偷偷换了意思；又凭空断定孩子”不努力”；再从”自尊要靠努力”推出”不努力就没资格哭”；最后用”没资格”三个字，去羞辱一个正在难过的孩子，否定她哭的正当性。

看出来了吗？这四个坑，正好对应着四样东西。这也是我要讲的框架。

吵架的四层脊柱：前提、事实、逻辑、情绪

任何一次吵架——其实叫 debate 更准确，debate 是个中性词，是我们在做思想的交互——里面都有四个层次。这是我总结出来、在工作坊里反复讲的。

第一层是前提。 有没有一个没说出来的前提？你默认的前提，我可能根本不知道；或者你默认的前提，在我这儿根本不成立。

第二层是事实。 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对事实不对， 不全那起点就有问题。

第三层是逻辑。 有了事实，是不是就能推出这个结论？从事实到结论之间，是要有逻辑的。上一篇里我讲的那一堆逻辑谬误、思维陷阱，全在这一层。

第四层是情绪。 这是最常被忽视的一层。情绪在任何一场 debate、任何一次日常吵架里，都是一个无处不在、能量极高的存在。

中间这两层——事实和逻辑——是比较显性的，至少用思维能看到。同样的事实、同样的逻辑，就该得出同样的结论。如果得不出，要么是你俩的事实对不上（比如 cherry picking、幸存者偏差，只挑了一部分），要么是逻辑上出了问题（比如都同意”这里有个煤矿，也有只黑猫”，就推出”猫是被矿染黑的”）。

而另外两层——没说出来的前提，和情绪——是隐性的。这两层要是看不见，架就很难吵清楚。

下面我们一层一层来。

第一层：那个没说出来的前提

回到乒乓球。”孩子不努力，所以没有自尊”——这句话的前提是：自尊要靠努力来挣。

那我们先问一句：我自尊的前提，真的是努力吗？我这件事没努力，就不配有自尊吗？

这显然不对。

打个比方，我今天什么都没干，就在家躺着休息。这时候有人跟我说：”你看你躺床上，你根本不配活在这世上。”——这句话有道理吗？

所以把”努力”变成”自尊的前提”，这个前提本身就是错的。前提我都不能同意，后面的推论我当然也不用同意。

但更值得讲的，是那些没说出来的前提。

很多朋友在我们频道看过我跟秦晖老师的对谈。他讲过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大意是：一个问题、一个论证，是长在一整套前提上的。前提变了，同样的论证可能就不成立了。

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假设有一份研究讲减肥：多吃蛋白质、少吃碳水、经常运动，就能瘦下来。事实是对的，逻辑是对的，结论看着也很正常。

可如果把这份研究拿去指导一个吃不饱饭的地方呢？

那它就成了一个伪问题。因为”多吃蛋白质、少吃碳水”的前提是：你两样都能吃到、都吃得起、你有牙、肚子里没有虫子——是一长串前提。这些前提不在了，这篇完美的文章就没有意义了。

秦老师举过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西方世界有人反对高福利，中国就也反对高福利。但西方反对的重要前提是因为首先真有福利。 你这里啥都没有，也高喊反对，把人基本都一点点权利也剥夺走。这就是“福利”这个词的问题误置。

所以前提这件事， 往小了说，是爸爸对孩子的那句”没努力就不配有自尊”。往大了说，是我们理解历史、理解一个社会制度、看一份科学研究成果时，底下藏着的那些前提。都是同一件事。

第二层：事实，先别急着争对错

到了事实这一层，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框架。

第一，你说的这个是真的吗？ 回到雪博女儿：她输球了，这是真的吗？是真的。但这只是第一步。有时候连”真的”都不一定——万一是裁判吹错了哨呢？

第二，就算是真的，是在什么程度上真？ 她是拿了最后一名，还是差 0.1 分没拿到冠军的亚军？这完全不一样。不能因为”只要输了”就一概而论。

第三，它是不是全面的事实？ 就算这次真输了，是不是每一次都输？你说她”不努力”，是不是每一次都不努力？也许人家十次里有九次很努力，只有这次没使上劲，原因还各种各样。

所以事实这一层，至少可以做三重检验：真不真、到什么程度、全不全面。

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从上一篇讲的三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底层长出来的。形式逻辑的根，就扎在事实这一层。

第三层：逻辑，从事实到结论那一跳

有了事实，是不是就能推出结论？这中间那一跳，最容易出坑。

再讲一个诺友的真实例子。

她自己在家带两个孩子、在家上学，以前也办过一所学校，后来因为各种困难关掉了。结果有人来指责她：”你别这么自私，只管自己两个孩子。你这么有能力，应该格局大一点，把学校重新办起来，让更多孩子受益。”

我们用刚才的方法过一遍。

事实层面——都对。她现在确实没办学校，以前确实办过，现在确实只在照顾自己两个孩子。

那根据这些事实，能不能推出”你不给别人的孩子办学校，你就是自私、就是格局小”？

不能。

首先，照顾好自己的孩子，怎么就叫自私？我对自己孩子的教育负责，我是个负责任的父母。而且所有所谓的大格局，都是从做好身边的事开始的。我连自己孩子都照顾不好，才没资格去做别的。

其次，这里还埋了一个假的二选一：好像我要证明自己不自私，就必须去办学校。可办学校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先得有能办的环境，再得有资金、有管理、有懂教育的人、有各种投入。它不是”我有格局就能做”的事。

在”办学校”和”自私”这两个虚假的选项之间，明明还有第三条、第四条路。这个道德绑架，本身就不成立。

这一层的坑特别多。上一篇讲的那 26 个思维陷阱，几乎都出在这里——比如偷换概念：同一个”自由”，你说的和我说的根本不是一个意思。

还有一件很关键的事：很多时候，我们不要急着陷进争论。

因为你一旦开始争，就已经默认了”这是一件可以争的事”。可很多时候，那个被当成事实摆出来的东西，本身就是假的。

就像指鹿为马。赵高说这是马，你要做的不是跟他争”这到底是不是马”，而是先看清：现在到底在发生什么。事实上它当然不是马——但还有一个更底层的事实是，你其实是在被逼着做一场服从性训练。

看穿这一点，靠的正是前面那三层：前提、事实、逻辑。先别吵，先回到底层，看清这里藏着哪些陷阱。看清了，这句话也就拆开了。

第四层：情绪，是在打动你，还是在操纵你

第四层可能是最难的。

事实和逻辑再难，通过训练总还是能拆的。可情绪不一样。它不仅无处不在，而且不一定是错的——有时候情绪反而最有说服力。对什么都无动于衷的人，本身也有问题。

所以关键的问题是：这个情绪，是在帮你看见事实，还是在替你把判断做了、让你别再想？

有几招特别常见。

诉诸恐惧。“人家都这么做，你不做孩子就完了。”——大家都在上补习班、上奥数，你不学就完了。这是不讲理由的吓唬。

诉诸众人。“这么多人都买了，你还能错吗？”——可这些人买的也许全都不对。

人身攻击。“你自己都没成功，凭什么说我？”——他表面在谈这句话对不对，潜台词其实是：你配不配说这句话。

道德绑架。 这个在家里特别常见。”你要是孝顺，就该怎样怎样。”——把一个本来可以商量的具体要求，绑到你的人品上。再比如：”你不给孩子报这个班，你就是耽误他。”我们之所以被击中，不是因为道理说服了我，而是”耽误”这两个字带来的愧疚——你别想了，赶紧掏钱吧。

诉诸权威。“专家都说了，你还不信？”——权威可能是个线索，但不是确定性的证据。尤其他要是跨了行，或者屁股决定脑袋。一个头衔，并不能证明他说的所有道理都对。我们要听的是他的理由，不是他的名头。

要破这一层，就得把情绪和事实分开。回到前提、事实、逻辑，再来决定。

再讲一个例子。阿嬷的情书那个电影， 作为小人物的情感，它当然很打动人。但你要是看它所处的那个历史时代，就会发现它非常仔细地挑选了能讲的东西。

那个年代的南洋华侨，在文革期间其实受过很多迫害——这些都消失了，没有讲。它讲的这些人如何勤劳、如何过得苦，都是对的；但也很巧妙地回避了当时因政治运动带来的那些大灾难。

我当时看到一篇文章，把这些没讲的事说了出来。底下大部分评论是这样的：”你不是我们潮汕人，你不知道我们当时有多苦。”

这就跟”你不是我们中国人，不知道我们在战争里经历了什么”是一回事。

这些感受是真的吗？是真的，是真实的情绪。可这些情绪，不该成为我们回避全面理解那个时代的理由。

“因为我有巨大的情绪，而且你不是我们这类人，所以你不能理解，因此你没资格来讨论那个时代的全貌”——这个成立吗？显然不成立。每个人都可以去看史料，每个人都可以对那个时代有自己的看法。这也是吵架里非常常见的一种谬误。

回到那个哭的小女孩

回到开头那个输了乒乓球、正在哭的小女孩。

我做工作坊、做诺言这些年，积累了大量真实的语料——诺友的提问、我写的文章和书。感谢 AI 时代，我们把这些语料，加上今天讲的这个四层框架，做成了一个小工具。你把一句”觉得不对、又不知道怎么怼”的话放进去，它会用前提、事实、逻辑、情绪这四层帮你拆，还会告诉你怎么回。链接在上面。

拿雪博女儿这句话试了一下，它是这么拆的——

前提上，它把”自尊”偷偷换成了”努力挣来的、有条件的认可”；可真正的自尊恰恰是无条件的，孩子的价值不需要靠表现去配得上。它还藏了第二个前提：哭是要资格的；可哭是情绪的自然流露，不是一项需要审批的特权。

事实上，一个输了球的孩子在难过，这是真的；但”她不努力”是爸爸凭空断言的，不是观察到的——他没在场、没问过，就给一个正在哭的孩子定了”不努力”的罪。而输球根本不等于不努力，再努力的人也会输。

逻辑上，从”自尊建立在努力之上”推到”不努力就没资格哭”，中间塌了好几处：就算自尊部分来自努力，也推不出”哭需要资格”，更推不出”她不努力”。这是假二选一加因果错置。

情绪上，”没资格哭”是最伤人的一句。它用羞耻去惩罚一个正在难过的孩子，剥夺她情绪的正当性。这句话真正的功能，是把”我作为爸爸不想去安慰这个哭的孩子”，包装成一条听起来很硬、很占道德制高点的原则。

至于怎么回，工具给了几个版本。我最喜欢那句一句话的：

自尊要是得靠努力去挣，那就不叫自尊，叫绩效奖金。孩子的价值，不需要她去配得上。

还有戳穿版：谁告诉你她没努力？你又不在场、又没问过，就给一个哭着的孩子定了”不努力”的罪，再拿这个罪去剥夺她哭的权利。你这不是在谈自尊，是在给”我懒得安慰她”找一个道德制高点的借口。她现在要的不是资格审查，是有人蹲下来说一句：输了球，肯定很难受吧。

你也可以输进去你听到的觉得不对，又不知道该怎么回的话。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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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其实是接住孩子

工具很好用，你们可以自己试。但我后来又想了想——怼爸爸只是一部分，这件事里最重要的，是接住那个孩子。

这里有两支箭。这是我在工作坊里讲的一个概念，佛陀的两支箭（下一期我也会专门讲）。意思很简单：你被射中一箭，肯定疼、肯定受伤，这躲不掉。但真正的痛苦，往往来自第二支箭——你自己不停地想、不停地往里扎，越扎越难受。所谓修行、所谓智慧，就是别再射第二支箭。第一支我承认，它疼，我把它拔出来、让它愈合就好。

放到这个孩子身上：输球，是第一支箭，真疼，躲不掉；而”你不配哭”，是第二支箭，是羞辱。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别让第二支扎进去。

先把哭的资格还给她。别在她正疼的时候讲道理。顺序很重要：第一步是抱孩子，第二步才是陪她；道理可以放到很久以后再讲，甚至不讲。

你可以蹲下来，抱住她，说：”输了是不是特别难受？妈妈特别理解。来抱一下，想哭就哭，哭出来没关系。难过的时候你会哭，是因为你在乎——在乎从来不是错。爸爸刚才那句话，妈妈不同意。哭是不需要批准的，你难受，就有资格哭，这是每个人都有的资格。而且你今天敢上场、能拼到最后，这件事本身就很棒。输赢决定不了你是谁。妈妈爱你，跟你赢不赢一点关系都没有。”

有几件事，这时候不要做：

不要说”别哭了，这有什么好哭的”——那等于把第二支箭再补一刀。

不要急着复盘：”你看你就是练得不够，这个球该那么打”——那是把爸爸的话换了个说法重讲一遍。

也不要马上出主意、帮她解决问题。这个时候，孩子需要的不是方案，是知道有人站在她这一边。

至于努力、下次怎么练，可以讲，但要等她平静下来，换个口气：不是”你不努力”，而是”下次我们要不要一起练一练？”——努力是一个邀请，不是一个惩罚。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爸爸妈妈这种时候，夹在中间最难受的是孩子。所以不必当面跟爸爸吵，但可以平静地、当着孩子的面，给出那个相反的声音，让她知道：家里有一个人，是无条件站在她这边的。

这，比赢重要，也比赢过爸爸重要。

最后

所以你看，吵架这件事，说到底不是为了压住谁。是借着一次交锋，把前提、事实、逻辑、情绪一层层看清楚，看到我们到底在争什么，再更有效地交流。

对世界，可以温柔一点；对思维，不妨锋利一点。

进窄门， 走长路，见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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